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当代文学的心得体会 怎么写 10
20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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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勇气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
一个时代有几个最好的作家,有几部最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
当代中国文学当然要放在现代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来理解,它是世界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样的现代性内在差异性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虽包含着断裂、反叛与转折,但它不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完全悖反。五六十年代的激进现代性,历经了80年代的"拨乱反正";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不可能将它从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完全地剔除。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并非只有"政治"二字才可概括;八九十年代的反动,也并非只是投入西方现代的世界体系就能全盘解释。前者有"文学"遗留下来,而后者有"中国经验"不可化约,二者相加,就是中国文学的倔强性。这两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批评中,被描述为对抗与反动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它们也并不是替代性的。先锋派反"宏大叙事",只是表明历史之变化,与"可歌可泣"无关。后来的历史固然要超越过去,这并不等于过去就一无是处。事物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也并非以好与坏的简单逻辑为唯一的解释准则。有些人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称为"烂苹果",这不只是狭隘偏见,也是心底阴暗。
我们要看到,中国当代的文学经验的特殊性,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给中国文学立下它的纪念碑。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因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欠发达"的货色。但谁来依凭西方的尺度呢?是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呢?汉语言文学的尺度是否有可能会有一点例外呢?仅就这一点例外,它是否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呢?
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曾引导、敦促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后者不过再加入了苏联的影响。它是世界现代性在中国的激进化表现,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从现代至今,100年的历史,不能有一些变化吗?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自梁启超1906年创刊《新小说》,发表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观点,中国小说奉西方小说为圭臬。西方的现代美学语境,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启蒙现代性的参照物。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文学所没有的经验。这一经验一直偏离西方,它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准则,只要以西方现代世界性或"人类性"文学经验为准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陷入尴尬,尤其是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更是难以协调。夏志清和顾彬等就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他们宁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佐证(这可以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读出)。
西方的小说根源在于它的浪漫主义文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依然是与这个传统发生关联,反叛也是关联的一种方式。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根基,我们永远无法生长出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下形成的现代小说艺术。这就是直至今天,一写到城市,我们的文学就力不从心的原因。要么空泛,要么虚假。但我们的乡土叙事却有独到之处。所以,如何适应他们的标准是我们最大的困境,如果没有我们对自身文学的认识以及相应的美学准则的建构,我们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所以我认为困境是内与外的体现,内和外到今天都面临着极限,西方给我们施加的美学标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用那样的标准看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儿,永远是不对称的。但我们没有想到差异性的问题,我们没有勇气、魄力建构异质性。
在此历史情势下,我们何以不能看到另一种文学的历史呢?看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其实一直在展开中国的激进文化变革,从而未尝不是开创另一现代性的道路。一方面要依循西方现代性的美学标准,另一方面要有中国自己面对的现实条件,这二者的关系紧张,后者要强行压制前者。直至"文革"后,这一历史被翻转。但90年代之后,其实西方的现代小说在60年代就面临困境,如巴斯以及苏珊·桑塔格所言,小说的死亡,先锋文学或实验文学再也难有花样翻新……等等。这一美学上的枯竭,何以要中国今天还要遵循?
现在,几乎10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规训和尺度,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说,中国臣服于它已经够久的了--我们姑且承认这些臣服是必须的。但今天,一方面,从客观上看,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主观上讲,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开辟自己的小说道路?法国当年有它的新小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新小说,不能有汉语的新小说?中国的文学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汉语的独特性,汉语如此悠久的传统,现代白话何以没有继承中国传统的语言?这都是不实之辞。利用中国古典来贬抑中国当代,这与用西方的绝对标准来贬抑中国如出一辙。
南美的文学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是因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说穿了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都是受的西方现代文学教育,他们都能用西方的语言(西班牙语、法语或英语等)写作。帕慕克虽然用土耳其语,但他的西方语言和文学修养完全融进西方文化。只有中国这些"土包子"作家,半土不洋,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超出西方的经验。如此独异的汉语,如此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学,何以不会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呢?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
我以为把今天的中国文学放在60年的当代文学史框架里来看,它可以说是达到了过去未尝有的高度。我知道这样的评价与当下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指责大相径庭。其实从90年代开始,"唱衰"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主流的媒体和批评界就一直存在。因为90年代退出批评现场的一批人也认为中国再也没有好的文学。媒体的兴起也提供了一个"围攻"文学的场所,因为媒体觉得骂文学最安全,骂别的很困难也不专业,所以到处是骂文学的。
尽管说,这60年未必是线性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但这60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并不是一个颓败的结局,而是有一定数量的大作家,一定数量的大作品。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极其优秀的作品,大部分作品当然只是寻常之作,关键要看它到底有没有几部可称得上是大作品的东西,有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大作家的家伙。一个时代有几个最好的作家,有几部最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
一个时代有几个最好的作家,有几部最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
当代中国文学当然要放在现代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来理解,它是世界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样的现代性内在差异性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虽包含着断裂、反叛与转折,但它不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完全悖反。五六十年代的激进现代性,历经了80年代的"拨乱反正";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不可能将它从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完全地剔除。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并非只有"政治"二字才可概括;八九十年代的反动,也并非只是投入西方现代的世界体系就能全盘解释。前者有"文学"遗留下来,而后者有"中国经验"不可化约,二者相加,就是中国文学的倔强性。这两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批评中,被描述为对抗与反动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它们也并不是替代性的。先锋派反"宏大叙事",只是表明历史之变化,与"可歌可泣"无关。后来的历史固然要超越过去,这并不等于过去就一无是处。事物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也并非以好与坏的简单逻辑为唯一的解释准则。有些人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称为"烂苹果",这不只是狭隘偏见,也是心底阴暗。
我们要看到,中国当代的文学经验的特殊性,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给中国文学立下它的纪念碑。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因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欠发达"的货色。但谁来依凭西方的尺度呢?是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呢?汉语言文学的尺度是否有可能会有一点例外呢?仅就这一点例外,它是否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呢?
