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瘟神：战胜血吸虫病的中国密码

 20世纪50年代，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席卷了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新中国成立前后，血吸虫病为何如此肆虐？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整合组织资源防治血吸虫病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实践？是哪些历史经验让中国人民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战胜肆虐已久的“瘟神”？这场消灭血吸虫病运动开创的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中国模式有哪些特点？

为稽古振今，增强疫情防控信心，本文将带领读者走进那个激情燃烧的战“瘟神”岁月——

血吸虫病，俗称“水臌病”“大肚子病”，是由一种寄生蠕虫——血吸虫在人体或动物血管内发育所引起的。血吸虫在患者体内产卵，随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为毛蚴，侵入钉螺，发育为尾蚴，逸至水中，一般人接触疫水，尾蚴即侵入体内导致发病，先是引起肠胃病变、腹部水肿，继而致人畜死亡。由于血吸虫病感染面广，而人畜感染血吸虫后一般数月才表现出明显症状，难以早期察觉治疗，待发现时往往为时已晚，导致死亡率高，因此被水乡湖泊地带的人们称为“瘟神”。

此病在我国流行由来已久，晋隋以来的医学文献中都有类似血吸虫病症状的记载。据资料，20世纪70年代先后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和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一女一男两具古尸，体内均查出日本血吸虫卵（在我国因只有日本血吸虫病流行，故通常将日本血吸虫病简称为血吸虫病），说明此病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在我国长江中下游流行。直到1905年，湖南常德广德医院美籍医师Logan在一名18岁渔民的粪便中检出日本血吸虫卵，并将病例有关情况在专业杂志（《中华教会医学杂志》英文版，1905）上发表，血吸虫病才逐步为我国医务工作者所发现和认识。不过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尽管也有专家学者对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做过调查，但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未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致使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的血吸虫病疫情非常严峻。

血吸虫病疫区：“万户萧疏鬼唱歌”

1949年4月至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某部在渡江战役和水上练兵时，大批指战员因感染血吸虫病，丧失了战斗力。仅据当时驻守在江、浙、沪流行区两个军7个师的统计，感染者为33891人。这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并着手开始防治工作。如1950年6月，湖南省政府就委托湘雅医学院陈祜鑫等7人，在岳阳市南郊建立“湘雅医学院地方病防治实验委员会岳阳实验所”（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前身），对洞庭湖区的血吸虫病进行研究和防治。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有关卫生防疫部门的大规模摸底调查，证实血吸虫病流行区遍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和上海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24个（后陆续发现为378个）县、市。其范围北至江苏宝应县，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横县，东至江苏沿海地区，西至云南的剑川县。上述流行区内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的分布面积达143亿平方米，患者近1000万人，约1亿人口受到威胁。其中尤以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汀两6省最为严重。拿湖南省来说，血吸虫疫区人口感染率最高达80%，最低的乡村也在20%以上。

在这些数字背后，血吸虫病造成许多农村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村”。1910年至1949年仅在江西省，血吸虫病就夺去了31万人的生命，毁灭了1300多个村庄，绝户近3万家。如江西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原有张、朱、熊等18姓1400余户、4000余人口、耕地6000亩，因血吸虫病危害，到1949年全村仅剩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女孩。“白天田里人稀少，夜晚月下鬼唱歌。痛苦何日熬到头，人间几时有欢乐？”湖北江陵县资市乡本是一个富饶的产米区，由于血吸虫病为患多年，全乡12000亩肥沃良田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野，疫区人民生活无着，只能“春天吃鱼蒿，夏天吃野草，秋天吃米糠，冬天把饭讨”;房屋无力修缮，任其坍塌，到处是残垣断壁，杂草没膝。安徽贵池县棠溪乡碾子下村，百余年前约有120户，到1957年统计时只有一户四口人，其中三人也患血吸虫病。江苏高邮县，1950年春季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血吸虫病感染事件，上滩5250余人中一次急性感染4019人，先后死去1335人，死绝45户，遗弃孤儿91人，造成了运河西堤陈尸18里的惨状。真可谓：“于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不仅如此，诸多疫区的儿童乃至青壮年身体发育受阻，严重者则成为侏儒。据1955年江西医学院统计，江西玉山县疫区医院内晚期血吸虫病患者300人中有75人为此类侏儒，占25%。另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典型调查，当时全国还有大约40%的血吸虫病患者劳动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有5% - lO%的晚期病人丧失了劳动能力，腹大如鼓，并且受到了死亡的威胁。1950年6月到1951年11月，湖南省地方病防治实验委员会在岳阳、临湘、湘阴三县进行疫情调查，发现血吸虫病流行所造成的劳动能力减退和消失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年轻力壮的血吸虫病患者发病之后时常发冷发热，四肢无力，久之便不能劳动，直至卧床待毙。

