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报:叙利亚难民对欧洲产生了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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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于2016年12月30日实现停火,但因战乱而产生的叙利亚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焦点问题,这一问题不仅严重威胁到西亚非洲的地区安全,而且也严重威胁到欧洲的地区安全;不仅暴露了民族冲突,而且彰显了宗教冲突和国际关系冲突。2011年,叙利亚国内长期积聚的政治矛盾、宗教矛盾爆发并演变成武装冲突,政府与反政府势力开始用武力来解决叙利亚政治权力的归属问题。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于2016年12月29日签署了包括叙境内全面停火协议、查验停火相关举措以及开启30年对话声明在内的3份文件。叙军方发表声明称,停火将从30日零时(当地时间)起生效。战乱不仅使得叙利亚面临国家分裂、政局动荡、经济崩溃的问题,还导致了叙利亚民众死伤无数,大量外逃成为难民。当前,叙利亚难民外逃的主要方向包括了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邻国和欧洲国家,欧洲是叙利亚难民认定的最佳避难地。大量叙利亚难民通过直接前往或者从其他国家中转的方式涌入欧洲,对欧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并且影响还在进一步扩大之中。
一、难民冲击欧洲社会的稳定结构
2016年3月11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发表联合声明称,6年的武装冲突已导致叙利亚超过25万人死亡,一半人口流离失所,480万人外逃。虽然大部分难民被安置在了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但还是有上百万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给欧洲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冲击。
首先,大量难民涌入,导致出现社会治安问题。良好的社会治安要求有稳定的人口流动和明确的外来人员信息。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却不符合社会治安治理的基本要求:一是进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数量大,且集中涌入;二是叙利亚难民的身份信息因为叙利亚内战无法得到准确查证。这种情况对于欧洲国家维持社会治安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因为叙利亚难民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也对社会治安形成了极大威胁。一方面,叙利亚难民在欧洲就业困难,生存压力大,暴力行为激增。进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因为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很难获得就业机会,如仅有100名左右的叙利亚难民被德国大企业雇佣。这种情况就使得在欧洲的叙利亚难民需要承担极大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极易诱发暴力行为。例如,2016年7月24日,一名叙利亚难民就在德国罗伊特林根市街头砍死一名孕妇并砍伤一男一女。另一方面,因欧洲本地人排斥难民而引发冲突。以接收难民最多的德国为例,大量难民涌入引发了德国民众越来越高的反感情绪,本地人与难民斗殴、围攻难民巴士、嘲笑难民等排外事件显著增加,2015年发生了大约1000起,是上一年的5倍。
其次,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改变了欧洲宗教力量对比。对于欧洲来说,宗教是教化民众、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力量。在欧洲,民众信仰的主体还是基督教,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是极少数,且多是外来移民。随着数量高达上百万且绝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欧洲的伊斯兰教将会在短时间内形成大规模的扩张。这虽然不会对基督教的主体地位形成挑战,但会在某一局部地区(可能是一个市或者是一个小镇)形成宗教优势,改变欧洲传统的宗教格局。同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不能适应所在避难地的社会生活习惯,又坚持不“同化”,极容易在欧洲形成“隔离”状态,埋下“文明冲突”和种族矛盾的隐患。可以预见,大规模的叙利亚难民定居欧洲将会改变欧洲社会的构成,对于欧洲社会的稳定结构形成冲击。
二、难民促发了欧洲国家政治生态的改变
难民涌入欧洲,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欧洲政治生态的改变,使得在本已高度一体化的欧洲内部,国家概念被再度强化,民族主义迅速抬头。
一方面,难民安置问题引发了欧洲各国内部重新设立边境检查的连锁反应,在欧洲本已被淡化的国家边界被强化。按照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任何难民或流离失所者,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最终以正当理由拒绝返回原籍时,不得强迫他们回国。”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后,欧洲就需要承担起难民安置的责任。对此,欧洲采取的方式是各国“责任分担”,即欧洲各国协商难民安置方案,对难民进行定额转移安置。但这一机制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如2015年制定的16万人安置方案中,仅有1000余名难民得以转移安置。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愿意接纳难民进入自己的管辖范围,重新设立了边境检查来阻挡难民,无视“欧洲一体”的责任。可以说,重设边检这种“自扫门前雪”的应对措施,是对《都柏林协定》和规定欧盟境内人、货自由流通的《申根协定》的严重动摇,也是欧洲一体化“逆生长”的表现。
