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澳大利亚新闻人在中国的政治冒险

在中国近代史上，田伯烈（1898-1954）是继莫里循（1862-1920）、端纳（1875-1946）之后另一位从记者变为政客的澳大利亚新闻人。

田伯烈自20世纪20年代起即任《曼彻斯特卫报》（1821年创办，1959年改为《卫报》，是英国三大报之一）的驻华记者，抗战前期因撰写暴露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在华暴行》一书而一举成名，旋即被国民党政府国际宣传处（下称国宣处）聘为顾问。

田伯烈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由于田伯烈为人低调，对外交往十分谨慎，有关他的资料非常匮乏，乃至身后留下了大量疑问，比如《日军在华暴行》是他起始编纂的，还是国民党对外宣传的策划？田伯烈为什么要抛弃记者身份转而去做国民政府顾问？其卷人程度怎样？

最近几年，笔者在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档案馆发现了田伯烈1936年-1945年的一些通信，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康奈尔大学奥林图书馆发现了当年美国情报官员对田伯烈观察的报告，这些资讯为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加盟国民党政府国宣处

田伯烈的中国记者生涯可以追溯到1921年，其时他在北京为多家媒体撰稿，包括美联社。1926年，他被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聘为驻华记者。当时，英美报社的海外记者很少有全职的，很多人是兼职的自由撰稿人，记者的待遇也很不稳定，常常靠计件稿费为生。

田伯烈资历较浅，尽管也有社会兼职，但由于《曼彻斯特卫报》的待遇不高（每年100英镑聘金），所以不免有些拮据。1936年9月21日，当了9年驻外记者的田伯烈给该报主编格勒泽写了一封信，其中陈述了自己的苦衷，并要求加薪。

然而直到1937年2月5日，格勒泽才回信给田伯烈说：“我怀疑我们是否能超出自己的能力来给本报驻华机构以更多的支持。我会在与斯考特先生讨论之后，再给你写信。”斯考特是《曼彻斯特卫报》的老板，格勒泽与他会谈之后，于3月21日发给田伯烈一封正式回复，信中否决了加薪的请求。

可以想见田伯烈的沮丧。当时，他刚好结识了一位在南京工作的美国姑娘一伊丽莎白·.钱伯斯，并与其热恋。《曼彻斯特卫报》的婉拒打碎了他在该报社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很可能在此时，田伯烈下定决心另谋出路。

1937年8月，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田伯烈和伊丽莎白举行了婚礼，不久搬到上海居住。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后不久，田伯烈完成了《日军在华暴行》的编撰，伊丽莎白从南京乘船返回美国时，随身带出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193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同意并支持田伯烈赴英国出版此书，并让他负责国宣处伦敦支部（后改为办事处）的工作。他的对外身份是中国国民党政府顾问。显然，田伯烈加入反日侵略联盟是自愿的，但为国宣处工作的确给他带来了经济上的稳定收入。

麦卡休是资深美国海军情报官，1923年来到中国，先后在美国大使馆（南京、汉口、重庆）任海军部特别助理，在中国的20多年中搜集、撰写了大量情报。麦卡休与端纳、田伯烈关系密切，同时他也向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撰写了包括端纳和田伯烈两人的情况报告：

南京陷落后，田伯烈滞留在上海，为端纳做了大量工作。……端纳要求他放弃一切外部工作，立即加盟，来指导董（显光）的工作。端纳告诉他，自己已经在（蒋家王朝）大家庭里为他打好了基础，他们将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但田伯烈担心一旦端纳离开，他将无法让国宣处与宋美龄粘得那样紧。他说，端纳和美龄经常发生家庭式的吵架，端纳经常获胜——因为他的年龄和对美龄的影响。

田伯烈对目前的这个大家庭的建构也有意见，他说出了我的担心。这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对中国有害。蒋介石全面独裁，控制了政治和军事，同时让美龄和端纳来掌管外交事务、宣传和空军以及其他事务，实际上中国所有的事務都由一个房子里的人来决定……

在端纳竭力推进田伯烈进入蒋的外宣大家庭时，主管外宣的董显光感到了威胁。他对田伯烈一直心存芥蒂。1939年，端纳曾在一次与蒋介石争吵后怄气出走，8月2日，田伯烈致信麦卡休说：

……对我来说，他（端纳）的出走使事情更加困难了。董显光知道我或多或少中断了与“君王”的联系，以我的代价来巩固他的地位。我们曾为海外宣传的基金争论，他想削减拨款，而那些款项是孔祥熙在去年春天会见我时同意的……

这封信证明了田伯烈与董显光之间的矛盾。董显光的确对田伯烈颇为不满。他认为田伯烈总是伸手，据董晚年回忆，1941年，田伯烈获悉蒋的顾问端纳离去，遂致信宋美龄，希望继任端纳的职务，并索要一辆专车和游艇，蒋夫人拒绝了他的要求，希望他继续在国宣处贡献力量，此后，田对中国的热情锐减。

