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交策略是如何演变的,最新的外交理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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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一些外交新理念、新论断和新观点。这些新理念、新论断适应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赋予中国外交更加丰富的内容,体现出中国外交政策与时俱进。这些新理念、新观点主要包括:
1、中国“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增加了“共赢”原则。共赢就是双方都要从合作中获得利益。中国主张的共赢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共赢,还体现在政治、安全、文化方面的合作共赢。
2、与发达国家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十八大报告论述到中国将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指中国与既成大国特别是美国建立起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3、“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共同利益。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4、“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制订和价值体系的重构,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着有利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5、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形式和资源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以信息、文化为主导的公共外交日益受到重视,以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外交开始走上外交舞台。这些新的外交形式和资源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了中国国家形象,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新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重视增强“软实力”,构建多元立体外交策略的新思路。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3、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战争与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而将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转向打战上,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准备,全国都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不仅使经济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影响了外交工作。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定为外交工作基本方针,“过火”的行动带来了外交工作严重的损失,孤立了自己,影响了国家关系。
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外交政策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理论表述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实行了“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及一切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霸,而其中对美国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与打击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与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使中国愎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于1952年在他的论文“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首次提出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概念写入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但在这里所指的第三世界与索维和国际社会所指的基本内涵相同。而第一,第二世界与前却本质上不同,这个变化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概括,也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据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友关系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专门就第三世界概念的含义和特征作了阐述。此后,第三世界概念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文件及媒体宣
1、中国“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增加了“共赢”原则。共赢就是双方都要从合作中获得利益。中国主张的共赢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共赢,还体现在政治、安全、文化方面的合作共赢。
2、与发达国家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十八大报告论述到中国将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指中国与既成大国特别是美国建立起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3、“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共同利益。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4、“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制订和价值体系的重构,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着有利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5、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形式和资源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以信息、文化为主导的公共外交日益受到重视,以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外交开始走上外交舞台。这些新的外交形式和资源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了中国国家形象,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新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重视增强“软实力”,构建多元立体外交策略的新思路。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3、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战争与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而将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转向打战上,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准备,全国都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不仅使经济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影响了外交工作。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定为外交工作基本方针,“过火”的行动带来了外交工作严重的损失,孤立了自己,影响了国家关系。
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外交政策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理论表述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实行了“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及一切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霸,而其中对美国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与打击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与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使中国愎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于1952年在他的论文“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首次提出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概念写入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但在这里所指的第三世界与索维和国际社会所指的基本内涵相同。而第一,第二世界与前却本质上不同,这个变化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概括,也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据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友关系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专门就第三世界概念的含义和特征作了阐述。此后,第三世界概念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文件及媒体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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