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治国的特点
汉武帝刘彻之前的四代汉帝，寿命都没能超过五十四岁。武帝的相对高寿和他登基时的相对年轻，确保了他的执政时间即达五十四年，为西汉在位年数之最。不管年轻时的武帝是如何地调皮怪戾，他毕竟一边做着皇帝一边成熟起来。又逢彼时人才济济尽归其所用，而文景之治又积累了大量的可支配财富，这使他有足够的必要和可能，为国家功能的最大化，立下超乎前人的非常之功。有趣的是，自从他遭遇那个功利如李斯、智略如吕尚的主父偃之后，他的几乎所有治国之术都是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收效，真可谓一个“效能皇帝”了。
1、 以藩削藩
景帝时爆发的七国之乱，一直以争议的面孔存在于人们的认知里。因晁错削藩太急以至于招致七国之反的观点甚嚣尘上。类似的争议还有明代朱允炆削藩不利而致燕王践位、清代康熙削藩而致三藩之乱。似乎有许多人都将矛头指向那位因升官迅速出言锐利而遭遇了广泛反感甚至连父亲也感觉大祸临头的晁错。因为成为这样的众矢之的，汉景帝很是顺从于乱国的威胁而做出了诛杀晁错的决定。
可很少有人去努力地思谋晁错所言的“早削早反，晚削晚反；早削害少，晚削害大”的财政含义。即便是后来人们对康熙的削藩，也认为是操之过急，不如等老迈的吴三桂寿终正寝。殊不知当时国家的岁入，有绝对数十分巨量的一部分要归于三藩。要保留如此沉重的一个财政包袱，国家建设很难有轻车疾进之利。西汉时又何尝不是呢？“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郡县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三，侯国二百四十一。” 在有汉初年的五十四郡中，三十九郡为封国封邑，东方诸王国占去绝大多数膏腴之地，王畿所在区区十五郡而已。租税中的相当比例是在王侯的采邑中而没有流进中央的府库，“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子之经费”。后人只看到了文景诸帝都是节俭非常且奉行无为而治，可能很难料想这也是他们财力不及下的无奈。
恰恰是因为晁错看到了那些强大的王国随时都会置中央王权于死地，他才提议趁诸王国羽毛未丰早些削藩以避免很快就会到来的春秋故事。正是因为他的料事机先，他也迅速地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而成为削藩策的牺牲品。
有了周亚夫的战守得当，有了梁王的奋死抗击，七国之乱很快平定。这也说明此时削藩还未必有太大的风险。可就是因为来自于晁错的争议，以力削藩之计竟长期地搁置下来。直到主父偃迎合武帝对王国骨肉们的怜爱献上他看似仁爱实则阴险的“推恩”之计。一个个跨州连郡的大国，在王子们的分割下逐步变成举足无谓的小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越来越小，汉武帝也终于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诸别的方向。
可不论王国、侯国的疆域划小到如何小的面积，其国土上的租税之利大部归于王国、侯国本身的这一事实，仍然未能达成当年晁错的拟想。有了王国正在变得逐步弱小的这个利好消息，汉武帝有把握解决这一难题。他将“献酎金助祭”、“献费”与“夺爵除国”等手法轻巧地运用着，王国里的一些租税之利也纷纷向着中央流淌而来。
2、 以蛮制蛮
到过茂陵的游人，都会为这样两座石刻所惊叹。一是“人与熊”，一是“马踏匈奴”。前者以大写意手法勾勒出弱小的汉人在与强大的熊人的搏斗中，是如何以狠劲、蛮劲、巧劲、干劲致胜的；后者则以战马踩踏下的匈奴人的无可奈何，宣布着人熊大战后出人意料的结果。两座石刻，在霍去病的墓前默默矗立了二千多年，无时不在宣示着汉武帝以蛮制蛮战术的成功。
西汉人的思维，时时限定在刘邦时的定势中。对于匈奴，诸多策论都仍然坚持，对这样一个流动性的部族，采取进取性的军事对抗是不划算的。秦朝之速亡，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在蒙恬征匈奴、筑长城、长途转运粮饷于无人之地等方面，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民力也失去了一心求安的民心。
即使是在第一时间策问董仲舒时就明确了不取“申商苏张之学”而独尊儒术的国策，汉武帝仍然有他清醒而实际的治国理性。对于匈奴，他看到的是汉军装备、战斗力、战术上的缺憾。他努力地培育着自己的骑兵供给线，积极地研制着更为锋利耐用的武器装备，并花费心思去寻找那些有着狼的迅疾、虎的凶狠、豹的果敢的横蛮之将，以此作为他将来战胜匈奴的王牌。