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曾引导、敦促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后者不过再加入了苏联的影响。它是世界现代性在中国的激进化表现,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从现代至今,100年的历史,不能有一些变化吗?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自梁启超1906年创刊《新小说》,发表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观点,中国小说奉西方小说为圭臬。西方的现代美学语境,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启蒙现代性的参照物。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文学所没有的经验。这一经验一直偏离西方,它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准则,只要以西方现代世界性或"人类性"文学经验为准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陷入尴尬,尤其是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更是难以协调。夏志清和顾彬等就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他们宁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佐证(这可以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读出)。
西方的小说根源在于它的浪漫主义文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依然是与这个传统发生关联,反叛也是关联的一种方式。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根基,我们永远无法生长出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下形成的现代小说艺术。这就是直至今天,一写到城市,我们的文学就力不从心的原因。要么空泛,要么虚假。但我们的乡土叙事却有独到之处。所以,如何适应他们的标准是我们最大的困境,如果没有我们对自身文学的认识以及相应的美学准则的建构,我们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所以我认为困境是内与外的体现,内和外到今天都面临着极限,西方给我们施加的美学标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用那样的标准看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儿,永远是不对称的。但我们没有想到差异性的问题,我们没有勇气、魄力建构异质性。
在此历史情势下,我们何以不能看到另一种文学的历史呢?看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其实一直在展开中国的激进文化变革,从而未尝不是开创另一现代性的道路。一方面要依循西方现代性的美学标准,另一方面要有中国自己面对的现实条件,这二者的关系紧张,后者要强行压制前者。直至"文革"后,这一历史被翻转。但90年代之后,其实西方的现代小说在60年代就面临困境,如巴斯以及苏珊·桑塔格所言,小说的死亡,先锋文学或实验文学再也难有花样翻新……等等。这一美学上的枯竭,何以要中国今天还要遵循?
现在,几乎10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规训和尺度,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说,中国臣服于它已经够久的了--我们姑且承认这些臣服是必须的。但今天,一方面,从客观上看,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主观上讲,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开辟自己的小说道路?法国当年有它的新小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新小说,不能有汉语的新小说?中国的文学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汉语的独特性,汉语如此悠久的传统,现代白话何以没有继承中国传统的语言?这都是不实之辞。利用中国古典来贬抑中国当代,这与用西方的绝对标准来贬抑中国如出一辙。
南美的文学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是因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说穿了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都是受的西方现代文学教育,他们都能用西方的语言(西班牙语、法语或英语等)写作。帕慕克虽然用土耳其语,但他的西方语言和文学修养完全融进西方文化。只有中国这些"土包子"作家,半土不洋,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超出西方的经验。如此独异的汉语,如此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学,何以不会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呢?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
我以为把今天的中国文学放在60年的当代文学史框架里来看,它可以说是达到了过去未尝有的高度。我知道这样的评价与当下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指责大相径庭。其实从90年代开始,"唱衰"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主流的媒体和批评界就一直存在。因为90年代退出批评现场的一批人也认为中国再也没有好的文学。媒体的兴起也提供了一个"围攻"文学的场所,因为媒体觉得骂文学最安全,骂别的很困难也不专业,所以到处是骂文学的。
尽管说,这60年未必是线性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但这60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并不是一个颓败的结局,而是有一定数量的大作家,一定数量的大作品。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极其优秀的作品,大部分作品当然只是寻常之作,关键要看它到底有没有几部可称得上是大作品的东西,有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大作家的家伙。一个时代有几个最好的作家,有几部最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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