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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作战是非常讲究阵法即作战队形的，称之为“布阵”。布阵得法就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克敌制胜。
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名的作战阵法有三种：
一、八阵 这是战国时大军事家孙膑创造的，据说是受了《易经》八卦图的启发，所以又称八卦阵。具体阵势是大将居中，四面各布一队正兵，正兵之间再派出四队机动作战的奇兵，构成八阵。八阵散布成八，复而为一，分合变化，又可组成六十四阵。当年诸葛亮还用石头在四川奉节布设过八阵的方位，作为教练将士演习阵法之用，名为“八阵图。”
二、撒星阵 是南宋名将岳飞破金兵“拐子马”的阵法。撒星阵的队形布列如星，连成一排的“拐子马”冲来时士兵散而不聚，使敌人扑空。等敌人后撤时散开的士兵再聚拢过来，猛力扑击敌人，并用刀专砍马腿，以破“拐子马”。
三、鸳鸯阵 是明代将领戚继光为抗击倭寇而创设的一种阵法。他把士兵分为三队，当敌人进到百步时第一队士兵发射火器；敌人进到六十步时第二队士兵发射弩箭；敌人进到十步时第三队士兵用刀矛向敌人冲杀。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作战阵法从传统的方阵向多兵种的集团阵法演变的过程。
古代阵型简介
简单地说，“阵形”是古代军队的野战队形，它是人类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盛行于冷兵器时代，消亡于热兵器时代。氏族社会，人类的战争表现为部落冲突，当时还没有军队，也没有什么指挥，战斗大多是一拥而上，如同群殴，自然也就无所谓“阵形”。随着历史的发展，奴隶制国家出现，奴隶主为了巩固统治和掠取奴隶（战争俘虏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开始编制有组织的军队，并且采用一定的队形，这就是原始的“阵”。“阵”是在军队产生的过程中，因为组织军队和指挥战斗的需要而出现的，融合了古代军制学和战术学的成果。东方的战阵起源于中国。中国最早的阵法，据说始于黄帝，黄帝为战胜蚩尤，从神（九天玄女）那里学到阵法（天一遁甲），但这只是传说，有据可考的是在商朝后期。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乙到武丁编制了左、中、右“三师”，从“三师”的命名来看，已经采用固定的阵形。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纣，“周师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陈”通“阵”。
早期的阵形比较简单，按照“三师”的编制，呈一字或者方形排列，阵战法在西周和春秋的时代极为盛行，当时常见这样一种情况：两军约在某地会战，列阵整齐，相互攻伐......。中国的阵法是在春秋和战国发展成熟的，这一成果的代表有《六韬》、《吴子》和《孙膑兵法》。《六韬》又称《太公兵法》，相传为西周姜尚所著，据考为后人伪托，成书在先秦或者汉初，至今尚无定论；《吴子》是战国名将吴起的兵法，略为可信。以上两部兵法主要介绍了车阵。战国以后，步骑取代战车成为军队的主要编成，阵法又有了变化和发展，1972年出土了《孙膑兵法》，里面讲述了十种阵形（方阵、圆阵、锥行之阵等），及其使用的方法。同时代的《尉缭子》本来也有“阵形篇”，现在已经失传。秦汉以后，我国历朝的军事家对阵法的发展还有：三国魏武帝曹操著《孟德新书》（已失传，仅余若干引用），有专章讲述行军布阵之法；（蜀）汉丞相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武侯八阵”流传后世，影响极广。《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深研阵法。南宋岳飞留有兵法残篇讲授阵法。明代戚继光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详解阵法，戚继光还自创的“鸳鸯阵”和“三才阵”，在抗倭战争中显现威力。我国的各朝军队均演练阵法。
日本的阵法起源于中国。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十一月十日，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祢关成等六人与太宰府的大弐吉备真备等将在军中演练“武侯八阵”和孙子的“九地”，以后自源平合战始，在实战中普遍地使用。“武侯八阵”经过历次战争的洗礼，结合日本的实际，发展成为鱼鳞、锋矢、鹤翼、偃月、方圆、雁行、长蛇、衡轭，编成这八阵的是日本战国名将武田信玄，因此又称“武田八阵”。下面作简单的介绍：
鱼鳞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分作若干鱼鳞状的小方阵，按梯次配置，前端微凸，属于进攻阵形。战术思想：“中央突破”。集中兵力对敌阵中央发起猛攻，已方优势时使用，阵形的弱点在于尾侧。
锋矢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前锋张开呈箭头形状，也是属于进攻阵形。战术思想：“中央突破”。锋矢阵的防御性较鱼鳞阵为好，前锋张开的“箭头”可以抵御来自敌军两翼的压力，但进攻性稍差，阵形的弱点仍在尾侧。
鹤翼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以重兵围护，左右张开如鹤的双翅，是一种攻守兼备的阵形。战术思想：左右包抄。鹤翼阵要求大将应有较高的战术指挥能力，两翼张合自如，既可用于抄袭敌军两侧，又可合力夹击突入阵型中部之敌，大将本阵防卫应严，防止被敌突破；两翼应当机动灵活，密切协同，攻击猛烈，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
偃月阵：全军呈弧形配置，形如弯月，是一种非对称的阵形，大将本阵通常位于月牙内凹的底部。作战时注重攻击侧翼，以厚实的月轮抵挡敌军，月牙内凹处看似薄弱，却包藏凶险，大将本阵应有较强的战力，兵强将勇者适用，也适用于某些不对称的地形。
方圆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央，外围兵力层层布防，长枪、弓箭在外，机动兵力在内，与优势敌军交战时使用，战术思想：密集防御。方圆阵的队形密集，防御力强，因队形密集限制了机动，缺少变化，敌军败退亦难以追击，攻击性较差。
雁行阵：兵力配置如大雁飞过的斜行，以充分发挥射击兵种的威力。冷兵器时代以白刃战为主，雁行阵较为少用，但也应结合具体的情况。个人认为，“骑铁”很适合使用。
长蛇阵：用于行军或追击的一路纵队，机动力强，战斗力弱。
衡轭阵：与长蛇相似，采用多路纵队并排的形式，战斗力较长蛇阵强。“武田八阵”是很有代表性的阵形，另外还介绍一种车悬阵，车悬阵为日本战国名将上杉谦信所创。车悬阵的与方圆阵相似，大将位于阵形中央，外围兵力层层布设，不同之处在于，机动兵力在外，结成若干游阵，临战时向同一方向旋转，轮流攻击敌阵，形如一个转动的车轮。其意义在于：向敌军的一部不断地施加压力，使其因疲惫而崩溃，己方则因为轮流出击而得到补充和休整，恢复战力。不容质疑，这种战术是很优秀的。车悬阵受地形的制约大，要便于机动；要求大将有高超的战术指挥能力，应善于寻找战机和在军队的轮换中避免疏漏；战力持久却不利速决。
此外还有虎韬、卧龙、轮违、大妄、虎乱、乱剑、云龙、飞鸟、松皮、流行、井雁行直、将棋头、别手直等阵，不一一详解。
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名的作战阵法有三种：
一、八阵 这是战国时大军事家孙膑创造的，据说是受了《易经》八卦图的启发，所以又称八卦阵。具体阵势是大将居中，四面各布一队正兵，正兵之间再派出四队机动作战的奇兵，构成八阵。八阵散布成八，复而为一，分合变化，又可组成六十四阵。当年诸葛亮还用石头在四川奉节布设过八阵的方位，作为教练将士演习阵法之用，名为“八阵图。”