这样的大将他找到了，那就是养马出身的卫青，以及纯粹为了汉武帝的制匈之梦而生的霍去病。在久负盛名的飞将军李广总是运气糟到相当程度的情况下，武帝破格使用的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亲戚”，甫一出手就让他惊喜万分。且不说卫青的每次出兵都有不俗斩获，青年将军霍去病的几番出手，更是让汉武帝以及汉家江山“豁然去病”，他的那种类于匈奴又狠过匈奴的长驱万里、轻兵直进的飘忽战法，终于让汉匈之间的战线深入到大漠之中，并让曾经侵掠汉人如入无人之境的匈奴人，第一次尝到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蓄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深度耻辱。年轻气盛的霍去病，甚至在遥远的漠北，封狼居胥，禅姑衍，临翰海，把大汉的天威远播。正是在强汉的猛烈打击下，匈奴人一分为二，其中的一支远遁欧洲，并直接间接地促成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如天人、如神龙、如鬼魁、如传奇的霍去病，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十八岁为将的他在给强大的匈奴人以巨大的杀伤之后，到二十四岁便携了在人间获得的冠军侯、骠骑将军等至上功名魂归天国。就是在他长大成人后参与甚至主持的几场汉匈之战，令汉人终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配合着霍去病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誓言，后来人更为铿锵的强国之音“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才不至于成为一句虚荣的浪言。有霍去病这样有我无敌的战神在，汉武帝便只需要把自己扮作一个称职的后盾、后勤和后援，就可以眼见得河西四镇、辽东四郡等鱼贯般纳入版图便“卧而治之”了。
有了卫、霍这样照匈奴样子组建轻骑兵以蛮制蛮的盖世英雄，汉武帝也成为英雄。“汉武帝的时代是个英雄的时代。开疆拓土，平定边境。凯歌和悲歌交织，锋芒与粗砺俱现。”“他不能忍受前辈皇帝只能用一个个汉族女子以公主的身份与匈奴和亲的方式去换取北部边疆的和平。他觉得，这样的事情很屈辱，这样的和平很脆弱。他想用武力来问一问，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另外的力量。因此他开始不断地打仗，在位五十四年，差不多打了五十年。”
在这样的军事恸问中，“中国帝制的历史版图划过了中亚直至土耳其的西部，越过了朝鲜半岛至首尔的高地，穿过印度支那直逼顺化的门户。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在为‘汉人’这个名字而自豪的话，那实实在在是因为这位从公元前141年到公元前87年一直统治中国的伟大皇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略和苏拉的胜利确立了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而汉武帝的大军则在中亚、东亚和远东奠立了一个足可以与‘罗马盛世’相媲美的‘华夏盛世’。”此时的中国，领土可达1100万平方公里。
只不过，令汉武帝也十分惋惜的是，征伐之战的军事花费，以及胜利后的论功行赏支出，实在是太巨大了。以前119年的漠北战役为例：在卫青、霍去病率十万骑兵、几十万步兵远征的同时，武帝还组织了十四万匹战马随行以供换用，派了十万辎重兵转运粮草。战后清点，粮草用尽，而战马也只剩了三万匹。而恰恰是在汉武帝时，一匹良马的价格高达5000——20万五株钱，其下限相当于关中地区的半亩良田，上限则堪比关中地区的一座豪宅。文景之治积累的巨大财富，以及每年赋敛收入的四十余万万和田租收入的四千万石，甚至经不起几场一般规模的征伐。这使他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投入到为开疆拓土事业聚财的事务中。
3、 以夷治夷
张骞“凿空”西域、李广利远征大宛，以及甘英、班超出使等一个个后续故事，使世界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定义的丝绸之路渐次成为可能。这纯然是一段无心插柳、顺手推舟的佳话。谁曾料，让东西方的两个超级大城长安与罗马完美对接的这样一段唯美的故事，原本是汉武帝以夷治夷策略的一个链条。
携了那位忠诚的胡籍仆人堂邑父仆仆万里的张骞，本是去找当年匈奴的宿敌大月支“招兵”的；倚了李夫人的裙带劳师远征的李广利，本是去找大宛人“买马”的。就是这样的招兵买马之举，结出了勾通亚欧大陆贸易交流的花和果。以后的几千年，正是在丝路、瓷路、玉路、茶路上，中西文明一次次交汇。而长安城，也一次次以世界大都会的夺目光焰，让各国国王和商人，垂涎欲滴。纳贡之国，日益增多。当然，汉政府用于赠送给各国礼物的支出，也占去了国家岁入的十分之一。
