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是怎么反目成仇的?
鲁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后,家政大权便握在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然而,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
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鲁迅日记里出现与二弟的反目,是1923年7月。14日夜,鲁迅开始一个人在自己的屋子里吃饭,不再跟周作人们在一起用餐。鲁迅是这样记载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很大的矛盾,在鲁迅的日记里,好像十分平淡和平常。
19日上午,鲁迅收到周作人的信,两个人的关系彻底破裂,亲兄弟二人从此公开反目。鲁迅接到信,就开始整理书籍和行李,重新看房子,搬出了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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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太信子,许多写周作人的文章都会捎带零星地涉及一些她的行迹,其中有赞有弹,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同意,即,她对周作人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影响非同小可。
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两件大事,羽太信子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周作人与乃兄鲁迅的决裂,二是周作人“七七事变”后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后落水出任伪职。
周建人似乎对这个日本嫂嫂颇有微词。他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增田涉说:‘他(指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里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在周建人看来,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惯于挥霍,可以说“挥金如土”。“周作人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鲁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那天下午他去八道湾取东西,与弟弟和弟媳发生的一场冲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等语。根据鲁迅这个记载判断,这个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当泼悍的。
对这一性格特点,周建人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
周建人说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这兄弟俩的意见倒也一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羽太信子
1923年周作人给鲁迅的断交信:“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信写得平和,一如周作人本人,但字里行间,决裂的坚定,跃于纸上。就这样,两兄弟失和。信中的“过去的事不必再说”,是什么事,一些有关或略知的人都语焉不详。后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作了解释,“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是不是这样,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