二、撒星阵 是南宋名将岳飞破金兵“拐子马”的阵法。撒星阵的队形布列如星，连成一排的“拐子马”冲来时士兵散而不聚，使敌人扑空。等敌人后撤时散开的士兵再聚拢过来，猛力扑击敌人，并用刀专砍马腿，以破“拐子马”。
三、鸳鸯阵 是明代将领戚继光为抗击倭寇而创设的一种阵法。他把士兵分为三队，当敌人进到百步时第一队士兵发射火器；敌人进到六十步时第二队士兵发射弩箭；敌人进到十步时第三队士兵用刀矛向敌人冲杀。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作战阵法从传统的方阵向多兵种的集团阵法演变的过程。
古代阵型简介
简单地说，“阵形”是古代军队的野战队形，它是人类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盛行于冷兵器时代，消亡于热兵器时代。氏族社会，人类的战争表现为部落冲突，当时还没有军队，也没有什么指挥，战斗大多是一拥而上，如同群殴，自然也就无所谓“阵形”。随着历史的发展，奴隶制国家出现，奴隶主为了巩固统治和掠取奴隶（战争俘虏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开始编制有组织的军队，并且采用一定的队形，这就是原始的“阵”。“阵”是在军队产生的过程中，因为组织军队和指挥战斗的需要而出现的，融合了古代军制学和战术学的成果。东方的战阵起源于中国。中国最早的阵法，据说始于黄帝，黄帝为战胜蚩尤，从神（九天玄女）那里学到阵法（天一遁甲），但这只是传说，有据可考的是在商朝后期。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乙到武丁编制了左、中、右“三师”，从“三师”的命名来看，已经采用固定的阵形。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纣，“周师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陈”通“阵”。
早期的阵形比较简单，按照“三师”的编制，呈一字或者方形排列，阵战法在西周和春秋的时代极为盛行，当时常见这样一种情况：两军约在某地会战，列阵整齐，相互攻伐......。中国的阵法是在春秋和战国发展成熟的，这一成果的代表有《六韬》、《吴子》和《孙膑兵法》。《六韬》又称《太公兵法》，相传为西周姜尚所著，据考为后人伪托，成书在先秦或者汉初，至今尚无定论；《吴子》是战国名将吴起的兵法，略为可信。以上两部兵法主要介绍了车阵。战国以后，步骑取代战车成为军队的主要编成，阵法又有了变化和发展，1972年出土了《孙膑兵法》，里面讲述了十种阵形（方阵、圆阵、锥行之阵等），及其使用的方法。同时代的《尉缭子》本来也有“阵形篇”，现在已经失传。秦汉以后，我国历朝的军事家对阵法的发展还有：三国魏武帝曹操著《孟德新书》（已失传，仅余若干引用），有专章讲述行军布阵之法；（蜀）汉丞相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武侯八阵”流传后世，影响极广。《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深研阵法。南宋岳飞留有兵法残篇讲授阵法。明代戚继光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详解阵法，戚继光还自创的“鸳鸯阵”和“三才阵”，在抗倭战争中显现威力。我国的各朝军队均演练阵法。
日本的阵法起源于中国。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十一月十日，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祢关成等六人与太宰府的大弐吉备真备等将在军中演练“武侯八阵”和孙子的“九地”，以后自源平合战始，在实战中普遍地使用。“武侯八阵”经过历次战争的洗礼，结合日本的实际，发展成为鱼鳞、锋矢、鹤翼、偃月、方圆、雁行、长蛇、衡轭，编成这八阵的是日本战国名将武田信玄，因此又称“武田八阵”。下面作简单的介绍：
鱼鳞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分作若干鱼鳞状的小方阵，按梯次配置，前端微凸，属于进攻阵形。战术思想：“中央突破”。集中兵力对敌阵中央发起猛攻，已方优势时使用，阵形的弱点在于尾侧。
锋矢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前锋张开呈箭头形状，也是属于进攻阵形。战术思想：“中央突破”。锋矢阵的防御性较鱼鳞阵为好，前锋张开的“箭头”可以抵御来自敌军两翼的压力，但进攻性稍差，阵形的弱点仍在尾侧。
鹤翼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以重兵围护，左右张开如鹤的双翅，是一种攻守兼备的阵形。战术思想：左右包抄。鹤翼阵要求大将应有较高的战术指挥能力，两翼张合自如，既可用于抄袭敌军两侧，又可合力夹击突入阵型中部之敌，大将本阵防卫应严，防止被敌突破；两翼应当机动灵活，密切协同，攻击猛烈，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
偃月阵：全军呈弧形配置，形如弯月，是一种非对称的阵形，大将本阵通常位于月牙内凹的底部。作战时注重攻击侧翼，以厚实的月轮抵挡敌军，月牙内凹处看似薄弱，却包藏凶险，大将本阵应有较强的战力，兵强将勇者适用，也适用于某些不对称的地形。
方圆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央，外围兵力层层布防，长枪、弓箭在外，机动兵力在内，与优势敌军交战时使用，战术思想：密集防御。方圆阵的队形密集，防御力强，因队形密集限制了机动，缺少变化，敌军败退亦难以追击，攻击性较差。
雁行阵：兵力配置如大雁飞过的斜行，以充分发挥射击兵种的威力。冷兵器时代以白刃战为主，雁行阵较为少用，但也应结合具体的情况。个人认为，“骑铁”很适合使用。
长蛇阵：用于行军或追击的一路纵队，机动力强，战斗力弱。
衡轭阵：与长蛇相似，采用多路纵队并排的形式，战斗力较长蛇阵强。“武田八阵”是很有代表性的阵形，另外还介绍一种车悬阵，车悬阵为日本战国名将上杉谦信所创。车悬阵的与方圆阵相似，大将位于阵形中央，外围兵力层层布设，不同之处在于，机动兵力在外，结成若干游阵，临战时向同一方向旋转，轮流攻击敌阵，形如一个转动的车轮。其意义在于：向敌军的一部不断地施加压力，使其因疲惫而崩溃，己方则因为轮流出击而得到补充和休整，恢复战力。不容质疑，这种战术是很优秀的。车悬阵受地形的制约大，要便于机动；要求大将有高超的战术指挥能力，应善于寻找战机和在军队的轮换中避免疏漏；战力持久却不利速决。
此外还有虎韬、卧龙、轮违、大妄、虎乱、乱剑、云龙、飞鸟、松皮、流行、井雁行直、将棋头、别手直等阵，不一一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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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孙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司马法·将苑·唐李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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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概介绍一下古代战术思想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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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作为直接指导和进行战斗的方法，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因而古代兵家对战术的运用和创新是极为重视的。对各种战术思想的论述也非常丰富。所以，对古代战术思想的介绍，我们也只能象论述丰富的战略思想那样，择其要而述之，不可能全面涉及。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战略和战术并没有截然明显的界限，有些思想既是战略思想，又是战术思想。因此，我们所阐述的某些战略、战术思想，只能从整体上看其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的，对此希望大家在理解中灵活掌握。
