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兼爱学说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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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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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兼爱学说有什么特点?

1、特点
兼爱理论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爱有差等”的观点。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络,表现出对功利的重视。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
2、理论依据
兼爱,指同时爱不同的人或事物。春秋、战国之际,墨子提倡的一种伦理学说。他针对儒家“爱有等差”的说法,主张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墨子》中有《兼爱》三篇,阐述其主张。语出《荀子·成相》:“尧让贤,以为民,氾利兼爱德施均。”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仲尼兼爱,不羞执鞭。”
3、作者简介
墨子(生卒年不详),名翟(dí),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生前担任宋国大夫。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说理有什么特点?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墨子的兼爱、孔子的仁爱有什么区别?

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不同的
孔子充分肯定了管子的思想贡献,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者与!”,在继承了管子对于社会层次结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仁爱”的范畴。“仁爱”对人类层次结构的肯定表现在,儒学所强调的身、家、国、天下是逐层扩大的范畴。与孔子仁爱思想不同的是兼爱思想,兼爱思想则否认了社会层次结构的存在。那么,明显地不符合人存在的实际,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人存在的层次结构的文明背景下,墨家又如何能够成为显学呢?这又不得不从中国哲学对人的理解说起。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是生命形态、群体形态和自然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人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存在物,同时他也是人群体中的存在和自然万物中的存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单一的存在形态的人存在。与人的生命形态、群形态、自然形态这三种存在形态相伴随,也就存在着人的生命形态矛盾运动、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随着《易经》所建立起来的哲学理论模型在对人的生命形态的矛盾运动认识中的运用,中医也就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而逐渐脱离中国哲学的视野。这个时候,中国哲学是从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两个方面展开对人的认识的,这一时期的思想代表是管子的思想。
《管子》一书开宗明义,说:“地辟举 *** 留处,国多财则远者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地辟举 *** 留处,国多财则远者来”强调了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处理在人的发展中的意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则试图把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和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相互联络来认识和处理人的发展问题;“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则强调了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在人的发展中的意义。《管子》的这个开宗明义奠定了《管子》思想的整体脉络,通观《管子》一书,既强调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对人发展的意义,也强调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对人发展的意义,并试图从二者的相互联络和相互影响的角度分析和认识人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战争连绵、社会动荡的历史,人的群形态矛盾以异常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在人发展中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彰显,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自觉地舍弃了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的关注,把对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思考作为自己的重心。孔子修改了管子的“国多财则远者来”的思想,提出了“近者悦而远者来”的认识,在对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关注基础上,建立了儒学的思想体系。与儒学同时代的道家,同样地也舍弃了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的关注(见我的文章《老子的思想》一文)。儒、道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认识的舍弃,为关注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的墨家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可能。在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中,人是相对于物、相对于非人的东西而出现的,在人与物的矛盾作用中体现的是人的共性,对共性的强调掩盖了人存在的层次结构,墨家也自然地提出了兼爱的思想。正是由于墨家否认了人的层次结构,其思考的重心又是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所以才被以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为其基本问题的中国哲学所淘汰,儒家和道家思想成为影响我们民族思想主流。
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看,墨家思想和以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为支撑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则有着很大的类似性。与墨家的否认了人的层次结构的“兼爱”思想相似,西方文明则产生了的“博爱”思想。无论是墨家的兼爱,还是博爱,支撑这种理念的思想基础都是以否认人存在的层次结构为前提的。人与人的矛盾作用和人与物的矛盾作用由于其矛盾物件的不同,也使其矛盾运动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需要用不同的认识方法来认识、处理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从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这个角度看,墨家思想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从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这个角度看,墨家的兼爱思想也好,西方的“博爱”思想也好,其理论支撑则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人存在的真实的。马克思也隐隐觉察到了支撑博爱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不足,提出了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观点。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否认了人的层次性,也就看不到爱与恨的原因了。兼爱也好,博爱也罢,都不可能是真爱,试问:你能够真正作到对待一个陌生老人和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一样的爱么?你能够作到对待一个陌生的小孩和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的爱么?把问题极端化一下,试问:你能作到爱一个老虎和爱一个人同样的爱么?你能作到爱一个老老虎和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爱么?你能作到爱一个小老虎和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的爱么?我看,没有人能作到,博爱也罢,兼爱也好,都不过是人们幻想的“爱”而已
墨子熟悉儒家,但终于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无差别的“兼爱”,否定了儒家有等级的“仁爱”。他认为,儒家的爱,有厚薄,有区别,有层次,集中表现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亲疏差异,其实最后的标准是看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因此核心还是自己。这样的爱,是自私之爱。他主张“兼爱”,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
爱他人就像爱自己。
墨子的这种观念,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爱”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礼,也就是重建周礼所铺陈的等级秩序。在儒家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成平的了,何来尊严,何来敬畏,何来秩序?但在墨家看来,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严。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为了秩序来敬畏什么上层贵族。要敬畏,还不如敬畏鬼神,让人们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督察之力,有一番报应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非儒》篇说,在儒家看来,君子打了胜仗就不应该再追败逃之敌,敌人卸了甲,就不应该再射杀,敌人败逃的车辆陷入了岔道,还应该帮着去推。这看上去很仁爱,但在墨家看来,本来就不应该有战争。如果两方面都很仁义,打什么?如果两方面都很邪恶,救什么?
在爱的问题上,儒家比较实际,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层层扩大,向外类推,因此也较为可行;墨家比较理想,认为在爱的问题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术,但他们的“兼爱”难于实行。

