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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而其中的大半又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鲁迅研究。走在人生最后途程的时刻，一个问题总在我的心中萦绕：我为之贡献出大半生的鲁迅研究有没有价值呢？而要回答这个问 题，归根结底是要问，鲁迅在当代还有没有价值呢？如有，那么我的人生也有价值。如没有，我的人生真是白过了。
否定性的回答是经常听到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一位还当过图书馆馆长的同学就说我陪了鲁迅一辈子，是“亏”了。还有一次，一位学林业的老教授一听说我是研究鲁迅的，马上不屑地说：“鲁迅跟他亲弟弟还打架呢，有什么可研究的。”
对此，我默默无言，只感到悲凉，想到郁达夫《怀鲁迅》中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那么，鲁迅究竟有没有价值呢？如有，价值又在哪里呢？这的确是鲁迅登上五四文坛后，中国思想界一直追问的问题。
在各种探索中，自然是毛泽东的回答影响最大。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现在有些人极力否定毛泽东，同时也诋毁他对鲁迅的评价。尽管我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持批评态度，并曾经深受其害，但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却仍然感佩毛泽东的智慧。因为在众多的文化人无视甚至诋毁鲁迅的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竟能力排众议、慧眼识珠，高度评价鲁迅的价值。不管怎样，都是凡庸者难以企及的大智慧。
不过，我觉得不能止步不前，还须做进一步的阐发：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认为：一言以蔽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用长一些的话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是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悟性，则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而理性，则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启悟人们为改造自身和本民族的精神以及整个人类的人性而努力。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总之，鲁迅是一位他青年时代就大声呼唤的致力于中国人精神革命的“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张，反对已经弥漫整个世界的轻精神的“质化”倾向；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倾心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他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巨大价值，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升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鲁迅的这种当代价值，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所独享的，而是普世的，即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一个读鲁迅的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不管怎么说，我的人生是与鲁迅，与鲁迅研究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我将如佛罗伦萨大诗人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由别人说去吧！”一直走到自己人生的终点。我深信，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懂得鲁迅的价值，也会认可我和我的先辈、同辈以及后辈鲁迅研究者的工作意义。
网上搜搜很多啦……
否定性的回答是经常听到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一位还当过图书馆馆长的同学就说我陪了鲁迅一辈子，是“亏”了。还有一次，一位学林业的老教授一听说我是研究鲁迅的，马上不屑地说：“鲁迅跟他亲弟弟还打架呢，有什么可研究的。”
对此，我默默无言，只感到悲凉，想到郁达夫《怀鲁迅》中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那么，鲁迅究竟有没有价值呢？如有，价值又在哪里呢？这的确是鲁迅登上五四文坛后，中国思想界一直追问的问题。
在各种探索中，自然是毛泽东的回答影响最大。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现在有些人极力否定毛泽东，同时也诋毁他对鲁迅的评价。尽管我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持批评态度，并曾经深受其害，但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却仍然感佩毛泽东的智慧。因为在众多的文化人无视甚至诋毁鲁迅的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竟能力排众议、慧眼识珠，高度评价鲁迅的价值。不管怎样，都是凡庸者难以企及的大智慧。
不过，我觉得不能止步不前，还须做进一步的阐发：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认为：一言以蔽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用长一些的话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是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悟性，则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而理性，则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启悟人们为改造自身和本民族的精神以及整个人类的人性而努力。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总之，鲁迅是一位他青年时代就大声呼唤的致力于中国人精神革命的“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张，反对已经弥漫整个世界的轻精神的“质化”倾向；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倾心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他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巨大价值，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升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鲁迅的这种当代价值，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所独享的，而是普世的，即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一个读鲁迅的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不管怎么说，我的人生是与鲁迅，与鲁迅研究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我将如佛罗伦萨大诗人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由别人说去吧！”一直走到自己人生的终点。我深信，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懂得鲁迅的价值，也会认可我和我的先辈、同辈以及后辈鲁迅研究者的工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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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子