田伯烈一面为国民党工作，一面继续占有《曼彻斯特卫报》的职位，这个情况引起了格勒泽的不满。1938年，因《日军在华暴行》一书在英国出版，田伯烈于3月30日突然通知格勒泽，说他要回伦敦一趟。同年7月，格勒泽在一封信中说，他没想到田伯烈会在英国滞留那么长的时间，“田伯烈在这里收获不多，尽管他对我们帮过忙，看来他8月份要去美国，我怀疑他回到中国后究竟能为我们干多少活儿，我想，他越来越多地卷入了中国政府的工作。田伯烈在上海的副手抱怨，田对本报的贡献有限，雇佣他不值得。”格勒泽表示，要写信建议停止田伯烈的聘金，直到他胜任本报的常规工作为止。

1938年9月，田伯烈辞去了《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职位。与此同时，他与英美官方亦保持着密切关系。

告别国宣处

田伯烈的著作《日军在华暴行》不仅使他名声大振，也给他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人。国民党购买了该书的中文版版权。由于端纳的力荐，田伯烈先后被国宣处派往纽约、伦敦、墨尔本办事处。他的薪水是否丰厚尚待考证，但田伯烈多年梦想的“有一份固定收入”是没有问题的。从1938年春到1945年，田伯烈多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生活和工作。其间，《曼彻斯特卫报》主编格勒泽多次邀请他为该报撰稿，早先的那种矜持换成了翘首以待的热忱。此时的田伯烈今非昔比，1941年11月，他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国宣处美国办事处给格勒泽回信，一扫几年前的阴霾，口吻十分轻松：

……我恐怕不能给《曼彻斯特卫报》写什么东西了。简单的事实是，我知道的太多了。如.果我诚实地写，我仍然为其服务的中国当局是不会高兴的，如果我言不由衷，你不会高兴的，而我也不会这样做。

尽管如此，格勒泽却一直追着田伯烈不放。1942年5月，田伯烈在致格勒泽的一封信中提及他与中国政府的合约将在1943年4月到期，希望此后能回到《曼彻斯特卫报》工作。格勒泽报以热烈的回应：“如果你在1943年4月前不能回来，那就在那以后回来吧。与此同时，欢迎你时常给我们发些电讯稿来，一周一千字，一个字一便士。”

但此后的一年，田伯烈并未或无法遵守他的诺言。因为田伯烈在为中国协调对外关系奔走的岁月中，结交了许多英美权势人物，并熟悉了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1943年5月，田伯烈辞去中国顾问的职务，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信息办公.室任副主任秘书——一个看来更显赫的职位。

此后，田伯烈告别了国民党国宣处，开始在一系列国际组织中任职。1945年10月聯合国正式成立，他在翌年即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上海官员;1947年任联合国安全委员会官员，负责调停印度尼西亚与荷兰的关系;从1948年10月起，他在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1950年他离开联合国，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技术顾问，为该国政府培养外事干部;1951年，他患上一种热带病，被迫从雅加达返回伦敦。此后，他投入了宗教和援助工作，直到1954年逝世。

田伯烈的复杂性

田伯烈是个处于动荡大时代的复杂历史人，物。在二战时期，作为一个有着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他本能地倾向英美帝国的利益，但同时，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又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为热爱的新闻记者职业尽心尽责，却又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奔波而一度游离于记者行业之外。伴随着动荡不安的记者生涯，他在多种政治力量中博弈——为了心中的正义和理想，同时也为自己的生活与前途。出于新闻记者的本能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南京大屠杀后，他编撰了《日军在华暴行》，在争取世界舆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此书是田伯烈的创意，还是国民党政府策划的结果，其历史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可以说，经济困窘是促使，田伯烈直接介人政治的因素之一。但后来，多年记者生涯养成的独立性使他无法长期听命于他人，民主的意识又使他无法认同蒋介石政权的专制。所以，他对国民党政权是有自己的认识并保持着距离的。一旦时机合适，他就会奔向更理想的工作岗位。

一般认为，1938年7月，田伯烈正式被聘为国民党国宣处顾问，但据麦卡休报告证实，田伯烈至少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后就开始为国民党政府工作，只是没有公开罢了。也许田伯烈知道，作为一个记者，一旦卷入了政治，他的报道很难被公众认为是客观的，而《曼彻斯特卫报》也不能容忍他公然卷人政治。所以他的犹豫和低调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双重身份而后招致了很多麻烦，以致他的《日军在华暴行》被认为是授意而为，可信度受到质疑。

在多种政治力量中博弈的田伯烈并没有得：到国民党高层的完全信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委员会的档案表明，田伯烈在给中国工作的同时，亦给英国、美国政府机构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情报。但由于当时英美为盟国，田伯烈又是中国政府顾问，他并没有受到直接指控。

1939年前后，红极一时的蒋介石顾问端纳突然失宠，其中一个原因在多年之后被埃德加·斯诺夫人福斯特揭露出来——“中国人认为他可能是英国间谍”。田伯烈后来在中国政府机构郁郁不得志亦与此有关。端纳1940年正式辞职后，田伯烈势孤力单，加盟国宣处前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宋美龄、董显光都不大喜欢他，所以他最后选择了离开。

田伯烈与国宣处的关系留下了大量的谜团，他的身世和早期经历也相当模糊。随着更多资讯的发现与解密，田伯烈的历史形象将会清晰起来。

作者：张威

来源：文史博览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