更有甚者，部分疫区出现病愚交加现象。在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一直以来被视为绝症，“防无妙法，治无良方”。人们对此病缺乏认识，常委因于鬼怪、风水等。湖南汉寿县龙潭桥百家嘴患此病死去的人不少，误认为白羊精為害，“制铁符镇之，无济于事”。

以上表明，旧社会留给新中国的血防任务异常艰巨。而当时造成血吸虫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居环境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的血吸虫病疫区农村粪缸多置于村庄或住宅附近的河岸，露天无盖，雨天粪水四溢，流入河内污染水源。因生活习俗原因，疫区群众习惯直接从河中、塘中等处取水饮用，因而造成血吸虫病感染。在1951年4月的一次检查中，江苏无锡县西部太湖边上的大渲村全村共有露天粪缸186只，其中1/3放置在河边。该村钉螺分布广泛，居民血吸虫病感染率很高，根据大便检验的结果，该村422人中有大便阳性者128人，感染率达30.33%。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血吸虫病流行的区域持续经历着一场范围极广、祸患惨烈的公共卫生危机。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连同整个凋敝的农村一起成为新中国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烂摊子，是对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严峻考验。卫生部门虽然加强了调查研究和防治措施，但和任务要求差距还很大。随着广大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保障人民健康，发展生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任务。

毛泽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3年，时任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的沈钧儒在太湖疗养，发现血吸虫病流行猖獗，9月16日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极为关注”，9月27日即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将来信转给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负责同志。之后，毛泽东又指出：“就血吸虫病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病死的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病），一万万人受到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问题。他特地叫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汇报血吸虫病疫情。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共产党人有责任帮助群众解除疾苦，把血吸虫病消灭掉。在这次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要求把防治血吸虫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1956年的《农业十七条》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中，都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6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并列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也成了全党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动员令。后来，毛泽东先后批发了十多个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文件。对于中央召开的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他亲自过问有关问题，包括出席会议的人员、会议讨论的议题等。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示徐运北：“重点疫区的情况，一定要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亲自掌握情况……”后来徐运北回忆道：“在疫区，我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终生不忘。”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周恩来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也高度重视。1955年10月，他在接见印度卫生部部长时说，中国的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我们发展水田，钉螺也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卫生部应把它当作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去做。

11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时，专门询问日本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的经验，希望能够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和指导，推广日本的先进方法来消灭钉螺。事后，一位日本医学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

如果说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动员，为新政权治理公共卫生危机指明了正确路线的话，那么治理活动的展开和治理效果的好坏，则取决于能否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的措施，正如周恩来所言：“加强党和政府对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消灭血吸虫病害的基本保证。”

1955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确定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防治，七年消灭”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提出了“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大体规划。后来，有关省、市、地、县、区、乡党委也都成立了专门领导机构，省委、地委、县委成立五人或七人小组，区委、乡支部成立三人小组。建立定期的汇报制度，各省、市每半月向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写一次简报，具体反映工作进度和问题。