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
讲究阵法。是古代战术思想中常见而且非常重要的内容。岳飞曾总结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宋史·岳飞传》)。直到今天，我们的语言中还保留有大量的关于“阵”的痕迹，如冲锋陷阵、摆开阵势、稳住阵脚、打头阵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诸葛亮巧布“八阵图”、杨家将大破“天门阵”，更是家喻户晓。可见，“阵”的影响极为深远。阵，魏晋以前都写作陈，并无“阵”字。“阵”字是在王羲之《小学章》中才首次出现的魏晋时期的“别字”，以后逐渐被人们使用，以别于作为姓氏、地名等意的“陈”字，并用来追改了这之前《六韬》、《沦语》等书中用于战陈、行陈等意义的“陈”字。“陈”之本义是“陈列”、“布置”，就是军队各部分的作战队列的安排与变化。“阵”作为名词，指阵式，作为动词，仍保留了“陈”的本义。“阵法”一词最早出现在《六韬·犬韬·均兵》中。阵法是古代兵家总结作战中兵力布置的不同而取得不同效果的经验教训，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若干调整队形、布置兵力的方法。直到今天，还有“排兵布阵”的说法，“布阵”的中心内容就是“排兵”。所以古代也就将指挥军队称为“排阵”。甚至有时在军队中还有“排阵使”的官职。如李继隆在澶渊和议时，就被宋真宗“命为驾前东西排阵使”(《宋史·李处耘传》附《李继隆传》)。
军队在战斗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布置为一定的战斗队列或队形，应当先布“阵”，军队才能作战，而每一次作战，也就是以自己一定的阵式去冲击敌人的阵，或以自己的阵去迎击敌人一定阵式的进攻。《孙子兵法·军争》指出：“勿击堂堂之阵”，就是告诫人们不能去攻击队形严整、实力雄厚的阵列。在战斗中。如果能保持阵形进行抵抗。稳住阵脚，也就保住了阵地，古代把它称为“坚阵”(《六韬·犬韬·均兵》)、“胜军之阵”(《淮南子·齐俗训》)；如果“军而不阵”、“阵而不整”、“在阵而嚣”，就说明这支军队“莫有斗心”，就成为“必克之”(《左传·成公十六年》)的阵了。《司马法·严位》中有句名言，说“凡战，非阵之难。使人可阵难。非使可阵难，使人可用难。”就是说，布阵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难事，关键在于使每个士卒都能理解阵法所要求的战斗布置，这其中真正为难的事是如何最合理地将每个士卒安排到阵法所要求的最合适的战斗岗位上去，并使他们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古代兵家认为，阵法必须随着战场上各种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阵法的变化并不神秘。例如最早的所谓“三阵”，据《六韬·龙韬·三阵》记载：“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用天阵、地阵，人阵，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为天阵；丘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为地阵；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谓人阵’。”这里讲的很清楚。所谓天阵，就是根据日月星辰的昼夜朝夕的变化不同而布阵；所谓地阵，就是根据山川形势的各种条件不同而布阵；所谓人阵，就是根据军队的配备、强弱不同而布阵。这些都是朴素而又明白的。阵法的变化实际上是军队队形排列的变化与兵力布置的变化，所以古代兵家认为，在作战时要尽力登高望远，将敌方的各种阵式尽收眼底，这样就能破敌阵而胜之。如春秋时期的鄢陵之战中。“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左传·成公十六年》)。唐初李世民与窦建德会战于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李世民“将数骑升高丘而望之”。看清窦建德军“逼城而阵”的弊端，弄清了窦军的阵式，从而抓住敌方的破绽，选准了突破口。最终摧毁了敌阵。
阵法的变化，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二是将帅能正确地把握战机，何良臣在《阵纪》卷一中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有的军队从士兵个人技艺来说，“非无胆力技艺超绝者”，可是一上战场，“徒骑混杂，迷失队伍”，“节制不明，人心不一”，这种军队“扎定脚跟犹不可得。又何能望其取胜?”“纵有绝技骁勇，何益于用?”但是，一支军队如果有了“明将”，“节制素行”，“教阅经年，销尽武场套子，如出猎行营、登山涉水、寝食晦明之际，每习至精，率然遇警。必能使其驻脚阵成，举手便战。”其阵形就可以“出无穷之变，或伏或起，或正或奇，曲折相连，首尾顾应，绝而不散，却而不散，似整不整。似乱不乱。所谓合亦成阵，散亦成阵，行亦成阵，坐以成阵，敌固不知我之所以退，抑亦不识我之所以进，是为有制之兵也。”
在古代战争中，阵法的变化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小部队到大部队的过程。先秦时期记载阵法最多的兵书是《孙膑兵法》，其中的《八阵》、《十阵》、《十问》、《官一》等四篇专门讨论阵法。孙膑认为军事斗争最重要的因素有四个：阵、势、变、权。将阵列在首位，并列出了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形之阵、钩形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以上见《十阵》篇)、云阵(见《官一》篇)、剽风之阵(见《威王问》篇)等阵名。虽然没有详细介绍，但从已有的文字来看，这些阵并不复杂。如锥形之阵，就是一种如剑锋、如利锥一般的攻击型队形排列。展开进攻时，先以精锐插入敌军，然后以强大的后续部队撕开敌阵的裂口，扩大战果。这种阵形不复杂也不神秘。到了汉代，阵法日益复杂，《后汉书·礼仪志》说当时“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汉以后，各种阵法就更多、更复杂了，在战场上布阵的兵力甚至超过十万。
虽然如此，阵法的特点还是可以认识的。《武经总要》卷七记载，宋代常用的阵是：大阵、东西拐子马阵、先锋阵，前阵、拒后阵。这些都是作战时用于不同目的的不同军队的具体布置。如所谓“前阵”，就是“中军大阵之前，别择锐士散为奇兵。谓之前阵。”无论多么大的阵式，有多少人马参加，必然在大阵之中又有小阵，即“阵间容阵，队间容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这种与军队编制密切相关的大阵套小阵的布置与配备，形成了大阵与小阵的有机结合，在原则上对任何一个阵法都是需要的。例如，北宋初年为抵御契丹的骑兵，特制了“平戎万全阵”。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防守型阵法。掘《武经总要》卷七记载，全阵需用兵近十五万人。下分三大阵，即中央的步兵、两翼的骑兵、前后阵的骑兵。其中，中央的步兵又分为九个小阵，每个小阵又由若干“点”组成，每个“点”又由五个队组成，每个队则配战车一乘；兵七十二人，分别掌握弩、枪、刀、剑、牌、拒马等兵器。每个队占地的大小、相互的间隔距离都有明确规定。这些复杂的大阵，既有大部队的总体布置，又有小部队的局部安排，其间又有有机的衔接。