另一方面,难民问题激发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根据难民公约和协定,“合法居留的难民在公共救济和救助以及劳动立法和社会安全等方面与本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叙利亚难民在进入意大利、法国、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境内后,这些国家在确定了他们的难民身份后,需要向其提供生活场所和保障生活的物资,甚至提供身份证明和入籍便利等。面对数量庞大的叙利亚难民,欧洲国家需要支付大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本来是用于服务本国民众的。这就导致了民众对接纳难民政策的反对,对执政党失去信任。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由于采取了欢迎难民的政策,在柏林地方选举中遭遇历史性重挫,就是这种情况的明显反映。另加之难民带来的安全问题、就业压力以及呈现出的明显的文化差异,在此后欧洲接二连三受到恐怖袭击的催化下,民族主义情绪在欧洲各国迅速爆发,并促使法国、奥地利、荷兰等欧洲国家内部极右翼政治势力崛起。这也改变了欧洲国家原来的政治生态。
三、难民给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在叙利亚难民大批逃往欧洲寻求庇护期间,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区的IS恐怖组织策划了巴黎恐怖袭击案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虽然叙利亚难民与IS恐怖组织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叙利亚难民在一定程度上为恐怖分子进入欧洲进行恐怖活动提供了便利,给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威胁。
第一,难民进入欧洲的路线被恐怖分子利用。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的路线主要有两条:西巴尔干路线(沿途国家:土耳其-希腊-马其顿、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北欧)和希腊东部的东地中海路线。在欧洲东部或南部国家短暂停留以获得进入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格后,叙利亚难民还会继续向中欧国家、西欧国家、北欧国家转移。从目前情况来看,大量叙利亚难民探索出了成熟的非正常路线。恐怖分子集中的IS恐怖组织,其活跃地区就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边境地区。其内部成员完全可以从叙利亚出发,沿着叙利亚难民前往欧洲的路线进入欧洲国家,避开欧洲国家严格的签证审查,从而达到自己从事非法活动的目的。
第二,恐怖分子以难民身份作掩护,使得欧洲国家对恐怖分子的排查更加困难。按照国际法的规定,难民避难国需要为难民提供身份证明,以方便其进行旅行。同时,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后,可以利用申根协定的便利,在申根协定签署国之间进行自由流动转移。也就是说,叙利亚难民只要在任何申根成员国确定了难民的合法身份后,就可以自由进出其他申根成员国而毫无阻碍。这就使得恐怖分子完全可以利用难民身份作为掩护进入欧洲,并在欧洲国家间流动。同时,规模庞大的叙利亚难民数量以及叙利亚内战的混乱使得欧洲国家无法对来自叙利亚人员的个人信息进行精确排查,使得恐怖分子“蒙混过关”的几率大增。事实上,欧洲对个人权利的“格外保护”无疑为恐怖主义分子在欧洲内部的自由活动提供了便利。
四、难民问题督促欧洲反思现在的叙利亚政策
叙利亚危机发展的缘由是反政府势力要争取自身利益,欧洲国家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势力进行武装斗争的理由是帮助叙利亚民众获得民主和自由。但令人唏嘘的是,如今的叙利亚并不是民主的乐土,而是造成超过了25万人死亡、近千万人流离失所、480多万人成为难民的战乱之地。面对叙利亚民众的这些悲惨遭遇,欧洲需要反思自己对叙利亚的态度。
其一,“战争+民主”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并不适合叙利亚。从伊拉克到如今的叙利亚,欧洲国家跟随美国的脚步企图通过战争在中东地区树立起西方式民主的模板。而这种行为带来的结果是:伊拉克从“中东雄狮”变成了恐怖分子肆虐之地;叙利亚战乱不断,国家建设停滞,民众流离失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西方式民主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相应的成熟的政治体制,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推而广之。我们并不想恶意揣测欧洲国家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势力挑起战火的用意,但叙利亚的境况已经证明欧洲国家这种价值观输出和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行为是后患无穷的。
其二,接纳安置难民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当前的叙利亚问题已经演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俄罗斯、美国“赤膊上阵”,土耳其及欧洲国家“忙忙碌碌”,联合国及其他国家“无能为力”。当前叙利亚危机、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根源是叙利亚内战。所以,欧洲国家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尽快使叙利亚全面实现和平。否则,将会使逃往欧洲的难民数量不断增加,叙利亚难民带来的影响也会在欧洲不断发酵。
