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本文核心数据：文化产业规模、文化百强县分布、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指数、省市文化产业资本活跃度指数、省市文化产业投资吸引力指数
1、中国文化产业规模接近10万亿
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8514亿元，比2019年增长2.2%，与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分别下降13.9%、6.2%、0.6%相比，全年实现正增长。
2021年1-3季度，中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4205亿元，同比增长21.8%。
2、东南沿海地区文化产业百强县较密集
根据数据显示，中国文化产业百强县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几乎没有，此外南强北弱特征明显，文化产业地区间不平衡现象仍然突出。东南沿海地区分布较为密集，广东、浙江、江苏三省囊括了近一半的文化产业百强县，文化产业发展达到较高水平。
3、文化产业资本活跃度黑龙江第一
资本活跃度指数，是指该省市2020年文化企业注册资本净流入量与现存注册资本总量的比值，经过标准化处理，并选择2015年作为基期得出的指数。2020年资本活跃度指数排名前十的省市分别是：黑龙江、重庆、江苏、山东、海南、陕西、广西、山西、天津、湖南。
4、文化产业投资吸引力广东夺魁
投资吸引力指数综合考虑了省市文化企业吸纳投资总次数及总数量，该指数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内投资者对该地区文化产业的青睐程度，并体现跨省的投资吸引情况。2020年，投资吸引力指数排名前十的省市分别是：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北京、西藏、江西、山东、四川、湖北。
5、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指数连续五年排名第一
2020年度综合指数前十的省市分别是：北京、浙江、广东、上海、山东、江苏、湖北、河南、四川、安徽。北京在十三五期间连续5年保持第一，浙江连续三年位列第二。
综合来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较好。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文化产业发展位于全国前列。这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也说明中西部地区还需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发展和区域协同。
以上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报告》。
缺乏正确的文化心态，自卑大于自信。文化心态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稳定性，一经形成，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文化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一般说来，现在国内大致有三种心态：一是文化自负，即片面夸大本土文化及其价值，在文化的自我陶醉中排斥一切外来文化；二是文化自卑，即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低估本土文化，认为本土文化不如西方文化；三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即在自我觉悟的基础上对自我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无论是文化自负还是文化自卑，都是一种文化不自觉和不自信的表现，前者极易导致文化复古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后者极易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迷失。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国人的自信心逐渐崩溃。向西方文化看齐，全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习惯性检讨，文化自卑成为国民文化心理的主要特征，中国人可以不知道孔子和儒学，但是不能不了解“民主”和“科学”；知识分子可以不会文言文，但是不能不会英语；有志之士可以怀疑国人的种族品质，但是不能怀疑西人的种族品质。改革开放以来，“言必称西方”再一次成为国人的普遍心态，国际化、全球化被等同于西方化，很多国人对西方的商品名牌趋之若鹜，对西方的节日过度追捧，对西方的快餐过度追求。
缺乏对自身文化的科学认知，盲目追随西方。“尽管文化以动态的形式存在，随着文化的发展，新的规范会出现，进而导致人的行为方式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发生改变，但一个民族的核心精神价值却可能保持不变。”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和现代文化，以解决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部分接受了西方的制度文明，而如何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构建超越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忽视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这影响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核心精神价值的准确认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之分，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很多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追随西方的文化思潮，盲目认同西方对中国的评价，经常把中国置于与西方对立的地位，夸大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缺乏恰当的话语表述，西方话语盛行。话语是文化表述的重要载体。西方话语随着近代西方政治、军事和文化入侵进入中国，一开始就是强势的，其结果是中国被迫学习西方话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西方话语再一次蜂拥而入，几乎是无处不在，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如果排除了西方话语，现代中国人几乎不能顺利沟通。学术界也出现了直接挪用西方理论的倾向，用西方理论来比照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是现有的西方话语无法回应中国现实，无论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以官僚制为核心的国家中心主义都无法解释中国取得的成就。不仅如此，西方话语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更大影响在于其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和文化熏陶等方式把西方的文化认知内化为国人的自觉追求，告诉人们西方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非西方”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以至于我们走不出西方的概念框架和言说方式，走不出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跟着西方说话，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最后得出的结论都难以超越西方，不是我们不想超越，而是受话语本身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