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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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神宗时期，北宋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虽然有过一度繁荣，但由于内部机构臃肿，人满为患，外部辽国、夏国不断侵扰，军费开支陡增，加上花钱买和平，每年要向辽、夏支付高额赔款，导致财政空虚，人民生活困苦，许多走投无路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暴发在这一时期。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为了摆脱困局，起用王安石，推行了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远见卓识，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破除弊端、发展生产、增加税收、提升军备的政策，也是对症下药，颇见成效。然而，为什么史书中很多地方记载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一、王安石的观点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太过激进。宋朝以儒家思想为治理国家的思想法宝，儒家讲究谦让、中庸，如果太激进，就会被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而王安石却在变法前后，提出过惊世骇俗的“三不足”狂言。熙宁三年（1070）春，作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给谋求馆职的一班朝臣初拟了一道“策问”题，内容就是王安石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希望参考者辩驳一下这一离经叛道的“怪论”。可见，当时许多人对王安石的议论十分反感，因为这些言论是为推行变法进行思想铺垫的，所以在后来推行变法中，反对这些言论的官员，反对他变法主张的态度异常坚决。
二、王安石变法触犯了贵族士大夫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中，有一条变法政策就是打击地主们的土地兼并。但是，贵族和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打击土地兼并就是抽空他们的钱袋子，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王安石虽然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但他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国弊而不懂“官箴”。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伤筋动骨，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结果犯了众怒。贵族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对国家的忠诚，但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因此，这些锦衣玉食的士大夫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哭爹喊娘向宋神宗告御状，欲置王安石于死地。
苏洵以王安石面垢不擦，衣垢不浣，一年四季不洗澡，而作《辨奸论》一文，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苏洵因此在朝野暴得大名。谏官陈?甚至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安石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安石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这些人和这些骂声，不过是反对和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冰山一角而已。所以，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罪魁祸首的记载，真是随处可见，多得很。
当然，也有说话公允的评价，比如，黄庭坚。黄庭坚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对王安石却是欣赏和敬佩的，他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你说的史书应该是指《宋史》这样的传统正史。《宋史·王安石传》的定评是引用的朱熹的评论：
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在这样的史书中，都是用传统政治的观点来评价政治人物的，而且会受到史料和修史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的影响。
《宋史》关于王安石的评价，主要来自宋朝留下的官方记录。但宋朝本身是一个非常注重自身历史和评价的朝代，从真宗时期开始修太祖实录、太宗实录，每个皇帝登基后都会给前面的皇帝修实录。
那么，关于王安石的历史评价主要是牵扯到对神宗朝的评价，关于他的材料也主要保存在神宗实录中。但是神宗实录是宋朝经历过三次重修的。
首先是神宗死后，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主持朝政。她反对新法，所以她在神宗死后，马上将之前反对新法的主要干将如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等人召回朝廷，担任宰相，开始推翻新法，恢复旧法。
这段时期，史书上称之为元?时期，“众正盈朝”（不是东林党），原来王安石提拔起来参与变法的骨干如吕惠卿、章??⒃?嫉热耍?急槐嶂鹪斗健Ｒ簿褪窃谡舛问逼冢?谕耆?穸ㄍ醢彩?浞ǖ淖芑?飨拢?瓿闪松褡谑德嫉牡谝话妗?/p>
高太皇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又开始反对旧法，恢复新法，召回了章??⒃?嫉热耍?簿褪巧苁ナ逼凇Ｒ彩窃谡舛问逼冢?彼蔚牡痴??佳杆俜⒄梗?碌澈途傻呈仆??穑??坎蝗荨?/p>
到徽宗登基后，旧党曾经有过短暂的恢复，但为时不久，就又回到“绍述”神宗之政的路线上去了，不但以前早已被认定的旧党被悉数贬逐远方，甚至连曾布这种曾经参与过变法，只是和章??胁煌?饧?娜耍?急淮蛉搿霸?v党人”，立了元?党人碑，以示要将旧党永远禁锢不用。
也是在这段时期，重修了神宗实录，对旧党全盘否定，对王安石和新法又全盘否定，以新党为君子，以旧党为小人，这就颠覆了之前的神宗实录。
北宋灭亡之后，高宗南渡，在江南守着半壁河山，重建了宋朝，是为南宋。高宗前期，所用的重要的大臣，几乎全部出自旧党一脉，所以高宗说，“最爱元?”。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高宗下令重修神宗实录，又把徽宗时期的神宗实录颠覆了一次。
按照高宗的这个指示修订过的神宗实录，自然又回到了元?时期的神宗实录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全盘否定新法，全盘否定王安石，以新党为小人，以旧党为君子。这个版本的神宗实录后来就作为官方史料保存下来，后来元朝修宋史，就是以此为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宋史中，对王安石基本上是贬斥的。
当然，这只是宋朝的官方评价，如果有问题，后人是可以指出来的。但从元朝到清朝灭亡，对王安石的评价却基本上都延续了之前的评价，也就是王安石祸宋这个定评一直维持下来了，并没有给他全面翻案。
为什么呢？
在古代的传统政治中，皇帝对大臣最为忌讳的事情是什么？大臣结党营私，搞党争。
党争意味着什么呢？党争就意味着，这个朋友圈是围绕着某个大臣的政治主张团结起来的，他们首先会忠于自己一党的政治领袖和政治主张，而不是忠于皇帝。