自中央“九人小组”成立和上海两次血防会议后，原来卫生部门有的血防人员认为任务重，难度大，防无妙法，治无良药，信心不足。现在大家都情绪高涨，认为“有了奔头”。

其间，毛泽东对血防科学技术工作非常重视。1956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向毛泽东主席写信建议，消灭钉螺用火烧的办法更为彻底。毛泽东随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嘱请秉志参加血防会议。1956年、1957年毛泽东还分别在广东、上海接见从事血防科研工作的陈心陶、吴光、苏德隆等专家教授，倾听他们的意见，指示研究的方向，给科学工作者很大的鼓舞。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视察时，亲自看了安徽省消灭血吸虫病规划。他在上海时也不止一次听取了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副组长魏文伯关于血防工作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对血防工作的关心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同血吸虫病做斗争。

防治良方：中西医辨证施治

毛泽东对当时广大农民和疾病做斗争的豪情壮举非常重视，他在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乐观地指出：“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

那么，當时主要用什么办法来防治血吸虫疾病呢？

首先，1955年12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该机构由中央卫生研究院及其华东分院、解放军上海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十多个医学机构的专家、教授，以及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的著名中医师43人组成。同时根据中央关于消灭传染病的战略计划，卫生部把防治血吸虫病提到了防治各种传染性疾病工作的首要地位。在疫区建立了19个防治所、236个防治站、1346个防治组，培训了1.7万余名专业防治人员，在流行区309个县市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工作。1957年8月，卫生部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局。

其次，在各流行区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血吸虫病实践基础上，中共中央和卫生行政部门总结当时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的经验，提出了“中两结合，土洋并举”的治疗方针，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全面推广。

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医歧视、轻视中医的情况下，中医或被排斥于血吸虫病防治队伍之外，或则进行单独治疗，虽有验方发现亦不被采用。1953年，毛泽东对卫生行政部门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1954年，毛泽东对中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西医未团结好，主要责任在西医”，“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具体到对血吸虫病的治疗，西医的副作用也促使各流行区在治疗上开始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以取长补短。比如对锑剂的运用。锑剂是20世纪50年代治疗血吸虫病的主打药品，疗效显著，但这种西药对患者的毒副作用也比较明显，很多体质较弱的病人注射或口服锑剂后，容易发生呕吐、心肌中毒、视力下降等不良反应，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1956年，南京市治疗血吸虫病因锑剂毒性反应死亡5人。广东、江苏等地也曾发生过锑剂中毒的严重事故。因此，中西医协调治疗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对一些体质弱的患者，先用中医中药调理补养，待体质改善后，再用锑剂治疗，把血吸虫卵杀死后，再用中医中药来排除锑剂的毒副作用，通过“中一西一中”的疗程，实现了血吸虫病治疗上的中西医结合。

从现有资料看，1955年下半年之后，各流行区开始广泛采用中两医结合疗法消除锑剂的不良反应。例如，湖北省在1955年之前，大多采用l%酒石酸锑钾20天疗法，1956年之后，“对不能接受锑剂治疗的，先由中医治疗，改善症状后改锑剂治疗”;云南在1956-1957年，也注重利用锑钾和云南白药合复丹、复方槟榔丸等中西药结合来治疗血吸虫病。事实证明，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另外，针灸在锑剂毒性反应中也大显身手。

中西医结合疗法的成功还集中体现在对晚期病人的治疗上。晚期血吸虫病人最明显的症状是腹腔大量积水，体质虚弱。1956年年初，全国晚期血吸虫病人有250万，约占全部血吸虫病人的25%。此前许多晚期血吸虫病人得不到治疗，基本上处于“等死”境地。有些卫生站工作人员也认为晚期病人身体衰弱，受不住酒石酸锑钾的刺激，为了防止出现医疗事故，放弃了对他们的治疗。针对这种错误思想和做法，1956年1月，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主任齐仲桓专门指出，“采用中药对晚期病人进行重点治疗”，“要积极治疗晚期病人”，“放弃对晚期病人的治疗，就不能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此后，晚期病人的治疗更受重视，许多流行区在利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晚期病人时，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江西省从1955年7月开始，中医与西医一起共同救治晚期血吸虫病患者。1956年3月，省中医界在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辨证治疗的基本概念，并总结归纳出“六经”分类的辨证论治规律。上海市也积极探索用双氢克尿塞、氨苯喋啶、安体舒通等西药，配合中医中药辨证论治。