简述墨子的兼爱

在中华文化创制的轴心时代,没有哪位思想家像墨子那样旗帜鲜明地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不遗余力地鼓吹并履践爱的哲学。墨子标示的思想路线(墨学)及其追随者聚合而成的学派(墨家),在先秦诸子中可谓气势夺人、不同凡响,成为与孔孟儒学比肩而立的两大思想流派,“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汪中《述学·墨子序》)。然而,自秦汉以降,由于统治者独尊儒术,墨学就日渐从思想流变史上消失了。虽如此,墨子的兼爱思想(一种达致和谐的崇高理想)仍有其不可抹煞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历史上的墨子是一位兼具军事色彩的杰出工匠。与一般工匠有别的是,墨子不仅仅是一名劳动者,而且立足于自身的社会角色创立了一个独特的思想派别。墨家的首领称钜子,即手握矩(尺)的工匠。与先秦诸子不同,墨家是一个劳动——技术型战斗团体,它所代表的主要是隶属于社会下层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墨家掌握了丰富的土木力学、几何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并有高度凝炼的概括(参见《墨经》),其见解几令当代人震惊。同时,墨家俱有高昂的战斗性(“墨子之门多勇士”),这不是冲锋陷阵的军事扩张,而是以先进技术为后盾的积极防御,著名的“止楚攻宋”即可为证。勤于劳动(制作)的职业性以及军事争斗(防御)的艰钜性,使墨家俱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而且在生活上异常简朴,以致被人们视为“俭而难遵”(《史记·太史公自序》)。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墨子生活在先秦,这是一个礼制崩坍、王权衰败、诸侯蜂争的时代。墨子对现实生活给予了积极关注与思考,映现出鲜明的忧患意识、入世风骨及救世精神。史载:“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矣。”在墨子的救世方略中,除了先进的军事防御术,最引入注目的莫过于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一整套思想主张。
何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墨子无意追求爱的浪漫,而视之为济世救世的良方。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与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乱世之因,如“亏父而自利”、“亏子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亏弟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亏臣而自利”、“乱异家以利其家”、“攻异国以利其国”等等皆为自私自利之结果。一言以蔽之,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这表明,墨子有意凸显爱的现实性一面,拙于或不屑渲染爱的幻梦色彩。而这一步骤又主要是通过把爱与利予以贯通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作为功利范畴的称谓,利在墨子那里主要是指利益、益处、互利、谋利等,似乎并无特异之处。但是,一旦将利与爱联络起来,使利成为爱的助力、佐证而不是对立面,那么利就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味。墨子既不片面宣扬自爱自利,也不断然否定自爱自利,而是讲求“兼”、“相”、“交”,提倡同类项之间(君臣、父子、家国等)的互摄、协调,这才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精要。从而,利不是狭隘的自私、计较、得失,不是应该任意贬低、排拒、批判的物件,而是可以借助、肯定、拥有的现实利益,具有更为开阔的胸襟与气势。
为了论证的有力与便利,墨子提出了几组相互对立的概念:兼相爱——交相恶,天下之利——天下之害,爱人、利人——恶人、贼人,治——乱,兼——别。显然,墨子的抉择非常清楚。而且,墨子进一步论证了兼爱互利的可行性:首先,他以假设汇出结论,“若使天下兼相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并且以士、君子的两种不同行为作为例证。其次,他指出爱人利人“引何难之有”,关键在于上行下效。再次,他打出“古者圣王行之”的招牌,认为禹、汤、文王、武王早已实行兼爱互利之法。在论证过程中,墨子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兼爱互利是否违背了孝道(“意不忠亲之利而害为孝乎”)。墨子认为孝子皆“欲人之爱利其亲也”,而不是“欲人之恶贼其亲”。欲达此目的、守此孝道,则应该“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可见,兼爱互利不仅于孝道无碍,反而增添其益。个中深意在于,此番议论直指儒家,尽管没有公开挑明,但却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实效。这是墨、儒的一次重要交锋。
