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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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韩非没有正式成为秦王政的臣子，但是韩非的著作传入秦国，其法治思想和帝王谋略权术对始皇帝的影响非常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韩非是帝王之师，可以算是始皇帝最重要的大臣。
韩非之死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出身贵族，不论是否如学者所论的他是一个失势的贵族，但他出身于韩国，受韩之国恩是肯定的。韩非受学于荀子，在荀子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天下大势在于秦国。韩非在入秦之前，是全力为韩国着想的，史书所载他见韩国不断被削弱，于是数度上书韩王，以求韩国能在绝地求生，并渐期图谋韩国的强大，但韩王不能用他的谋划。韩非的爱国之心受到严重打击，使得他静下心来考察并思考韩国的问题，主要是不肯寻求贤能的人予以重任，而浮淫之徒的位置却在实干派之上，致使廉直的人不被容纳，于是做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近十万言的学术著作。
形势发展对韩国愈来愈不利，秦王政十四年，秦将桓齮攻伐了赵国的宜安、平阳、武城，韩国失去了屏障，开始直接面对秦国的军事力量。而在传说中，秦王见到了韩非的著作后极为佩服，希望见到作者，于是李斯说：“此韩非所著书也。”秦王政为了得到韩非令秦军攻韩，但这毕竟只是传说而已。攻韩之计早在秦王政十年就定了下来，那时韩国的形势就已十分危急，李斯出使韩国而韩王不肯见面，韩王没有采取韩非的正确意见，导致现在直接应对大秦兵锋的极被动局势出现，韩王没有与秦为敌的决心和勇气，更没有实力，于是只好纳地效玺。而在出使秦国的问题上，竟然没有人有勇气有信心在这个时候完成出使秦国并达到使秦国放弃伐韩的任务。
在这个时候韩非承担了出使秦国的使命。秦王政听闻韩非使秦，非常高兴，派特使专门接见韩非，而韩非此行的任务，是劝说秦王先图赵而后图韩，以求韩国能得到喘息之机。
于是韩非上书秦王，这就是《韩非子》的第二篇《存韩》，韩非极力说明攻韩之不利和伐赵之利，并以秦韩联合的历史为证明。韩非举出的先攻赵而后攻韩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逻辑性很强，也很讲究策略，摆明了利害关系。韩非在建议中，以他一味的刚强果断作风，非常绝对地陈述自己的策略之正确：
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
韩非的策略与李斯尉缭等的策略一样高明，但他这种视秦国大臣如无物的态度激起了伐韩派的强烈不满。而且韩非的出使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希望延缓韩国的灭亡进程，这就给李斯提供了可供攻击的借口。
李斯一早就明智地认识到自己的才能不及韩非，这时因为秦王政对韩非的极度重视，使他认识到韩非的存在将会危及他的地位和权力，所以趁着韩非还未被秦王政完全信任重用，李斯反应极其迅速地施展了阴谋。
首先李斯发动情报人员陷害韩非，在这期间李斯是否与天才的谍报专家尉缭联手不得而知，但李斯与姚贾联合诋毁韩非却载于《史记》之上。他们说服秦王的借口是相当有力的：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而韩非确实在上书中力谏秦王先攻赵而后谋韩，所以秦王政相信了李斯的话，想将韩非逐出秦国，但李斯深怕阴谋败露以及秦王日后还会启用韩非危及自己的权势地位，于是以韩非之才能太过卓越为借口，力劝秦王扣留韩非，绝不能放之归韩。于是秦王政将韩非下狱，秦王政果然很快就领悟到韩非之冤，派使者赦免韩非，而此时，李斯已经用毒药逼令韩非自尽了。
在《集解战国策》中，所记载的事情端由与史记有些出入：
秦王封姚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短之曰：“贾，梁监门子，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励群臣也。”王召贾问之，贾答云云，乃诛韩非也。
则是记载韩非直指姚贾的过失，使姚贾不得不反击韩非，从而致韩非于死地。
《战国策》中记载的事迹也如同《史记》一样语焉不详。但韩非对于姚贾的攻击则是本着韩非一贯的尊君抑臣的思想而做出的。《战国策》中如是记载：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
