Question

王守仁和荀子各属怎样的世界观?各自的哲学观点是什么?合理性与局限性

Answer 1

哲学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贡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本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博学才能“知行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思想简介
王守仁为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集大成者。其学深受南宋陆学和禅学的影响，但比陆学精致完整和广泛得多。王守仁之学，经历了“学凡三变”的历程。黄宗羲曰：“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制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始得其门”即所谓“龙场悟道”，此为王守仁心学诞生之时。“心即理”为王氏心学之理论基础，也是其宇宙观。他服膺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以为简易直接，有以接孟子之传。并且发展了陆之命题，完全否认了待“明”之“理”的客体，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的命题。认为孝、弟、恻隐之心为人所固有，不假外求。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致吾心良知之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皆得其理”，从而以一元论的“良知”说代替了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论。王守仁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此“心”不仅为人身主宰，甚且主宰着天地、鬼神、万物，“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同上）。“吾心”不仅化生天地万物，即便六经学术，亦在“吾心”之中，“六经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同上）。关于知行关系，王守仁抛弃了宋儒“知先行后”的传统看法，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不可能分开。他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认为人如果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之弊。他称“知行合一”不是凿空杜撰，说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人只是由于被私欲隔断而不知而已。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凡谓之行者，只是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是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做得学问思辨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答友人问》）。既然“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所以他主张“知行合一并进”，认为学、问、思、辨、行五者，“合其事而言一而已”。关于认识方法，王守仁的核心思想为“致良知”或曰“致知格物”。他称此为“学问大头脑”、“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此命题实际是将《大学》之“致知”与《孟子》之“良知”观点结合起来。但他认为“格”不应以“至”字训，而当作“正”字解。所谓“格物”，非格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即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格物”的目的在于“致良知”，他将孟子“良知”的观点大加发挥，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它“生天生地”，是“与物无对”的宇宙根源，“人若复得它完完全全，无少亏欠”，便完成了对宇宙的认识。认为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他认为良知即是天理，“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推而衍之，便为孝、弟、忠、信、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由哲学到伦理学的逻辑论证，树立了封建道德的绝对权威。他举例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习录》）他认为“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而且“人人之所同具”，故“致良知”具有普遍的意义。关于“致知格物”之法，王守仁概括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门四句教。王守仁也承袭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传统命题，而将其方法概括为两种：一为静的功夫，即无事时存养，防人欲于未萌之先，静处体悟，以存天理（致知）；二为动的功夫，即有事时省察，克人欲于方萌之际，事上磨炼，以灭人欲（格物）。王守仁自称其“致良知”为“孔门正眼法藏”，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二卷》）
王守仁在许多重要观点上都与朱熹对立。朱熹将《大学》一书分为经传,并补写格物致知传;王守仁则认为原无经传可分，更无经传可补。朱熹重视“格物致知”，把它置于“诚意”之先；王守仁则认为格致本于诚意，以诚意为主。朱熹将心与理析而为二，把知与行分离开来；王守仁则主张心与理一，知与行合。朱熹以格物为穷理，注重外界一事一物之理，要求对经典的一字一句细心理会；王守仁则认为朱熹这种方法是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他以格物为正心，要求发挥良知的作用，以良知为评判事理的标准和解释经典的根据。他们虽然都反对佛老的虚玄和管商的功利，但王守仁认为朱熹的思想琐屑支离，不足以驳倒佛老管商。王守仁的思想与陆九渊?接近。他们都在根本观点上强调心与理一，在方法上要求简易直截，但王守仁的思想并非直接继承于陆九渊。他的格物致知说、知行合一说和致良知说，不但与朱熹的思想相对立，也与陆九渊的学说不同。王守仁接受了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完成了一个心学体系。他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外无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王守仁认为,心的“灵明”便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如果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低？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它吉凶？万事万物皆是如此。因此，没有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离开天地万物，也就没有我的灵明。王守仁认为物就是事，譬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事君，事君便是一物。因此，物不在心外。他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却混淆了主体同客体、意识和存在的界限，取消了二者的对立，进而颠倒了二者的关系。
王守仁所谓良知，实际上是主观的道德意识，它既是是非标准，又是善恶标准，即真理和道德标准。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种是非善恶之心人人皆有，圣愚皆同，本来圆满，原无欠缺，不须假借。圣人不会多一些，常人不会少一些，因此，人人都可成为圣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故不必求之于圣人，亦不必求之于典籍，“良知便是你自家的准则，便是你的明师”。一切是非善恶，良知自会知道。它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如果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王守仁的良知说，虽是一种先验论，但它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观上具有动摇儒家权威的作用。
王守仁又提出良知无善无恶的思想，认为良知是超出善恶之上的绝对至善，是超出是非之上的绝对真理。善与恶对,是与非对,这都是相对的,但良知是绝对的,因此他称之为“至善”或“无善无恶”。他晚年提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作为立言宗旨，表现了王守仁思想的内在矛盾，引起了王门后学的争论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