我国古代历史典籍和兵书中记载的阵法名称很多，但从其阵式上即队形排列上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方阵，一种是圆阵。正如《李卫公问对·卷中》所说，阵法变化，“皆起于度量方圆也。”方阵呈方形或长方形，这是古代阵法的基本形态。因为军队中各级建制单位都有自己的行伍队列。排列整齐时总是方形或长方形，军队作战的基本配置往往总是中军与左、右两军的组合，这也就是一个横列的长方形阵式。殷墟的甲骨文载殷代的军队编制是“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左传·桓公五年》载春秋时郑国的军队出征是：“曼伯为右拒(通矩)，祭仲为左拒，高梁弥以中军奉公。”这些都表明了最初的横列式方阵队形。先秦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方阵的记载，如“万人以为方阵”《国语·吴语》、“方阵并功(通攻)，云何能御”(《逸周书·大明武解》)等。这种方阵在我国古代长期使用，如《后汉书·袁绍传》中说：公孙瓒“兵三万，列为方阵。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隋书·杨素传》说：“诸将与虏战，每虑胡虏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中。”只是后来名称日益翻新，不只是使用方阵之名而已。例如著名的“八阵”，就属于一种方阵。古代记载八阵的很多，《孙膑兵法》中就已有了《八阵》篇，《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孙子八阵图》、《武侯八阵图》、《宋史·兵志十一》中有《龙虎八阵图》，《武经总要》卷七也有《本朝八阵法》。关于八阵的内容，一般认为，《孙膑兵法》中的“八阵”是指的八种阵法，而汉以后的“八阵”则是指的一阵八体，即阵形的若干变化。《李卫公问对·卷上》说：“作阵本一也，分为八焉。”宋神宗时曾对八阵问题进行了讨论，后来宋神宗以“帝谕”形式对讨论进行的小结说：“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宋史·兵志九》)。
阵的另一种主要形态是圆阵。方阵主要是进攻型的阵式，而圆阵则是一种防御型的阵式。这是因为。每当敌军向己方进军时。为了尽量减少敌军的攻击面，将防御线尽力减小，就必须将原来的疏散队形收缩为密集的队形，尽可能团为一个有机的防御体系。如果有高冈丘阜可作为背后的依托，一般都摆为半圆形的“偃月营”阵式。除此之外，凡在平地，都采取密集的圆阵。这就是《孙膑兵法·十阵》中所说的：“方阵者，所以剸也；圆阵者，所以榑也。这里的别是剸断之义，榑，借为团，结聚之义，就是说，方阵是用于进攻的，圆阵是用于结聚兵力进行防御的。在同篇中，孙膑又说；“圆阵以胥(等待)，因以为固”，也正如此意。
五代时，后梁将领梁刘郛与后唐作战，唐军“为两方阵夹之。郛为圆阵以御”(《新五代史·刘郛传》)。由此也可以看出，方阵是进攻性阵式，而圆阵是防御性阵式。方阵和圆阵是阵式的基本形态，此外还有曲、直、锐三种类型，合称五阵。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阵式也要相应有所变化。方阵加以收缩即可成为凹阵，圆阵加以展开即可成为方阵，也可以内圆外方，外国内方。例如李靖六花阵，就是“参综古法，步、骑与车三者相兼而用，以车曰驻队，步曰战锋，居前为正；骑曰战队，又曰荡，居后为奇，遂名为六花七军阵也。……随其地势，去其中营，而变为曲、直、方。圆、锐五图，而名之曰六花曲阵也，六花直阵也、六花方阵也、六花圆阵也、六花锐阵也。若遇险阻。仍用七军，向背得法。作偃月营”(《阵纪》卷三)。古代兵家所说的“阵无定法”，就是指的这种由于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而相应在阵式上出现的变化。
阵法作为古代战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指导战斗上起着重要作用。归纳起来，阵法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主要有四个：
其一，严格队列队形。阵的作用首先在于使士兵在战斗中依照严格的编制保持最适当的队列队形。宋神宗时专门研究阵法的赵禼说：“置阵之法，以结队为先”(《宋史·兵志九》)。在一场战斗中，将帅要将作战意图贯彻于全军，如“心使臂、臂使指”一样地指挥作战，要使数千、数万乃至更多的军队协调配合的作战而又能在特殊情况下各自为战，这就要求全军在战场上按严格的编制排列为一定的队列队形投入战斗。这就是《司马法·严位》所强调的“凡战之道，位欲严”，这里的“位”，就是指兵士在队列中的位置，关于位严，他认为要“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古代的阵法，正是根据作战的需要而按军队的编制排列成一定的队形的作战方法。只要能认真组织好各级士兵于一定的队列队形之中，就会便于指挥，进止统一。正如《武经总要》卷八所说：“阵法者，所以训齐士众，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古代的战斗胜负往往与阵的存亡密切相关，一旦战阵被冲散打乱，就意味着失败，所以，阵法的严格队列队形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古代的军队有车兵、步兵和骑兵，兵器也多种多样。古人研究阵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在战斗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兵种、各种武器的战斗力。战车便于摆开队形在广阔的战场上对敌发起进攻，又便于结成车营进行临时性的防御；步兵的特点是机动灵活，能攻能守，特别是善于越险登高。克服各种地形的障碍，且能进行较为持续的战斗；骑兵的特点是迅速，灵活、冲击力强，善于进行长途的迫袭。在一场战斗中，如何充分发挥三个兵种的长处而避其短处，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使三者进行最佳的组合，协同作战，从而形成最大的集团战斗力，这常常是制定各种阵法的主要内容。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李靖的“六花阵”，就是以三者的组合见长。六花阵中的战车名为“驻队”，居中；步兵名为“战锋”，居前；骑兵叫“战队”或“跳荡”，居后，临战时，根据地形变化调配兵力，又可变为方、圆、曲、直、锐五种六花阵(见《阵纪》卷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车、骑、步三者的配合。