总而言之,叙利亚难民给欧洲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资源的负担,还对欧洲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国家安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面对不断涌入的叙利亚难民,欧洲应该反思自己对叙利亚的政策了。
一、难民冲击欧洲社会的稳定结构
2016年3月11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发表联合声明称,6年的武装冲突已导致叙利亚超过25万人死亡,一半人口流离失所,480万人外逃。虽然大部分难民被安置在了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但还是有上百万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给欧洲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冲击。
首先,大量难民涌入,导致出现社会治安问题。良好的社会治安要求有稳定的人口流动和明确的外来人员信息。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却不符合社会治安治理的基本要求:一是进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数量大,且集中涌入;二是叙利亚难民的身份信息因为叙利亚内战无法得到准确查证。这种情况对于欧洲国家维持社会治安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因为叙利亚难民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也对社会治安形成了极大威胁。一方面,叙利亚难民在欧洲就业困难,生存压力大,暴力行为激增。进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因为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很难获得就业机会,如仅有100名左右的叙利亚难民被德国大企业雇佣。这种情况就使得在欧洲的叙利亚难民需要承担极大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极易诱发暴力行为。例如,2016年7月24日,一名叙利亚难民就在德国罗伊特林根市街头砍死一名孕妇并砍伤一男一女。另一方面,因欧洲本地人排斥难民而引发冲突。以接收难民最多的德国为例,大量难民涌入引发了德国民众越来越高的反感情绪,本地人与难民斗殴、围攻难民巴士、嘲笑难民等排外事件显著增加,2015年发生了大约1000起,是上一年的5倍。
其次,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改变了欧洲宗教力量对比。对于欧洲来说,宗教是教化民众、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力量。在欧洲,民众信仰的主体还是基督教,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是极少数,且多是外来移民。随着数量高达上百万且绝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欧洲的伊斯兰教将会在短时间内形成大规模的扩张。这虽然不会对基督教的主体地位形成挑战,但会在某一局部地区(可能是一个市或者是一个小镇)形成宗教优势,改变欧洲传统的宗教格局。同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不能适应所在避难地的社会生活习惯,又坚持不“同化”,极容易在欧洲形成“隔离”状态,埋下“文明冲突”和种族矛盾的隐患。可以预见,大规模的叙利亚难民定居欧洲将会改变欧洲社会的构成,对于欧洲社会的稳定结构形成冲击。
二、难民促发了欧洲国家政治生态的改变
难民涌入欧洲,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欧洲政治生态的改变,使得在本已高度一体化的欧洲内部,国家概念被再度强化,民族主义迅速抬头。
一方面,难民安置问题引发了欧洲各国内部重新设立边境检查的连锁反应,在欧洲本已被淡化的国家边界被强化。按照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任何难民或流离失所者,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最终以正当理由拒绝返回原籍时,不得强迫他们回国。”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后,欧洲就需要承担起难民安置的责任。对此,欧洲采取的方式是各国“责任分担”,即欧洲各国协商难民安置方案,对难民进行定额转移安置。但这一机制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如2015年制定的16万人安置方案中,仅有1000余名难民得以转移安置。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愿意接纳难民进入自己的管辖范围,重新设立了边境检查来阻挡难民,无视“欧洲一体”的责任。可以说,重设边检这种“自扫门前雪”的应对措施,是对《都柏林协定》和规定欧盟境内人、货自由流通的《申根协定》的严重动摇,也是欧洲一体化“逆生长”的表现。