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何以故？是时空的距离使鲁迅的形象在后人的眼里显得比近在眼前或相距不远的当代人更为高大么？诚然，时间和空间愈贴近伟人的人，是习焉不察地觉不出对象的巨大分量来的。此所以周海婴会嘟哝着“这种爸爸，什么爸爸！”这绝不仅由于童稚的天真无知，直到近来，我读周海婴回忆和论述他爸爸的文字，仍然看得出对他伟大的父 亲没有作当量的定位。这很难怪，他和伟人太贴近，太腻昵了。当隔海遥望的日本作家左藤青夫尊鲁迅为“东洋第一大师”时，鲁迅近处的似乎是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却贬斥鲁迅为“没落”、“朦胧与无知”，不值一文。以上的例证是空间差距所导致的辨认上的分歧，远的正确，近的迷误。不过，那些曾经讥薄鲁迅“朦胧与无知”的人，几年之后又对鲁迅表示尊崇了，这似乎也体现了苦恼的时间差距。
但我所断定的未来的历史家将比当代人更高地评价鲁迅的理由不在此。我所持的理由有二，分述如下：
其一，历时愈久，对鲁迅生前死后加之于他的污泥浊水，明枪暗 箭，不怀好意的抬举，有心的中伤和无意的曲解都将愈益黯淡失色。人们所看到的将只是经过澄清了的历史长河的运行以及巨人在历史中的伟岸风姿，他如何和历史气息相通，扮演着引涛疏流的光辉角色。后代人不再有恩恩怨怨、爱爱仇仇，不会为各种因公的和因私的功利之念所蔽。更重要的是，与鲁迅并世或相后先的伟人或准伟人，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已形态毕露，他们给历史投下了什么，是非功过如何，也得以和鲁迅作客观的比较了。那时的人不再有忌讳或顾虑，是什么还他以什么，诚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比较之余，鲁迅的形象当然出类拔萃地高大，不像今日之还有七嘴八舌了。
其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的文明。 一切震慑人群的事功都只是暂时的，战争杀伐，王朝兴废，乃至制度更迭，受惠或受害只限于一时，数十年或数百年，只是无限时序中的一瞬，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谁记得 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 或伊利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 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一些英雄攫 取了权力，主宰了世界，即使他们干的尽是好事，蒙益的也只是同代 人或延泽若干年，何况这类角色的负作用往往甚于其所产生的正面功勋；有些所谓业迹还都是同伙人或党羽以及盲从者们鼓吹出来的虚美之辞，还须经过后世的考验。惟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即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尤其因为，那些以事功享名的人物不是一个人的能耐，都必须众人的参与，而且他们在建成事功后必十百倍地取得报偿；只有“以心而伟大的英雄” 才是独立的创造，他们只有奉献，没有夺取，终生如鲁迅所说的吃草挤奶。因此，历时越久，未来的人更能认知其伟大。
因此，历史终将证明，鲁迅即使不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伟人，也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第一伟人。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曾说，一个不知道尊崇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越识见和深长叹憾。郁达夫是看到了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污蔑和中伤的；而且也看到他死后所得的评价，哪怕是肯定的评价也未能惬心贵当，故而发出了如此的感慨。他不及看到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围绕着鲁迅的一 切，而且这一切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围绕着鲁迅而生发的一切公私恩怨为历史所刷淡。到那时，对伟人的一切咒骂、中伤、曲解纷纷剥落，成了伟人巨像下的尘埃，甚至累积成小丘，倒反而会化为这座像的自 然景观中的一点点缀，即使只能供游人践踏，总还不失是历史的沉渣。
但对和鲁迅尚贴近或时距不远的当代人，那些曲解和污蔑鲁迅的 材料却是很现实的教材，从这里可以看出伟人是怎么战斗过来的，他又怎么正是在战斗中，靠这些未来的尘埃而成就其伟大的。甚至对未 来的历史家，即使对这些灰埃不屑一顾，或带着怜悯的目光督视它们一眼，或许也能激起点历史的感兴，在选择中汲取些可供描塑伟人的 对比资料，并遥想当年曾有那么许多高矮不等的侏儒而不解，而想起 韩愈“蚍蜉撼大树”的诗句，勾起点思古之幽情吧。
房向东先生前年出版了《鲁迅与他骂过的人》，意在聚集鲁迅生前环绕着他的嘀嘀咕咕，对显豁鲁迅的伟大有益；现在他又奋力写成 《鲁迅，最受诬蔑的人》，是聚集鲁迅死后环绕着他的嘁嘁喳喳，对显豁鲁迅的伟大同样有益。鲁迅生前曾多次说，他的所以要活着，努力眷护生命，与其是为了爱他的人，无宁是为了敌人，要让那些不是 东西之徒因他活着而不舒服。鲁迅死了那么久，仍然有那么多人咒骂，证明他威灵犹在，仍同活着时那样使某些人不舒服，也证明鲁迅不朽。忘了是布瓦洛还是拉辛说过：“世上没有被捧成的伟人，更没有伟人 会因咒骂而变得渺小。”鲁迅正验证着这句话。
我曾应约为作者的前一本书作序，因此也乐意为这本《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写下这点意见，即：未来的历史家将比当代人对鲁迅的评价高得多！
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何以故？是时空的距离使鲁迅的形象在后人的眼里显得比近在眼前或相距不远的当代人更为高大么？诚然，时间和空间愈贴近伟人的人，是习焉不察地觉不出对象的巨大分量来的。此所以周海婴会嘟哝着“这种爸爸，什么爸爸！”这绝不仅由于童稚的天真无知，直到近来，我读周海婴回忆和论述他爸爸的文字，仍然看得出对他伟大的父 亲没有作当量的定位。这很难怪，他和伟人太贴近，太腻昵了。当隔海遥望的日本作家左藤青夫尊鲁迅为“东洋第一大师”时，鲁迅近处的似乎是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却贬斥鲁迅为“没落”、“朦胧与无知”，不值一文。以上的例证是空间差距所导致的辨认上的分歧，远的正确，近的迷误。不过，那些曾经讥薄鲁迅“朦胧与无知”的人，几年之后又对鲁迅表示尊崇了，这似乎也体现了苦恼的时间差距。
但我所断定的未来的历史家将比当代人更高地评价鲁迅的理由不在此。我所持的理由有二，分述如下：
其一，历时愈久，对鲁迅生前死后加之于他的污泥浊水，明枪暗 箭，不怀好意的抬举，有心的中伤和无意的曲解都将愈益黯淡失色。人们所看到的将只是经过澄清了的历史长河的运行以及巨人在历史中的伟岸风姿，他如何和历史气息相通，扮演着引涛疏流的光辉角色。后代人不再有恩恩怨怨、爱爱仇仇，不会为各种因公的和因私的功利之念所蔽。更重要的是，与鲁迅并世或相后先的伟人或准伟人，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已形态毕露，他们给历史投下了什么，是非功过如何，也得以和鲁迅作客观的比较了。那时的人不再有忌讳或顾虑，是什么还他以什么，诚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比较之余，鲁迅的形象当然出类拔萃地高大，不像今日之还有七嘴八舌了。
其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的文明。 一切震慑人群的事功都只是暂时的，战争杀伐，王朝兴废，乃至制度更迭，受惠或受害只限于一时，数十年或数百年，只是无限时序中的一瞬，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谁记得 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 或伊利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 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一些英雄攫 取了权力，主宰了世界，即使他们干的尽是好事，蒙益的也只是同代 人或延泽若干年，何况这类角色的负作用往往甚于其所产生的正面功勋；有些所谓业迹还都是同伙人或党羽以及盲从者们鼓吹出来的虚美之辞，还须经过后世的考验。惟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即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尤其因为，那些以事功享名的人物不是一个人的能耐，都必须众人的参与，而且他们在建成事功后必十百倍地取得报偿；只有“以心而伟大的英雄” 才是独立的创造，他们只有奉献，没有夺取，终生如鲁迅所说的吃草挤奶。因此，历时越久，未来的人更能认知其伟大。