此外，各地中医通过献方等措施，发掘了一大批能够有效防治血吸虫病的中草药和药方。浙江的“腹水草”、江苏的“龙虎草”、武汉的“全生腹水丸”、湖南的“加减胃苓汤和绛矾丸”、安徽的乌桕树根皮和半边莲，都是当时配合西药锑剂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的代表性中药，对消除腹水、肝脾肿大等症状有显著疗效。1959年，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对1956年一1958年12省、市52篇典型报道统计分析指出，中医中药治疗晚期血吸虫病平均有效率为80.35%

就预防而言，中西医协调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对钉螺的杀灭上。1956年1月，齐仲桓在论及杀灭钉螺的药物时，既强调了六六六、砒酸钙、五氯酚等西药的作用，也指出了巴豆、茶子饼等中药的功效。在灭螺实践中，各血吸虫病流行区也纷纷采取了中西药结合的举措。例如，安徽灭螺试验中使用过的中药有草乌、闹羊花、芫花、蛇床子、茶子饼等，其中草乌根或闹羊花浸出液浸泡72小时，灭螺率达100%，使用和试验过的西药有亚吡酸钙、五氯酚等。浙江用以毒杀钉螺的中药有茶子饼、土巴豆、闹羊花等，西药有砒酸钙、六六六等。此外，江西、江苏、四川、广西等地都发挥了中西药联合灭螺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血吸虫病的防治效率。

实践证明，20世50年代，在治疗血吸虫病上采取的“中西结合，土洋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效果显著，得以治疗的人数逐年增加。到1960年，已累计治愈病人195.6万。血防战线上的这些显著成就，达到了“保护劳动力，抢救人命，发展生产”的曰的，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更重要的是，有效防治血吸虫病，直接突显了中国共产党维护人民健康权益的能力，从而更加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依靠群众：万众送“瘟神”

1955年，早在徐运北向毛泽东汇报血吸虫病疫情时，毛泽东就强调：“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特别是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号召后，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欢欣鼓舞。他们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才能消灭血吸虫病。”“共产党领导我们发展生产、关心我们的健康，我们要以消灭血吸虫病的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的关怀。”于是从1955年年底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各个疫区蓬勃开展。

从1955年开始，根据中央指示，各血吸虫病流行区的省、市、县、乡镇四级，都迅速成立了血防机构，且由党委书记挂帅。各有关部门在党委、政府的領导下，积极配合，把防治血吸虫病作为本部门的一项工作任务来抓：农业部门结合各项生产活动做好灭螺工作;水利部门根据“疫区优先治水，治水优先灭螺”的原则，把兴建水利设施与消灭钉螺结合起来;畜牧部门承担了耕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共青团、妇联和疫区驻军几乎无一例外参加了这场实实在在的“人民战争”。

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副组长魏文伯亲自写了《送瘟神三字经》：“血吸虫，害人精，粪中卵，要小心。粪入水，卵变形，长毛蚴，钻螺身……新社会，传佳音，党号召，送瘟神。断病源，要认真。搞防护，不可轻，粪管好，肥成金……”至于基层的各防治机构，则以印发资料、巡回放电影、有线广播、办墙报、文艺演唱等形式，将宣传工作做到了田间地头和千家万户。

防治血吸虫病，重点在“防”字。染病者之所以在增加，主要是因为血吸虫孵化的中间宿主钉螺，而钉螺又遍布在数亿农民日常劳作和生活的环境中，故消灭钉螺便成了防治工作的关键。于是，在当年的长江中下游一带，针对不同地貌创造出了结合生产围垦荒洲、堵汊、不围而垦、矮围垦种、筑圩蓄水药浸、开新沟填旧沟、修筑“灭螺带”、药杀、火烧、火焰喷杀、药物泥糊和机动喷雾器喷药、拖拉机机耕灭螺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仅以当年较有代表性的湖南华容县及江西余江县为例——