尽可能发挥各种兵器的作用，也是古代各种阵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戚继光的鸳鸯阵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鸳鸯阵是古代最著名的小阵之一，每阵仅由十二人组成。它是戚继光根据沿海地区水网薮泽，道路狭小的地形特点和倭寇善用短兵器而不善用长兵器的特点而制定的“用长以制短”(《练兵纪实杂集》卷二)的阵法。每个鸳鸯阵由四种兵器组成。相互支援，相互配合，各有所长。由于鸳鸯阵充分考虑了东南沿海的具体条件，并对滕牌、狼筅、长枪、短刀四种兵器作了有效的安排，使每种兵器的作用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并且相互支援，从而使鸳鸯阵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适应与利用地形。在广阔的战场上作战，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地形条件，根据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而进行的不同安排与部署，就是使用不同的阵法。我国古代各种兵书。都十分强调分别不同的地形条件而用兵。这方面的基本理论是《孙子兵法》的《九地篇》和《地形篇》。孙子先从战略的观点把不同的地区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种。分析了军队进入这九种地区应采取的原则；他又把上战场后所间临的区域性地形分为六种——通、挂、支、隘、险、远，根据海上六种地形，主将排兵布阵必须不同，方能取胜。也就是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孙子兵法·地形》)后世各种阵法的制定，无不遵循这一原则。戚继光可以说是“因地形权”(《阵纪》卷三)用不同阵法去适应与利用地形的典范。他在东南沿海时，“南方多茹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明史·戚继光传》)，创造出最宜于沿海地区的鸳鸯阵。他到了塞外北疆，又按“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的道理，“乃设立车营，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处其中”(同上)的阵法，这就是明代的“四方平定阵。”我们所熟知的韩信破赵之战中所用的“背水阵”，也是巧妙地利用地形排兵布阵而取胜的有名战例。
其四，适应敌情变化。战争中敌情千变万化，军队的部署必须适应这些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古代也就是采取不同的阵法。根据敌方的攻守态势、兵种构成、主要兵器，战斗力素质等因素的不同，都可以采用不同的阵法。即使在一场战斗中，如果敌情发生了变化，也应当采用相应的阵法。隋朝大将杨素在与突厥作战时，先是采取守势，“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当他决定转守为攻时，遂“悉除旧法”令诸军为“奇阵”，大获全胜，“杀伤不可胜计，群虏与哭而去”（《隋书·杨素传》）。戚继光对付倭寇时用“鸳鸯阵”，对付蒙古骑兵时改用“四方平定阵”，这是为了适应地形的变化，也是为了适应敌情的变化。因为前者对付的是手持短刀，完全步战的倭寇。后者对付的则是纵横驰骋的蒙古骑兵。
古代阵法可谓千变万化，但无论如何布阵，阵式如何变化，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就是布阵的基本要求。《司马法·定爵》中对布阵提出的基本要求，在古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指出：“因地，因敌，令阵”；“凡阵：行唯疏，战唯密，兵唯杂。”就是说，首先要根据地形与敌情决定采取何种阵法，在布阵时要注意行列疏散，交战时兵力宜密集，兵器的配备宜多样。
行列宜疏散，是说在士兵之间、行列与行列之间不能太密，要有一定的间隔距离。各种兵器才能施展，队形才有可能变化。一般来讲，“每步兵一人。占地两步；骑兵一人，占地四步”(《虎钤经》卷九)。除了从士兵的位、行、列这种关系来看之外，从全军的角度讲，整体的布置也应有一定的距离。一个完整的阵式往往可以分为阵头、阵腹、阵翼、阵尾四个部分。阵头是全阵的前锋或前卫队，阵腹是全阵的主力或总预备队，阵翼是用以掩护中央主力和对敌实施迂回或突袭的机动兵力，阵尾是全阵后方或侧后方的警戒部队。这四个部分之间，“阵头不宜远过，阵尾必识变更，阵腹最须实整，阵翼筹使轻凌”(《阵纪》卷三)。这样，全阵就能灵活机动，离散聚合，有条不紊。
兵力宜密集，是指作战时之所以能形成一支整体的打击力量。靠的是有机的整体战斗力而不是单兵攻杀的战斗力。这其中包括各兵种的密切配合，也包括齐营队、各小阵之间的联系支援、左右照应、内外配合。只有阵中有阵，队中有队，才能达到一阵被破，诸阵相救。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战场上根据需要而进行战术的集中、分散、填补与转移。
至于“兵唯杂”，就是要象鸳鸯阵那要配合各种功能的武器。这在使用多种兵器的古代，是任何阵法都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阵的运用上，古代兵家强调“阵无定形”。对前人留下的阵法、阵图，既要虚心学习、研究和继承其中的宝贵经验，又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去生搬硬套这些阵法、阵图。《司马法·定爵》中说：“阵，巧也”，岳飞率军从宗泽作战时，宗泽向他授阵图，他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巧”“妙”可以说道出了学习与运用阵法的精髓。阵法的“巧”、“妙”，就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对阵法进行灵活运用，不能强执一图、机械执行。正如《武经总要》卷八所说：“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关于阵法的灵活运用，《阵纪》卷三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它说，各种阵法“皆参古法今而作，其用变取胜，各有神异，在学者变通之耳。能将握步根本。练之精，出之熟，变之神，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故善作阵者，无一定之形，必以地之广、狭、险、易，即据方、圆、曲、直、锐而因之可也，又从敌之众、寡、强、弱、冶、乱而因之可也。”就是说阵无定形，要以“变”取胜。“变”的根据一是地形，二是敌情。如以地形而论，“地窄只用一伍，地广便用十伍、百伍、千伍、万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战队，地广则加翼队、包队、伏队、应队亦可也”(同上)。对此，戚继光的言辞是比较客观的。戚继光作战很讲究阵图，针对应当按阵图行事这一方面，他说：“数年屡战，一切号令行伍，惧如图款，毫无更易，是以每战必全捷，而我兵不损”，他说的“俱如图款”，是指掌握阵法的基本要点和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掌握各种应变能力。所以他又说，如果一味“如图临阵”，那就是“刻舟求剑”。他认为，“善用兵者，因敌情转化，……亦因兵情转化，岂有一定之习哉!善用形者，亦因地形措战，岂有一定之阵哉”(《纪效新书》卷八)！只有既讲究阵图。又能临阵变通，才算掌握了“阵无定形”，运用阵法的奥妙。
阵作为古代战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作战指导上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在运用中既有规律可循，又要灵活变通。对此，在学习中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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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概介绍一下古代战术思想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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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作为直接指导和进行战斗的方法，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因而古代兵家对战术的运用和创新是极为重视的。对各种战术思想的论述也非常丰富。所以，对古代战术思想的介绍，我们也只能象论述丰富的战略思想那样，择其要而述之，不可能全面涉及。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战略和战术并没有截然明显的界限，有些思想既是战略思想，又是战术思想。因此，我们所阐述的某些战略、战术思想，只能从整体上看其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的，对此希望大家在理解中灵活掌握。
