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戚继光的管理思想及其他：读《万历十五年》

Answer 1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记载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及李贽等数人，从皇帝到内阁首辅，从文臣到武将乃至李贽这样的思想者，很有代表性。细读之下我们会发现，黄先生真正想表达的，并不仅仅是对这些人物本身的看法，而是借助对他们的描述，从整体上研究明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困境。就像他在本书的结尾处所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也正是因为这样与生俱来的悖论，黄先生判断说，尽管1587这一年，明朝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但“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所以，单纯讨论“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这些事情，实际上于事无补。黄先生想揭示的，是隐藏在关于具体人物描述文本中的、那些关于统治模式和根本性制度设计的缺陷。因为存在这些致命的缺陷，所以无论怎样的历史人物、也无论善恶与否，“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黄先生自称的这部“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像张居正、海瑞及戚继光等人无论是基于良知还是基于个人成就感的一些积极的“挣扎”。而从管理的实效性来看，戚继光显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一定意义上弥补了黄先生前述的、起码这一时期的“技术之不及。”。由于明朝军制的种种弊端，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将领的无能。由于朝廷对军人始终存在忌惮，黄先生评价说，“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合适的将领最多也就是一个在一线领军打仗的指挥官，拿管理学术语说，最多就是一个中层干部或事业部领导，而不应该拥有高管层的战略视野与能力，“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能力”。巧的是，戚继光却是一个异类。而这个异类的产生，只是源于倭寇在东南沿海制造了大麻烦，不得不去解决。

黄先生说，由于传统的军户和卫所士兵早已不堪大用，所以朝廷不得不允许戚继光在浙江招募志愿兵，就像清朝末年曾国藩的做法一模一样。而戚继光募兵的原则，大概率也是被后世的曾国藩先生学习去了，就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因为“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所以，戚继光征兵的标准很奇特，“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便都是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

募兵结束之后就是对士兵的训练了。我写这篇读书笔记的初衷，就是看到戚继光训练与管理士兵的方法与企业管理的诸多暗合之处，很有意义。下面分几方面简要介绍。

一是思想工作做在先，在说明新军的使命愿景后，戚继光告诫士兵要“知所感激”。他说，你们当兵的日子，即便没啥事情做，国家却也不少你一日三分的报酬，而这些报酬都是征派地方百姓办来的。你们在家干农活时，都知道种田和缴税交租的苦楚，现在也应该想想军饷来之不易。所以，“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鼓励之外，他还不忘威胁，如果不好好打仗，“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二是严格的纪律约束。戚继光在新兵中建立了铁一般的纪律，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而其实施的“连坐法”，更具备“杀一儆百”的“恐吓力量”，使部队在强敌之前不易被击溃。黄先生说，戚继光的这一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惟独他从南方带来的三千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

三是以刻苦的训练和战绩提升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黄先生说，“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无论是与倭寇的战斗还是任蓟辽总兵时与蒙古人的对峙，戚继光都会结合敌人的特点和战斗情形，拟定成效显著的训练方法。而对战斗细节的把握，更被黄先生认为是戚家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很多细小的事情都在他考虑的范围内。比如，士兵遇敌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怎么办？士兵因为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时怎么办？在考虑火器的杀伤力时，他会规定“一个保险系数”，包括多少不能着火、多少虽着火而不能杀伤敌人。等等。

四是有力度的激励机制。戚家军日常的军饷，基本上和在农村当短工收入相等，这可以看做员工的“基础工资”，相对不高；但戚家军的“绩效工资”却很高，比如，“一个敌军的头颅，赏额高达白银三十两”。有意思的是，戚家军的赏罚原则不完全和战斗的胜负挂钩。比如，即使大败，有功者仍然会获得奖赏；相反，有时候即便取得大胜，作战不力的人也会受到处罚。

五是“爱兵如子”。在蓟州练兵时，戚继光层采用“歃血为盟”仪式，与部将共饮血酒并对天起誓：“或怀二心，不爱军力，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夤缘···即如俞景龙立死，以膺显报。”平时，在与部下交流时，他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会时洒下同情的眼泪。以一次，他“废止了让兵采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以至于大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 。

六是战术领先。黄先生说，“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戚家军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戚继光认为，战斗就是击破敌方的军事组织，“如果以雷霆万钧之力，加于对方组织重点之上，则其配转运活的枢纽既被消灭，其全局必迅速瓦解”。这似乎与华为的“压强原理”和“饱和攻击”如出一辙。

关于戚继光的管理思想就简要地总结到这里。在“戚继光——孤独的将领”一文中，黄先生还提到了其他很多事情。如果要从中总结的话，我们也可以稍稍发现一些戚继光“成功”的因素。

在个人方面，如同后世的许多著名企业家一样，戚继光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同时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能够做到“躬身入局”——“在平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地训练，哪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惜。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黄先生记载，戚继光“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向部下训话”。他经常在全军将士面前显示他体格强壮，亲自为部下将领讲解各种近战武器的利弊，亲自参与训练过程甚至直接持剑与部下对抗，亲自攀着悬绳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他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像，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二十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

在组织层面，戚继光之成名，得益于两个人的大力支持。一个是谭纶，一个是张居正。黄先生说，戚继光的上司谭纶“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这位高级文官的专长”。他常以视察为名随部队跑到前线，有时还会乘人不备突然出现在队伍最前列，“据说他有一次还实际参加战斗，弄得两肘沾满了鲜血”。后来，谭纶官拜兵部尚书，积极举荐戚继光做蓟辽总督，这个时候，他们两人都得到了想有所作为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黄先生在书中记载的一个例子，可以作为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的证明：谭纶病死后，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怕自己短暂的离职会引起戚继光不安，所以私下通知他，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自己人”梁梦龙。信上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己。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阙矣。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梁梦龙字鸣泉，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张居正这样倾肠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也正是因为此，日后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时，戚继光便受到极大的连累，甚至有人“指斥他们图谋不轨”。

1588年，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死前“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他统率十万大军时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英雄末路之时，“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就有他的战友、同为抗倭名将也是明代著名戏曲家的汪道昆，黄先生说，汪道昆为戚继光写了墓志铭，“当他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

黄仁宇先生认为，无论在政治上、个人品德上还是私生活上，戚继光都不是一个完人，而且“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所以他依然给了戚继光很高的评价：

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