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中国的古史分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什么问题

Answer 1

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三个阶段或时期。即以30年代为第一阶段，讨论的焦点是围绕中国社会史论战，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的问题。这时的进步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王渔村（王亚南）、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纷纷发表论著，论证中国历史曾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国民党右派陶希圣、梅思平等，托派李季、王昌宜、胡秋原等也发表论著，提出“永恒封建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论点，否定奴隶社会历史阶段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歪曲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从而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30年代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进步史学家不但有力地批驳了陶希圣之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也有不足之处，正如郭沫若所说的“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这就是说在第一阶段讨论中，进步史学家们在理论和资料运用方面都有严重缺点，所取得的成就政治性大于学术性。另外，就学术性而言，在进步史学家中，对奴隶社会的上限和下限也有不同的认识，如郭沫若的殷商原始社会末期说，吕振羽等人就坚决反对。
　　40年代，是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讨论焦点是具体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上限和下限问题。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学者都发表了宏篇巨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在理论上摆脱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公式化倾向，在资料上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订工作，克服了忽视史料辨伪与不重视时代性的缺点。在第二阶段的讨论中，除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第一阶段基础上继续深入讨论外，还讨论了商代社会性质、西周社会性质、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在这一时期，郭沫若放弃了殷商原始社会末期说，承认殷商是奴隶社会。对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间问题，则由西周与东周之交说，改为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变革时期，这一变革到秦末农民大起义才完成，这就是说郭沫若从原先的东周封建论，转变为西汉封建论。在这一时期，当郭沫若放弃殷商是原始社会末期说的同时，侯外庐和尹达却进一步论证了殷商是原始社会末期说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者，则建立了其学说体系，这些都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争鸣之激烈，都是前两个阶段所不能比拟的。
　　关于理论方面的争论，除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原始社会说、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封建社会说、特殊经济形态说、特殊阶段、混合阶段说相互争鸣外，还有对奴隶制的不同形态与古代东方社会特点的讨论，关于区分奴隶制与封建制标准的讨论，封建社会形成的条件和途径的讨论，如“日尔曼道路”，“中国封建早熟论”，原始社会解体后，既可向奴隶社会发展，也可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双轨论”等问题都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关于社会性质不同学说的讨论。在第三阶段中形成了“三论五说”的八种不同意见。所谓“三论”，即在第二阶段形成的，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以及以郭沫若、吴大琨、白寿彝、林甘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发表后，改主战国封建说）；还有以尚钺、王仲荦、日知（林志纯）、何兹全为代表的魏恶封建论。以上三论，就是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所形成的三大主要学派。此外还有五说，即以李亚农、唐兰、祝瑞开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以黄子通、夏甄陶、金景芳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以侯外庐、赵yáng＠①元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以周谷城、郑昌淦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以梁作干为代表的东晋封建说。此五说的前三说，即春秋说、秦统一说、西汉说，与战国封建论相接近；后二说，即东汉说、东晋说，与魏晋封建论有相似之处，但他们都各执己见参加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必须说明，在“三论”中，魏晋封建论由于与前苏联史学界有相同的认识，也由于王昌宜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而被认为是苏修观点、托派观点而受到压抑。
　　《综述》中还扼要地介绍了“三论五说”的主要论点，并对“三论五说”各自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论。由于这些内容早为学术界所熟知，也由于其篇幅过大，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第三阶段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其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前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