四国为一以攻秦，姚贾以金钱贿赂败其事的记载，未查见于其他史料中。而以金银宝物贿六国以分其合纵之势，则在《史记》中，尉缭在秦王政十年的时候初见秦王政，就提出了这种策略：
韩非攻击姚贾的，正是这一件事情。从《韩非子》中所体现出的韩非思想来看，韩非攻击姚贾是出于维护君权，抑制奸邪之臣的目的，他的意见是：
韩非知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衍、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
韩非对于姚贾的指责是合情合理的，从《韩非子》中所列举的对于奸臣的种种窃国方术来看，姚贾的行为正在那种应当防范的范围之内。
《战国策》中记载姚贾反击了这种说法：
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
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肆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屠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
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
韩非是秦王政十四年使秦的，秦王政在十年才掌权，姚贾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四国间游说。《史记》上并未见四国的这次大谋划的记载，秦王政亲政之后，李斯定下全力伐韩之计，而姚贾出以巨金贿六国之策。四国的兵马并未聚集，还根本见不到兴兵的征兆，四国最后是否形成同盟并出兵向秦还是未知数。而姚贾用了足足三年的时间去对付一个并未形成的战略联盟，这其间大有可疑之处。
从其间形势上来看，诸侯谋秦本来就是自秦强以来未曾间断过但却也是从来不会成功的策略。当四公子纵横政坛时，四国方强，倾其兵向秦尚不能胜，秦王政时四国已弱，各自自保尚无余力，何能再聚兵向秦？
所以韩非攻击姚贾的话极为理性，可是从政治上来看，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分出是和非来，只有亲和疏的差别，不幸的是，韩非因为李斯的离间而成为与秦王政疏远的那个。
总的看来，韩非在秦国的不幸遭遇，说明了秦国权力分配已相当稳定，而韩非所举出的法治诸要事，正指到了秦国政治存在的弊病。韩非在秦国被害，正是秦国法治已出现潜在危机这一实情的一次夜中闪电似的照现。
韩非之死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出身贵族，不论是否如学者所论的他是一个失势的贵族，但他出身于韩国，受韩之国恩是肯定的。韩非受学于荀子，在荀子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天下大势在于秦国。韩非在入秦之前，是全力为韩国着想的，史书所载他见韩国不断被削弱，于是数度上书韩王，以求韩国能在绝地求生，并渐期图谋韩国的强大，但韩王不能用他的谋划。韩非的爱国之心受到严重打击，使得他静下心来考察并思考韩国的问题，主要是不肯寻求贤能的人予以重任，而浮淫之徒的位置却在实干派之上，致使廉直的人不被容纳，于是做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近十万言的学术著作。
形势发展对韩国愈来愈不利，秦王政十四年，秦将桓齮攻伐了赵国的宜安、平阳、武城，韩国失去了屏障，开始直接面对秦国的军事力量。而在传说中，秦王见到了韩非的著作后极为佩服，希望见到作者，于是李斯说：“此韩非所著书也。”秦王政为了得到韩非令秦军攻韩，但这毕竟只是传说而已。攻韩之计早在秦王政十年就定了下来，那时韩国的形势就已十分危急，李斯出使韩国而韩王不肯见面，韩王没有采取韩非的正确意见，导致现在直接应对大秦兵锋的极被动局势出现，韩王没有与秦为敌的决心和勇气，更没有实力，于是只好纳地效玺。而在出使秦国的问题上，竟然没有人有勇气有信心在这个时候完成出使秦国并达到使秦国放弃伐韩的任务。
在这个时候韩非承担了出使秦国的使命。秦王政听闻韩非使秦，非常高兴，派特使专门接见韩非，而韩非此行的任务，是劝说秦王先图赵而后图韩，以求韩国能得到喘息之机。
于是韩非上书秦王，这就是《韩非子》的第二篇《存韩》，韩非极力说明攻韩之不利和伐赵之利，并以秦韩联合的历史为证明。韩非举出的先攻赵而后攻韩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逻辑性很强，也很讲究策略，摆明了利害关系。韩非在建议中，以他一味的刚强果断作风，非常绝对地陈述自己的策略之正确：
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