据华容县《血防志》载：“1958年11月5日，钱粮湖灭螺围挽工程开工，投入劳力18.82万人。至1959年1月13日第一期工程告竣，围挽洞庭外洲有螺面积三十万亩。”当时华容县的总人口约有40万，投入的劳力数几乎近半，可见该县灭螺的决心之大，亦可想象当年该县的灭螺规模之壮观：在两三百平方千米的荒洲阔野，一夜之间被密如蛛网的“挑土大军”布满，且红旗猎猎，无数有线广播都“唱”着“灭螺战歌”……围挽成功后，县里又迅速将血防指挥部迁往新挽，采取各种方法，就地指挥已挽面积的灭螺工作。

据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资料：江两余江县从1956年春至1957年冬，先后为灭螺填掉旧沟347条，填土100多萬方，开新沟119条，挖土44万方;扩大耕地面积532亩，改善灌溉面积1500多亩。他们还用铲草积肥、三光灭螺等多种方法，消灭屋基、墙脚、树蔸、石桥缝中的钉螺。经过两年苦战，余江县人民消灭了传染血吸虫病的祸根——钉螺，全县6000多病人也全部治愈，首先在全国血防战线上树起了第一面红旗。

1958年6月，正在杭州开会的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即兴写下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并于10月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此诗的发表为标志，一场从南到北，从中央到基层的血防运动高潮已经掀起。195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卫生工作成就时指出：“血吸虫病已在65%的流行地区基本被消灭。”

劫后余生的疫区人民发白内心感念党和政府：“长江水、长又长，救命恩人共产党;长江千年流不尽，毛主席的恩情万代永不忘。”江西余江县蓝田畈的刘金元，患血吸虫病后肚大如鼓，家人已为他准备了棺材，但他却被救活了，还当上了大队支部书记，1977年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同是江西余江县蓝田畈人的陈国栋，少年时曾患血吸虫病，后被治愈，长大后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江苏昆山县因系血吸虫病重疫区，1960年前全部免除兵役，1961年至1967年每年也仅出兵百人左右。通过大搞“群众血防运动”，1972年出兵人数增至1020人，体检合格率上升至79.8%。上海市青浦县任屯村，原是一个血吸虫病严重的“肚胞村”，新中国成立前的20年间，有500多人被“瘟神”夺去生命。经过1955年至1962年的送“瘟神”运动，村民健康情况大大改善，村里还组建了农民篮球队，并在1963年县里组织的“全县农民运动会”中，一举夺得冠军。福建福清市的东张一带本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当地人多迁往外地，十室九空。又因迁往国外的人数较多，被称为“侨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这里定为灭螺重区，组织当地的群众查螺，还从外地调来一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和农工，采取喷雾器喷药、火烧、药物泥糊等办法，硬是将漫山遍野的钉螺全部消灭。如今此地已建成“石竹山风景区”，成为福建省的“八大旅游胜地”之一。

成绩无疑是伟大的。我国之所以能治愈这么多血吸虫病人，关键措施之一就是重症者治疗全部免费;之所以能消灭那么大面积的钉螺，关键是发动数亿人民群众参与查螺、灭螺。所以，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在总结中指出：“我国血防工作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血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85年，据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公告：“至1984年年底，全国已治愈血吸虫病病人1100多万，消灭钉螺面积110多亿平方米，有76个县（市、区）消灭了血吸虫病，193个县（市、区）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据资料，截至1994年年底，全国已有上海、广东、福建、广西4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00个县（市、区）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新中国成立之时，由于长期的战乱、灾荒以及旧政权的不作为，各类灾疫事件频发，考验着执政党的应急处置能力。通过20世纪50年代这场“全党动员，全民参与”的血防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方针政策制定、机构组建到医学协调，对灾疫事件的应对能够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在血防实践中增强了应急处置能力。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防病实践中开创了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中国模式。强调党的领导、中西医协调和全民参与，是这一模式的三大突出特点。1961年，卫生部党组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中，开篇就强调了这些特点。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很重要”。

时至今日，血吸虫病的防治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如按照《湖南省消除血吸虫病规划（2016-2025年）》，湖南要到2025年才能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不仅显示了高效率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为我们今天血吸虫病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作者：南晨

来源：文史博览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