登基之初的汉武帝虽有解决匈奴的理想，可从祖上数代都未从匈奴人那里讨到便宜的历史事实推定当时的汉朝还不是匈奴人的对手。于是他想到了以夷制夷之策，期望借助西域人在匈奴后方的厮扰哪怕是摇旗呐喊而搅乱匈奴人的心神，由此增加对匈奴人决战的胜算。张骞虽然未能完成这一具体使命，可他通过远行多年所增进的对西域诸国的了解，也确实间接地达成了武帝以外夷牵制、削弱外夷的目标。
武帝无时不在希望改进自己部队的装备从而增强汉军的战斗力。生于大宛的汗血马即“天马”的传说，在听说的第一时间就让他心旌颤动。爱美人更爱天马的他，给予天马以他曾经给予李夫人两首悼亡诗的待遇。正是为了那么三十匹几天马，他不惜倾注巨大的兵力、人力、物力、财力，如同当年倚重于卫青一样，派上大舅哥李广利，发起了征取天马的战争。那些投入血本而取得的天马，在与中原马种进行交配后生产的一代代优秀战马，成为西汉乃至东汉抗衡北方剽悍民族的重大“杀伤性武器”。
4、 以豪克豪
如果说“智谋”是中国文化由“学”入“术”的重大创获，仅为武帝出两计均被采用并得奇效的主父偃的弃市，真的是汉帝的损失。果能久用，再出一个多出奇计的陈平也未可知。而他所出的两计，一是推恩，不削藩而使藩国弱；二是迁豪，不镇压而使豪民馁。
西汉有因陵建邑的传统。五陵原上，由此涌现了一个个新的县域。汉武帝的茂陵自他即位的第二年始修，据说花费了国家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为确保这一个王陵重地不至于人口稀疏，税源散淡，更重要也是为着将那些远方的豪民大族纳入眼皮底下便宜行事，“内实京师，外销奸滑”，彻底断绝地头蛇们赖于滋生和繁衍的根据地，主父偃提出了他的迁豪之谋，即效汉高祖故事，以雷霆手段将郡国的豪强、商人和富户强制性迁徙至茂陵，“不诛而除害”。商人富户的财产标准是三百万钱以上。之后，这样的迁豪之举，一次次呈现于东方通向五陵原的道路间，使豪门大族强制性迁居成为一种定制。如公元前119年大规模迁徙关东居民前往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多达七十二万多口。这也让关中的人气、资金、实力和活力大大增加。
与以藩制藩政策相呼应，这也是一个夺郡国税源为自己所用的强干弱枝之策。从现实性上考虑，也为汉武帝版的“工商食官”作法，提供了更充裕的资源。
5、 以民化民
在借助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及“天人合一”等说教对天下苍生有了较为柔和的化民之策，又借助实际上仍在强力启用的张汤等法家对官员百姓进行着严格控制之后，汉武帝的治民思想终于达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综合治理效果：春夏生长，利于行仁；秋杀冬藏，利于施刑。可是，总还是缺少一个对民众更有典型示范作用的人物形象。令汉武帝幸运的是，这个人出现了。他就是卜式。
以牧羊为生但精通治道的卜式首先是以一个义捐者的形象出现的。大汉远伐匈奴需款孔急，卜式申请捐出自己的一半家产相助而不求任何回报。这一反常于人情的举止遭遇了丞相公孙弘的质疑，汉武帝未予理睬。
后来政府出现钱荒。卜式不假思索地再次捐出二十万钱。在“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助费”的强烈对比下，武帝准备好好树一树这个典型了。他先是送给了卜式四百个免除徭役的指标，卜式竟然不受而还给了政府。武帝又给他一个实职和一个虚职，再加上一千亩地，并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告谕子民。卜式再次拒绝。武帝只好采取曲线策略，好言相劝甚至是温言相求他为自己的上林苑牧羊。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位奉旨牧羊者的治理才干，武帝任命他到喉氏县和成皋县当县令，结果令自己大喜过望：卜式不仅得到了百姓的拥戴，便是当地的漕事和税事，他也贡献非凡。这么好的模范人物怎么能不褒扬呢？卜式的官越做越大，后来甚至做到了他一个不通文章之学的人压根就不胜任的御史大夫，超过了宠臣桑弘羊。到最后，卜式还体会到了“太子太傅”的尊宠，可以算是汉武帝匪夷所思的用人风格的又一例证。
更为可敬的是，当官也没影响卜式的效国之举。他不断地将自己的资财捐给政府，南方发生战事时，他甚至要求带上一队子弟兵上前线杀敌立功。武帝再次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于是赐之为关内侯，并黄金四十斤及美田千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