这对皇帝来说，自然是不能原谅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在整个国家机器里，怎么能有皇帝之外的忠诚对象呢？
而且，围绕着这个政治领袖在朝廷上的进退得失，和政治主张的能否得到皇帝的认可和实施，就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搞党争。搞党争就意味着，以自己的党派主张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皇帝为标准。作为臣子来说，这其实就是不忠。
历史上的党争确实也都结果很糟糕。汉朝的党锢之祸形成了士族和寒族之分，唐朝中后期的牛李党争导致朝廷政策的摇摆不定，北宋的新旧党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还没结束，甚至到南宋初期的政治依然在这个结构里，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之争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甚至到南明政权。
那么，最容易引起党争的是什么？
在宋朝和明朝，就是变法。宋朝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所有的朝廷大臣都要在新党和旧党之间选边站对，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明朝也是在张居正变法时期，开始出现言官和内阁之间的对抗，后来发展为三党与东林之争，再后来又演变为东林与阉党之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虽然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使国家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同时，变法也带来了党同伐异，因人而废言，因人而废政，导致国家的政策不断在两个不同的取向之间来回摇摆。所以，正史上对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持比较尖锐的批评态度，乃至全盘否定。
近代以前，主流意见对王安石变法一般持负面意见，但近代以后，受西方史影响，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越来越积极，甚至成为主流意见。
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首先，主流意见对王安石变法给予正面评价，是在近千年后，很多史实已不清晰；其次，正面评价王安石变法是基于西方史的逻辑，而非中国古代史的逻辑。
西方史强调变法，特别重视制度改造。这与欧洲文化多元、彼此竞争激烈相关，没有制度优势，很难胜出。用这套思维看中国史，会觉得很有失落感——古代中国在近两千年时间中制度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也没有什么制度探讨方面给人印象深刻的著作。
当然，古代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制度一直在变化，只是以渐变为主，所以不熟悉相关史料，就会给人以“停滞”“没有历史”之感。
对比唐代与清代，改变可用惊人来形容，几乎可以视为两个国家，彼此很少有相同之处，可科举制等制度却一以贯之，其实唐朝科举与清朝科举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不深入考察，就会觉得彼此没有后差别，产生“中国没产生过大的制度变化”之感。
所以，不仅“王安石变法”被过多关注，包括“商鞅变法”等，都有被过度关注的问题。
首先，这些变法是此前一些政策的延续，不过是士大夫给予期文化合法性、皇权给予背书而已。
其次，变法的过程并不确定，很多办法随心所欲，实施与废止往往不由上决定，而是基层来决定。
其三，这些“变法”多是一些具体措施，制度性的东西并不多。
王安石变法从实际效果看，无非是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而已，这其实不用王安石的方法，用商鞅的方法，也未必行不通，而且南宋中央政府从民间获取收入的能力更强，可当时王安石已被彻底否定。
沿着目前这种思路看王安石变法，往往会觉得有些失望，得出“王安石这样杰出的改革家也没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之类的结论。
或者，不能沿着制度改造、制度创新的方式来解读中国史，毕竟古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多元、更复杂，它在制度上往往会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因中层羸弱，执行力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这才是历代王朝面临的真问题，至于发展、变革之类，既然外部没有真正的挑战者，大概不会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没什么意义，王安石变法的价值也绝不在制度创新上。
总之，更愿相信古人的看法，王安石变法应对北宋灭亡负很大责任。
二、我认为历史可能90%以上是假的，至少，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需要编写的。
三、一个昏君的灭亡，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在于他自身，而不能归因于女祸、奸臣（女祸、奸臣的产生，是因为昏君的出现，而不是相反。这里的因与果的关系不能搞反）。但是，一个王朝的灭亡，又不是仅仅因为一个昏君出现，就导致了灭亡。
一个王朝的立国者，多为雄才大略。新王朝建立之后，必然要借鉴前朝灭亡的教训，制定一系列安邦定国的大计。象如何安民，如何立君，如何选择大臣等，都有一系列成法与规定。
也就是说，即使有昏君出现，也让他做不成昏君；即使有奸臣出现，也让他做不成奸臣。
慢慢地，王安石变法派的重要人物蔡京得到了宋徽宗的重用，司马光派遭到大清洗。于是变法大行其道。
只可惜，历史证明，宋徽宗是个大大的昏君，蔡京之流是大大的奸臣。
大昏君遇到大奸臣，又坚决进行变法，真是国家不灭亡都不可能。
后来，徽宋的儿子赵构做了南宋的皇帝，大臣如秦桧也不能说他不奸，国家之弱不能比北宋，金国并了辽、北宋后不能不说更强大，但终金国之世，不能灭了南宋。为什么？
南宋不再搞王安石变法，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与北宋灭亡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王安石变法被称为“三不足”变法，他们明确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变法到底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这里不做评论。
但有一点应明确，即使在当世，也有司马光等大家坚决反对。后世对它的完全肯定，是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需要讨论。
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一法宝传到了宋徽宗、蔡京之流手里时，我们可以想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宋徽宗与蔡京之流用他们的穷奢极欲，向后人们宣示了什么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历代开国之君，他们往往出身民间，尝遍、闻遍人间疾苦。他们能成为一代雄主，说明他们都有雄才大略。
他们建立国家后，借鉴前朝亡国经验，他们不可能不想到，他们锦衣玉食的后代，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就是昏君辈出。
如何保持富贵延续，他们必定要制定一些祖宗之法，做不到“祖宗之法”的皇帝，是不称职的皇帝，是要被替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