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
讲究阵法。是古代战术思想中常见而且非常重要的内容。岳飞曾总结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宋史·岳飞传》)。直到今天，我们的语言中还保留有大量的关于“阵”的痕迹，如冲锋陷阵、摆开阵势、稳住阵脚、打头阵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诸葛亮巧布“八阵图”、杨家将大破“天门阵”，更是家喻户晓。可见，“阵”的影响极为深远。阵，魏晋以前都写作陈，并无“阵”字。“阵”字是在王羲之《小学章》中才首次出现的魏晋时期的“别字”，以后逐渐被人们使用，以别于作为姓氏、地名等意的“陈”字，并用来追改了这之前《六韬》、《沦语》等书中用于战陈、行陈等意义的“陈”字。“陈”之本义是“陈列”、“布置”，就是军队各部分的作战队列的安排与变化。“阵”作为名词，指阵式，作为动词，仍保留了“陈”的本义。“阵法”一词最早出现在《六韬·犬韬·均兵》中。阵法是古代兵家总结作战中兵力布置的不同而取得不同效果的经验教训，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若干调整队形、布置兵力的方法。直到今天，还有“排兵布阵”的说法，“布阵”的中心内容就是“排兵”。所以古代也就将指挥军队称为“排阵”。甚至有时在军队中还有“排阵使”的官职。如李继隆在澶渊和议时，就被宋真宗“命为驾前东西排阵使”(《宋史·李处耘传》附《李继隆传》)。
军队在战斗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布置为一定的战斗队列或队形，应当先布“阵”，军队才能作战，而每一次作战，也就是以自己一定的阵式去冲击敌人的阵，或以自己的阵去迎击敌人一定阵式的进攻。《孙子兵法·军争》指出：“勿击堂堂之阵”，就是告诫人们不能去攻击队形严整、实力雄厚的阵列。在战斗中。如果能保持阵形进行抵抗。稳住阵脚，也就保住了阵地，古代把它称为“坚阵”(《六韬·犬韬·均兵》)、“胜军之阵”(《淮南子·齐俗训》)；如果“军而不阵”、“阵而不整”、“在阵而嚣”，就说明这支军队“莫有斗心”，就成为“必克之”(《左传·成公十六年》)的阵了。《司马法·严位》中有句名言，说“凡战，非阵之难。使人可阵难。非使可阵难，使人可用难。”就是说，布阵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难事，关键在于使每个士卒都能理解阵法所要求的战斗布置，这其中真正为难的事是如何最合理地将每个士卒安排到阵法所要求的最合适的战斗岗位上去，并使他们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古代兵家认为，阵法必须随着战场上各种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阵法的变化并不神秘。例如最早的所谓“三阵”，据《六韬·龙韬·三阵》记载：“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用天阵、地阵，人阵，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为天阵；丘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为地阵；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谓人阵’。”这里讲的很清楚。所谓天阵，就是根据日月星辰的昼夜朝夕的变化不同而布阵；所谓地阵，就是根据山川形势的各种条件不同而布阵；所谓人阵，就是根据军队的配备、强弱不同而布阵。这些都是朴素而又明白的。阵法的变化实际上是军队队形排列的变化与兵力布置的变化，所以古代兵家认为，在作战时要尽力登高望远，将敌方的各种阵式尽收眼底，这样就能破敌阵而胜之。如春秋时期的鄢陵之战中。“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左传·成公十六年》)。唐初李世民与窦建德会战于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李世民“将数骑升高丘而望之”。看清窦建德军“逼城而阵”的弊端，弄清了窦军的阵式，从而抓住敌方的破绽，选准了突破口。最终摧毁了敌阵。
阵法的变化，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二是将帅能正确地把握战机，何良臣在《阵纪》卷一中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有的军队从士兵个人技艺来说，“非无胆力技艺超绝者”，可是一上战场，“徒骑混杂，迷失队伍”，“节制不明，人心不一”，这种军队“扎定脚跟犹不可得。又何能望其取胜?”“纵有绝技骁勇，何益于用?”但是，一支军队如果有了“明将”，“节制素行”，“教阅经年，销尽武场套子，如出猎行营、登山涉水、寝食晦明之际，每习至精，率然遇警。必能使其驻脚阵成，举手便战。”其阵形就可以“出无穷之变，或伏或起，或正或奇，曲折相连，首尾顾应，绝而不散，却而不散，似整不整。似乱不乱。所谓合亦成阵，散亦成阵，行亦成阵，坐以成阵，敌固不知我之所以退，抑亦不识我之所以进，是为有制之兵也。”
在古代战争中，阵法的变化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小部队到大部队的过程。先秦时期记载阵法最多的兵书是《孙膑兵法》，其中的《八阵》、《十阵》、《十问》、《官一》等四篇专门讨论阵法。孙膑认为军事斗争最重要的因素有四个：阵、势、变、权。将阵列在首位，并列出了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形之阵、钩形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以上见《十阵》篇)、云阵(见《官一》篇)、剽风之阵(见《威王问》篇)等阵名。虽然没有详细介绍，但从已有的文字来看，这些阵并不复杂。如锥形之阵，就是一种如剑锋、如利锥一般的攻击型队形排列。展开进攻时，先以精锐插入敌军，然后以强大的后续部队撕开敌阵的裂口，扩大战果。这种阵形不复杂也不神秘。到了汉代，阵法日益复杂，《后汉书·礼仪志》说当时“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汉以后，各种阵法就更多、更复杂了，在战场上布阵的兵力甚至超过十万。
虽然如此，阵法的特点还是可以认识的。《武经总要》卷七记载，宋代常用的阵是：大阵、东西拐子马阵、先锋阵，前阵、拒后阵。这些都是作战时用于不同目的的不同军队的具体布置。如所谓“前阵”，就是“中军大阵之前，别择锐士散为奇兵。谓之前阵。”无论多么大的阵式，有多少人马参加，必然在大阵之中又有小阵，即“阵间容阵，队间容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这种与军队编制密切相关的大阵套小阵的布置与配备，形成了大阵与小阵的有机结合，在原则上对任何一个阵法都是需要的。例如，北宋初年为抵御契丹的骑兵，特制了“平戎万全阵”。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防守型阵法。掘《武经总要》卷七记载，全阵需用兵近十五万人。下分三大阵，即中央的步兵、两翼的骑兵、前后阵的骑兵。其中，中央的步兵又分为九个小阵，每个小阵又由若干“点”组成，每个“点”又由五个队组成，每个队则配战车一乘；兵七十二人，分别掌握弩、枪、刀、剑、牌、拒马等兵器。每个队占地的大小、相互的间隔距离都有明确规定。这些复杂的大阵，既有大部队的总体布置，又有小部队的局部安排，其间又有有机的衔接。