因此，历史终将证明，鲁迅即使不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伟人，也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第一伟人。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曾说，一个不知道尊崇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越识见和深长叹憾。郁达夫是看到了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污蔑和中伤的；而且也看到他死后所得的评价，哪怕是肯定的评价也未能惬心贵当，故而发出了如此的感慨。他不及看到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围绕着鲁迅的一 切，而且这一切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围绕着鲁迅而生发的一切公私恩怨为历史所刷淡。到那时，对伟人的一切咒骂、中伤、曲解纷纷剥落，成了伟人巨像下的尘埃，甚至累积成小丘，倒反而会化为这座像的自 然景观中的一点点缀，即使只能供游人践踏，总还不失是历史的沉渣。
但对和鲁迅尚贴近或时距不远的当代人，那些曲解和污蔑鲁迅的 材料却是很现实的教材，从这里可以看出伟人是怎么战斗过来的，他又怎么正是在战斗中，靠这些未来的尘埃而成就其伟大的。甚至对未 来的历史家，即使对这些灰埃不屑一顾，或带着怜悯的目光督视它们一眼，或许也能激起点历史的感兴，在选择中汲取些可供描塑伟人的 对比资料，并遥想当年曾有那么许多高矮不等的侏儒而不解，而想起 韩愈“蚍蜉撼大树”的诗句，勾起点思古之幽情吧。
房向东先生前年出版了《鲁迅与他骂过的人》，意在聚集鲁迅生前环绕着他的嘀嘀咕咕，对显豁鲁迅的伟大有益；现在他又奋力写成 《鲁迅，最受诬蔑的人》，是聚集鲁迅死后环绕着他的嘁嘁喳喳，对显豁鲁迅的伟大同样有益。鲁迅生前曾多次说，他的所以要活着，努力眷护生命，与其是为了爱他的人，无宁是为了敌人，要让那些不是 东西之徒因他活着而不舒服。鲁迅死了那么久，仍然有那么多人咒骂，证明他威灵犹在，仍同活着时那样使某些人不舒服，也证明鲁迅不朽。忘了是布瓦洛还是拉辛说过：“世上没有被捧成的伟人，更没有伟人 会因咒骂而变得渺小。”鲁迅正验证着这句话。
我曾应约为作者的前一本书作序，因此也乐意为这本《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写下这点意见，即：未来的历史家将比当代人对鲁迅的评价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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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大陆民间和学界，都把鲁迅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号人物。有的说是统帅，有的说是领袖，有的说是主将。有一个时期，谁要是对鲁迅有所非议，那是会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让人鄙弃的。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说的这段话，可视为中国人的共同心理：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
学界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没有王先生说的那样直白。以张梦阳为主编的《1918—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奇迹般的功绩。”
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鲁迅是这样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是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学先驱们所开辟的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08页）
这话就更倾向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说法了。新文学先驱们的主将，还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无论民间还是学界，对鲁迅的评价，都可说其源有自。
这个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对鲁迅的历次评价。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究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主将，或者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请注意，这里的文化新军和文化革命是一个概念，和新文化运动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新文化运动的涵盖面要大得多，而文化新军、文化革命则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队伍，和这方面的革命行动，或者说是革命运动。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多少年前，就做过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评价鲁迅，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发表出来的文章叫《鲁迅论》。一次是在一九四○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有两大段专门谈鲁迅。
细细地看看这两篇（段）文章，就知道毛泽东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了。
在《鲁迅论》里，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没有后来高，只是分三个特点，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第一个特点是政治的远见，第二个是斗争精神，第三个是牺牲精神。在说这三个特点之前有个总的评价。原文是：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这段话，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确定了评价的范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占的位置”，而不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更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二是确定了鲁迅年龄的时间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来”才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当然在文章中，毛泽东还说了一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鲁迅“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说鲁迅是圣人，是个比方。说鲁迅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很革命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该看作是毛泽东对鲁迅的中肯的评价。
当时鲁迅去世不过两年，这样的评价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更高了。