一旦将兼爱互利作为指导思想,必然影响到墨家的许多价值取向。在是非观上,符合、遵行兼爱互利者为善,包括相爱、兴天下之利,违背、践踏此道者为恶,包括不相爱、自私自利。在公私观上,由于墨子是小生产者的代言人,所以他提倡大公而有私、先公而后私以及公私兼顾。在天人观上,墨子探讨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天与人的关系,命与人的关系。兼爱互利是“天志”,人们应该认真对待,以实际行动去履行、实现之。而“命”则不然,它否定人为,讲求既定、缘分、听其自然。是否兼爱互利对“命”来说都一样,爱人利人与恶人贼人均由命定而不在人为。墨子身逢乱世,乱世哪有兼爱互利?如果认为有“命”,那么乱世即为命定,乱世没有兼爱互利便无可非议。以故墨子批判“命”,倡言“非命”,以捍卫兼爱互利思想。点明兼爱互利是“天志”,并不意味着可以坐待“天志”降临人间,而是需要人们自觉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使其成为普遍的现实利益。所以,墨子提倡“力”、“强”,以之反抗“命”。在论述“非命”时,墨子对“执有命者”的儒家进行了抨击。在消费观上,墨子倡导节用(“用不可不节也”),节用的主体是统治集团,尽管墨子也谈到了“民俭”,而且身体力行。所以,墨子认为,统治者在宫室、衣服、舟车、饮食、情欲、殡葬、音乐等方面都应该节用,“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如果统治者穷奢极欲、侵害民财,终将酿成天下大乱。在国家论上,兼爱互利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爱民,君王应该爱惜民力、毋夺民时,为万民兴利除害;二是尚贤,其标准是兼爱互利,其途径是“富之贵之”,许以高官(“高予之爵”)、厚禄(“重予之禄”)、实权(“断予之令”)。在动机论上,墨子强调动机(“志”)与效果(“功”)的统一,有两层含义:其一,“兼相爱”是“志”,是一种博爱的理想与追求,“交相利”是“功”,是“兼相爱”所导致的实际利益;其二,兼爱是“志”与“功”的合一,互利亦如是。在角色论上,墨子对“贵而智者”、“愚且贱者”以及“富而贵之”、“贫而贱之”的区分、悬殊异常敏感,力求置换角色,摆脱贫贱者的地位。因此,墨子强调“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将“富不侮贫、贵不傲贱”作为兼爱互利的重要内容。在分工论上,墨子以“尚同”为矢的,其序列为:天——天子——三公——诸侯国君——正长——乡长——里长——百姓。这是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每一层级的分工均是为了“尚同”于兼爱互利,各级统治者的职责在于爱民利民。墨子分工论的另一方面是对劳动者的赞颂,指出人与兽的区别在于生产劳动。在反战论上,墨子指出战争的灾难在于“贼虐万民”,严重违背了兼爱互利原则,因此他终其一生奔走于列国(“墨子无暖席”),反对战争、主张“非攻”。
应该说,墨子的兼爱互利思想体现了劳动人民质朴、纯真、善良的品性与愿望,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当然,这一思想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例如,墨子鼓吹兼爱、非攻,强烈反对暴力革命,主动放弃了以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世界、赢得自身解放的途径与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圣王”身上,从而使兼爱互利这一体现著小生产者政治经济利益的构想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兼爱互利也不切实际,甚至阻碍了以兼并战争一统天下的历史潮流。
由于墨学成为绝响,因此墨子的兼爱互利思想的现实效应可谓昙花一现。在长达数千年的传统社会,墨学一直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直到近代,墨子才受到进步思想家与民主革命派的青睐(如梁启超、鲁迅、《民报》),似有墨学复兴之势。究其缘由,是因为墨学蕴藏着民粹主义与平等博爱的思想因子。