我国古代历史典籍和兵书中记载的阵法名称很多，但从其阵式上即队形排列上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方阵，一种是圆阵。正如《李卫公问对·卷中》所说，阵法变化，“皆起于度量方圆也。”方阵呈方形或长方形，这是古代阵法的基本形态。因为军队中各级建制单位都有自己的行伍队列。排列整齐时总是方形或长方形，军队作战的基本配置往往总是中军与左、右两军的组合，这也就是一个横列的长方形阵式。殷墟的甲骨文载殷代的军队编制是“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左传·桓公五年》载春秋时郑国的军队出征是：“曼伯为右拒(通矩)，祭仲为左拒，高梁弥以中军奉公。”这些都表明了最初的横列式方阵队形。先秦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方阵的记载，如“万人以为方阵”《国语·吴语》、“方阵并功(通攻)，云何能御”(《逸周书·大明武解》)等。这种方阵在我国古代长期使用，如《后汉书·袁绍传》中说：公孙瓒“兵三万，列为方阵。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隋书·杨素传》说：“诸将与虏战，每虑胡虏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中。”只是后来名称日益翻新，不只是使用方阵之名而已。例如著名的“八阵”，就属于一种方阵。古代记载八阵的很多，《孙膑兵法》中就已有了《八阵》篇，《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孙子八阵图》、《武侯八阵图》、《宋史·兵志十一》中有《龙虎八阵图》，《武经总要》卷七也有《本朝八阵法》。关于八阵的内容，一般认为，《孙膑兵法》中的“八阵”是指的八种阵法，而汉以后的“八阵”则是指的一阵八体，即阵形的若干变化。《李卫公问对·卷上》说：“作阵本一也，分为八焉。”宋神宗时曾对八阵问题进行了讨论，后来宋神宗以“帝谕”形式对讨论进行的小结说：“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宋史·兵志九》)。
阵的另一种主要形态是圆阵。方阵主要是进攻型的阵式，而圆阵则是一种防御型的阵式。这是因为。每当敌军向己方进军时。为了尽量减少敌军的攻击面，将防御线尽力减小，就必须将原来的疏散队形收缩为密集的队形，尽可能团为一个有机的防御体系。如果有高冈丘阜可作为背后的依托，一般都摆为半圆形的“偃月营”阵式。除此之外，凡在平地，都采取密集的圆阵。这就是《孙膑兵法·十阵》中所说的：“方阵者，所以剸也；圆阵者，所以榑也。这里的别是剸断之义，榑，借为团，结聚之义，就是说，方阵是用于进攻的，圆阵是用于结聚兵力进行防御的。在同篇中，孙膑又说；“圆阵以胥(等待)，因以为固”，也正如此意。
五代时，后梁将领梁刘郛与后唐作战，唐军“为两方阵夹之。郛为圆阵以御”(《新五代史·刘郛传》)。由此也可以看出，方阵是进攻性阵式，而圆阵是防御性阵式。方阵和圆阵是阵式的基本形态，此外还有曲、直、锐三种类型，合称五阵。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阵式也要相应有所变化。方阵加以收缩即可成为凹阵，圆阵加以展开即可成为方阵，也可以内圆外方，外国内方。例如李靖六花阵，就是“参综古法，步、骑与车三者相兼而用，以车曰驻队，步曰战锋，居前为正；骑曰战队，又曰荡，居后为奇，遂名为六花七军阵也。……随其地势，去其中营，而变为曲、直、方。圆、锐五图，而名之曰六花曲阵也，六花直阵也、六花方阵也、六花圆阵也、六花锐阵也。若遇险阻。仍用七军，向背得法。作偃月营”(《阵纪》卷三)。古代兵家所说的“阵无定法”，就是指的这种由于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而相应在阵式上出现的变化。
阵法作为古代战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指导战斗上起着重要作用。归纳起来，阵法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主要有四个：
其一，严格队列队形。阵的作用首先在于使士兵在战斗中依照严格的编制保持最适当的队列队形。宋神宗时专门研究阵法的赵禼说：“置阵之法，以结队为先”(《宋史·兵志九》)。在一场战斗中，将帅要将作战意图贯彻于全军，如“心使臂、臂使指”一样地指挥作战，要使数千、数万乃至更多的军队协调配合的作战而又能在特殊情况下各自为战，这就要求全军在战场上按严格的编制排列为一定的队列队形投入战斗。这就是《司马法·严位》所强调的“凡战之道，位欲严”，这里的“位”，就是指兵士在队列中的位置，关于位严，他认为要“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古代的阵法，正是根据作战的需要而按军队的编制排列成一定的队形的作战方法。只要能认真组织好各级士兵于一定的队列队形之中，就会便于指挥，进止统一。正如《武经总要》卷八所说：“阵法者，所以训齐士众，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古代的战斗胜负往往与阵的存亡密切相关，一旦战阵被冲散打乱，就意味着失败，所以，阵法的严格队列队形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古代的军队有车兵、步兵和骑兵，兵器也多种多样。古人研究阵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在战斗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兵种、各种武器的战斗力。战车便于摆开队形在广阔的战场上对敌发起进攻，又便于结成车营进行临时性的防御；步兵的特点是机动灵活，能攻能守，特别是善于越险登高。克服各种地形的障碍，且能进行较为持续的战斗；骑兵的特点是迅速，灵活、冲击力强，善于进行长途的迫袭。在一场战斗中，如何充分发挥三个兵种的长处而避其短处，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使三者进行最佳的组合，协同作战，从而形成最大的集团战斗力，这常常是制定各种阵法的主要内容。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李靖的“六花阵”，就是以三者的组合见长。六花阵中的战车名为“驻队”，居中；步兵名为“战锋”，居前；骑兵叫“战队”或“跳荡”，居后，临战时，根据地形变化调配兵力，又可变为方、圆、曲、直、锐五种六花阵(见《阵纪》卷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车、骑、步三者的配合。