韩非的策略与李斯尉缭等的策略一样高明，但他这种视秦国大臣如无物的态度激起了伐韩派的强烈不满。而且韩非的出使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希望延缓韩国的灭亡进程，这就给李斯提供了可供攻击的借口。
李斯一早就明智地认识到自己的才能不及韩非，这时因为秦王政对韩非的极度重视，使他认识到韩非的存在将会危及他的地位和权力，所以趁着韩非还未被秦王政完全信任重用，李斯反应极其迅速地施展了阴谋。
首先李斯发动情报人员陷害韩非，在这期间李斯是否与天才的谍报专家尉缭联手不得而知，但李斯与姚贾联合诋毁韩非却载于《史记》之上。他们说服秦王的借口是相当有力的：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而韩非确实在上书中力谏秦王先攻赵而后谋韩，所以秦王政相信了李斯的话，想将韩非逐出秦国，但李斯深怕阴谋败露以及秦王日后还会启用韩非危及自己的权势地位，于是以韩非之才能太过卓越为借口，力劝秦王扣留韩非，绝不能放之归韩。于是秦王政将韩非下狱，秦王政果然很快就领悟到韩非之冤，派使者赦免韩非，而此时，李斯已经用毒药逼令韩非自尽了。
在《集解战国策》中，所记载的事情端由与史记有些出入：
秦王封姚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短之曰：“贾，梁监门子，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励群臣也。”王召贾问之，贾答云云，乃诛韩非也。
则是记载韩非直指姚贾的过失，使姚贾不得不反击韩非，从而致韩非于死地。
《战国策》中记载的事迹也如同《史记》一样语焉不详。但韩非对于姚贾的攻击则是本着韩非一贯的尊君抑臣的思想而做出的。《战国策》中如是记载：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
四国为一以攻秦，姚贾以金钱贿赂败其事的记载，未查见于其他史料中。而以金银宝物贿六国以分其合纵之势，则在《史记》中，尉缭在秦王政十年的时候初见秦王政，就提出了这种策略：
韩非攻击姚贾的，正是这一件事情。从《韩非子》中所体现出的韩非思想来看，韩非攻击姚贾是出于维护君权，抑制奸邪之臣的目的，他的意见是：
韩非知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衍、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
韩非对于姚贾的指责是合情合理的，从《韩非子》中所列举的对于奸臣的种种窃国方术来看，姚贾的行为正在那种应当防范的范围之内。
《战国策》中记载姚贾反击了这种说法：
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
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肆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屠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
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
韩非是秦王政十四年使秦的，秦王政在十年才掌权，姚贾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四国间游说。《史记》上并未见四国的这次大谋划的记载，秦王政亲政之后，李斯定下全力伐韩之计，而姚贾出以巨金贿六国之策。四国的兵马并未聚集，还根本见不到兴兵的征兆，四国最后是否形成同盟并出兵向秦还是未知数。而姚贾用了足足三年的时间去对付一个并未形成的战略联盟，这其间大有可疑之处。
从其间形势上来看，诸侯谋秦本来就是自秦强以来未曾间断过但却也是从来不会成功的策略。当四公子纵横政坛时，四国方强，倾其兵向秦尚不能胜，秦王政时四国已弱，各自自保尚无余力，何能再聚兵向秦？
所以韩非攻击姚贾的话极为理性，可是从政治上来看，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分出是和非来，只有亲和疏的差别，不幸的是，韩非因为李斯的离间而成为与秦王政疏远的那个。
总的看来，韩非在秦国的不幸遭遇，说明了秦国权力分配已相当稳定，而韩非所举出的法治诸要事，正指到了秦国政治存在的弊病。韩非在秦国被害，正是秦国法治已出现潜在危机这一实情的一次夜中闪电似的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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