共两大段。第一大段，先说，“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文化生力军是怎么来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下来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话了：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新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泽东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还去胡适家里拜访过。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鲁迅在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的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于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够高了，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在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评价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对鲁迅作出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之后，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这三个文件，对鲁迅的评价，一点都不比毛泽东的评价低，从某种程度上说，还要更高。于此也就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和鲁迅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贡献。这三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以电报的形式发出的。直到国共合作后，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载，时间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
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你自己看一看吧 ..可以删掉一些o(∩_∩)o...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
学界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没有王先生说的那样直白。以张梦阳为主编的《1918—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奇迹般的功绩。”
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鲁迅是这样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是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学先驱们所开辟的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08页）
这话就更倾向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说法了。新文学先驱们的主将，还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无论民间还是学界，对鲁迅的评价，都可说其源有自。
这个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对鲁迅的历次评价。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究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主将，或者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请注意，这里的文化新军和文化革命是一个概念，和新文化运动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新文化运动的涵盖面要大得多，而文化新军、文化革命则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队伍，和这方面的革命行动，或者说是革命运动。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多少年前，就做过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评价鲁迅，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发表出来的文章叫《鲁迅论》。一次是在一九四○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有两大段专门谈鲁迅。
细细地看看这两篇（段）文章，就知道毛泽东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了。
在《鲁迅论》里，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没有后来高，只是分三个特点，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第一个特点是政治的远见，第二个是斗争精神，第三个是牺牲精神。在说这三个特点之前有个总的评价。原文是：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这段话，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确定了评价的范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占的位置”，而不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更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二是确定了鲁迅年龄的时间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来”才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当然在文章中，毛泽东还说了一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鲁迅“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说鲁迅是圣人，是个比方。说鲁迅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很革命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该看作是毛泽东对鲁迅的中肯的评价。
当时鲁迅去世不过两年，这样的评价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更高了。
共两大段。第一大段，先说，“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文化生力军是怎么来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下来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话了：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新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泽东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还去胡适家里拜访过。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鲁迅在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的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于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够高了，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在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评价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对鲁迅作出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之后，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这三个文件，对鲁迅的评价，一点都不比毛泽东的评价低，从某种程度上说，还要更高。于此也就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和鲁迅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贡献。这三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以电报的形式发出的。直到国共合作后，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载，时间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
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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