尽可能发挥各种兵器的作用，也是古代各种阵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戚继光的鸳鸯阵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鸳鸯阵是古代最著名的小阵之一，每阵仅由十二人组成。它是戚继光根据沿海地区水网薮泽，道路狭小的地形特点和倭寇善用短兵器而不善用长兵器的特点而制定的“用长以制短”(《练兵纪实杂集》卷二)的阵法。每个鸳鸯阵由四种兵器组成。相互支援，相互配合，各有所长。由于鸳鸯阵充分考虑了东南沿海的具体条件，并对滕牌、狼筅、长枪、短刀四种兵器作了有效的安排，使每种兵器的作用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并且相互支援，从而使鸳鸯阵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适应与利用地形。在广阔的战场上作战，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地形条件，根据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而进行的不同安排与部署，就是使用不同的阵法。我国古代各种兵书。都十分强调分别不同的地形条件而用兵。这方面的基本理论是《孙子兵法》的《九地篇》和《地形篇》。孙子先从战略的观点把不同的地区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种。分析了军队进入这九种地区应采取的原则；他又把上战场后所间临的区域性地形分为六种——通、挂、支、隘、险、远，根据海上六种地形，主将排兵布阵必须不同，方能取胜。也就是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孙子兵法·地形》)后世各种阵法的制定，无不遵循这一原则。戚继光可以说是“因地形权”(《阵纪》卷三)用不同阵法去适应与利用地形的典范。他在东南沿海时，“南方多茹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明史·戚继光传》)，创造出最宜于沿海地区的鸳鸯阵。他到了塞外北疆，又按“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的道理，“乃设立车营，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处其中”(同上)的阵法，这就是明代的“四方平定阵。”我们所熟知的韩信破赵之战中所用的“背水阵”，也是巧妙地利用地形排兵布阵而取胜的有名战例。
其四，适应敌情变化。战争中敌情千变万化，军队的部署必须适应这些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古代也就是采取不同的阵法。根据敌方的攻守态势、兵种构成、主要兵器，战斗力素质等因素的不同，都可以采用不同的阵法。即使在一场战斗中，如果敌情发生了变化，也应当采用相应的阵法。隋朝大将杨素在与突厥作战时，先是采取守势，“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当他决定转守为攻时，遂“悉除旧法”令诸军为“奇阵”，大获全胜，“杀伤不可胜计，群虏与哭而去”（《隋书·杨素传》）。戚继光对付倭寇时用“鸳鸯阵”，对付蒙古骑兵时改用“四方平定阵”，这是为了适应地形的变化，也是为了适应敌情的变化。因为前者对付的是手持短刀，完全步战的倭寇。后者对付的则是纵横驰骋的蒙古骑兵。
古代阵法可谓千变万化，但无论如何布阵，阵式如何变化，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就是布阵的基本要求。《司马法·定爵》中对布阵提出的基本要求，在古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指出：“因地，因敌，令阵”；“凡阵：行唯疏，战唯密，兵唯杂。”就是说，首先要根据地形与敌情决定采取何种阵法，在布阵时要注意行列疏散，交战时兵力宜密集，兵器的配备宜多样。
行列宜疏散，是说在士兵之间、行列与行列之间不能太密，要有一定的间隔距离。各种兵器才能施展，队形才有可能变化。一般来讲，“每步兵一人。占地两步；骑兵一人，占地四步”(《虎钤经》卷九)。除了从士兵的位、行、列这种关系来看之外，从全军的角度讲，整体的布置也应有一定的距离。一个完整的阵式往往可以分为阵头、阵腹、阵翼、阵尾四个部分。阵头是全阵的前锋或前卫队，阵腹是全阵的主力或总预备队，阵翼是用以掩护中央主力和对敌实施迂回或突袭的机动兵力，阵尾是全阵后方或侧后方的警戒部队。这四个部分之间，“阵头不宜远过，阵尾必识变更，阵腹最须实整，阵翼筹使轻凌”(《阵纪》卷三)。这样，全阵就能灵活机动，离散聚合，有条不紊。
兵力宜密集，是指作战时之所以能形成一支整体的打击力量。靠的是有机的整体战斗力而不是单兵攻杀的战斗力。这其中包括各兵种的密切配合，也包括齐营队、各小阵之间的联系支援、左右照应、内外配合。只有阵中有阵，队中有队，才能达到一阵被破，诸阵相救。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战场上根据需要而进行战术的集中、分散、填补与转移。
至于“兵唯杂”，就是要象鸳鸯阵那要配合各种功能的武器。这在使用多种兵器的古代，是任何阵法都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阵的运用上，古代兵家强调“阵无定形”。对前人留下的阵法、阵图，既要虚心学习、研究和继承其中的宝贵经验，又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去生搬硬套这些阵法、阵图。《司马法·定爵》中说：“阵，巧也”，岳飞率军从宗泽作战时，宗泽向他授阵图，他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巧”“妙”可以说道出了学习与运用阵法的精髓。阵法的“巧”、“妙”，就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对阵法进行灵活运用，不能强执一图、机械执行。正如《武经总要》卷八所说：“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关于阵法的灵活运用，《阵纪》卷三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它说，各种阵法“皆参古法今而作，其用变取胜，各有神异，在学者变通之耳。能将握步根本。练之精，出之熟，变之神，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故善作阵者，无一定之形，必以地之广、狭、险、易，即据方、圆、曲、直、锐而因之可也，又从敌之众、寡、强、弱、冶、乱而因之可也。”就是说阵无定形，要以“变”取胜。“变”的根据一是地形，二是敌情。如以地形而论，“地窄只用一伍，地广便用十伍、百伍、千伍、万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战队，地广则加翼队、包队、伏队、应队亦可也”(同上)。对此，戚继光的言辞是比较客观的。戚继光作战很讲究阵图，针对应当按阵图行事这一方面，他说：“数年屡战，一切号令行伍，惧如图款，毫无更易，是以每战必全捷，而我兵不损”，他说的“俱如图款”，是指掌握阵法的基本要点和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掌握各种应变能力。所以他又说，如果一味“如图临阵”，那就是“刻舟求剑”。他认为，“善用兵者，因敌情转化，……亦因兵情转化，岂有一定之习哉!善用形者，亦因地形措战，岂有一定之阵哉”(《纪效新书》卷八)！只有既讲究阵图。又能临阵变通，才算掌握了“阵无定形”，运用阵法的奥妙。
阵作为古代战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作战指导上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在运用中既有规律可循，又要灵活变通。对此，在学习中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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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环套月阵、四角风云阵、五堆梅花阵、六转盘龙阵、七点螺丝阵、八卦乾坤阵、九九阴阳鱼阵、大万字阵(又称十全蚂蚁阵)、蝴蝶阵、蝎子阵、葫芦阵、方城阵、夹篱笆、套双环、跑双棱、拉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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