另一方面,难民问题激发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根据难民公约和协定,“合法居留的难民在公共救济和救助以及劳动立法和社会安全等方面与本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叙利亚难民在进入意大利、法国、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境内后,这些国家在确定了他们的难民身份后,需要向其提供生活场所和保障生活的物资,甚至提供身份证明和入籍便利等。面对数量庞大的叙利亚难民,欧洲国家需要支付大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本来是用于服务本国民众的。这就导致了民众对接纳难民政策的反对,对执政党失去信任。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由于采取了欢迎难民的政策,在柏林地方选举中遭遇历史性重挫,就是这种情况的明显反映。另加之难民带来的安全问题、就业压力以及呈现出的明显的文化差异,在此后欧洲接二连三受到恐怖袭击的催化下,民族主义情绪在欧洲各国迅速爆发,并促使法国、奥地利、荷兰等欧洲国家内部极右翼政治势力崛起。这也改变了欧洲国家原来的政治生态。
三、难民给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在叙利亚难民大批逃往欧洲寻求庇护期间,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区的IS恐怖组织策划了巴黎恐怖袭击案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虽然叙利亚难民与IS恐怖组织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叙利亚难民在一定程度上为恐怖分子进入欧洲进行恐怖活动提供了便利,给欧洲国家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威胁。
第一,难民进入欧洲的路线被恐怖分子利用。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的路线主要有两条:西巴尔干路线(沿途国家:土耳其-希腊-马其顿、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北欧)和希腊东部的东地中海路线。在欧洲东部或南部国家短暂停留以获得进入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格后,叙利亚难民还会继续向中欧国家、西欧国家、北欧国家转移。从目前情况来看,大量叙利亚难民探索出了成熟的非正常路线。恐怖分子集中的IS恐怖组织,其活跃地区就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边境地区。其内部成员完全可以从叙利亚出发,沿着叙利亚难民前往欧洲的路线进入欧洲国家,避开欧洲国家严格的签证审查,从而达到自己从事非法活动的目的。
第二,恐怖分子以难民身份作掩护,使得欧洲国家对恐怖分子的排查更加困难。按照国际法的规定,难民避难国需要为难民提供身份证明,以方便其进行旅行。同时,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后,可以利用申根协定的便利,在申根协定签署国之间进行自由流动转移。也就是说,叙利亚难民只要在任何申根成员国确定了难民的合法身份后,就可以自由进出其他申根成员国而毫无阻碍。这就使得恐怖分子完全可以利用难民身份作为掩护进入欧洲,并在欧洲国家间流动。同时,规模庞大的叙利亚难民数量以及叙利亚内战的混乱使得欧洲国家无法对来自叙利亚人员的个人信息进行精确排查,使得恐怖分子“蒙混过关”的几率大增。事实上,欧洲对个人权利的“格外保护”无疑为恐怖主义分子在欧洲内部的自由活动提供了便利。
四、难民问题督促欧洲反思现在的叙利亚政策
叙利亚危机发展的缘由是反政府势力要争取自身利益,欧洲国家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势力进行武装斗争的理由是帮助叙利亚民众获得民主和自由。但令人唏嘘的是,如今的叙利亚并不是民主的乐土,而是造成超过了25万人死亡、近千万人流离失所、480多万人成为难民的战乱之地。面对叙利亚民众的这些悲惨遭遇,欧洲需要反思自己对叙利亚的态度。
其一,“战争+民主”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并不适合叙利亚。从伊拉克到如今的叙利亚,欧洲国家跟随美国的脚步企图通过战争在中东地区树立起西方式民主的模板。而这种行为带来的结果是:伊拉克从“中东雄狮”变成了恐怖分子肆虐之地;叙利亚战乱不断,国家建设停滞,民众流离失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西方式民主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相应的成熟的政治体制,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推而广之。我们并不想恶意揣测欧洲国家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势力挑起战火的用意,但叙利亚的境况已经证明欧洲国家这种价值观输出和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行为是后患无穷的。
其二,接纳安置难民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当前的叙利亚问题已经演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俄罗斯、美国“赤膊上阵”,土耳其及欧洲国家“忙忙碌碌”,联合国及其他国家“无能为力”。当前叙利亚危机、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根源是叙利亚内战。所以,欧洲国家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尽快使叙利亚全面实现和平。否则,将会使逃往欧洲的难民数量不断增加,叙利亚难民带来的影响也会在欧洲不断发酵。
总而言之,叙利亚难民给欧洲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资源的负担,还对欧洲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国家安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面对不断涌入的叙利亚难民,欧洲应该反思自己对叙利亚的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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