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爱有什么区别

“兼爱”是墨子学说的中心,“仁爱”则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
兼爱是一种无差等的爱,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兼爱不分亲疏厚薄,不分贵贱贫富,不分人我彼此,爱人要远施周边,尊卑长幼之间要互相爱护。
而仁爱则不同,它建立在“亲亲”的血缘关系之上,他人之父与己之父,他人之母与己之母,他人之兄与己之兄都是有差别的,有亲疏之分的,爱人涉及到国家、上下、君臣之间的关系。
墨子认为“仁爱”是自私之爱, “兼爱”就是要祛除自私之心, 爱他人就像爱自己。 他认为,儒家的爱,有厚薄,有区别,有层次,集中表现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亲疏差异,其实最后的标准是看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因此核心还是自己。
儒家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成平的了,何来尊严,何来敬畏,何来秩序?但在墨家看来,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严。只要各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会实现太平。
墨子提倡兼爱是为了“兴天下之利,除无下之害”,他所面对的现实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全社会性的,全社会的和平安稳和万民之共同大利是他提倡兼爱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
孔子的仁爱则是他的道德思想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企图实现道德价值的重整和人文秩序的重建,两者显然不同。
兼爱远比仁爱宽泛,仁爱则比兼爱具体。兼爱的实现是以天志作保证的,它忽视了人的内在天性,而仁爱既有天理作为其超越的根据,又植根于人的内在心性,用纯哲学的术语说,兼爱的根据是外在的超越,仁爱的根据是内在的超越。
孔子的仁爱,主张从自身做起,层层外推,虽说高远,但并不空疏,亦不艰深,较易转化为实际。正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自如,随机应变,游刃有余。而墨子的兼爱,虽说是从现实出发,然而,它仗义直言,义无返顾,刚猛有余,柔性不足,令人有进无退,难以接受,而且它让人们不分等级、不分贵贱、不分人我地相亲互爱,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兼爱”,虽然难于实行,却为天下提出了一种纯粹的爱的理想。这种理想就像天际的光照,虽不可触及,却让人明亮。

孔子的仁爱是由近及远有差别的爱,墨子的兼爱是一种普世的爱。

孔子的主张的“兼爱”与墨子主张"兼爱"有什么区别

1、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爱,什么是仁爱?仁爱就是有层次的去爱别人.爱祖国,爱自己是第一级别的爱,爱父母子女妻子是第二级别的爱,爱兄弟姐妹族人好友第三级别的爱,以此类推.
2、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什么是兼爱?就是对谁的爱,没有任何区别.就是将自己的亲人和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一样对待,一样去爱,没有任何区别.
3、无论是仁爱还是兼爱都不符合当时实际的需求,因此在春秋时期,都将被遗弃.
4、孔子的仁爱和法家结合在一起,比较适应统治者和希望做领导的人的需求,因此,孔子的儒学流传之千年.
5、孔子的仁爱不适合现代生活的发展,但是很适合个人的为人处世,所以在现在人们还是学习孔子的儒学,期望能够更多的解决自身的修养和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兼爱 墨子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体现墨子兼爱的名言是:
兼爱:
译: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兼爱也是他滴名言呀。。)

兼相爱,交相利。
译: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
译:假如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和爱自己一样,还能有不孝的人吗?
就是这几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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