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昔西伯拘菱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这段材料提出了什么文学理论观点？
(2）它的发展线索是什么？
(3）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此段材料具有什么意义。

Answer 1

问：昔西伯拘菱里，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这段材料提出了什么文学理论观点？ 这段材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文学创作往往源于作者内心的郁结和苦闷，是他们为了寻求表达和宣泄而创作出来的。这种观点强调了情感和心理状态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并认为文学是作者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 (2) 它的发展线索是什么？ 这段材料所描述的文学理论观点的发展线索是：从早期的《诗经》等作品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再到汉代的司马迁等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郁结，这种情感表达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学传统和创作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注重内心世界的表达，情感和心理描写成为了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元素。 (3) 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此段材料具有什么意义？ 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这段材料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它强调了情感和心理状态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这种观点对于后来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情感主义和心理分析等文学批评方法的产生和发展。 其次，它提出了文学创作源于作者内心的郁结和苦闷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也为我们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最后，它也表明了文学创作是一种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方式。这种观点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为我们认识文学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答：# 1. 高昂的精神，可以催人向上，促人奋进，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 2. “《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a滹｀杵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蝼有《春秋》；倾哚*环胖穑囫釺恕独肷А罚蛔笄鹈魉鄟渴纭鳎嗤疟嘧鄜恕豆?铩罚噫镒拥耐仁芰穗餍蹋嚆绰凼霰釰ǎ宦啦晃け槐後闶窨ぃ噱郎喜帕鞔郶堵览馈罚缓鄑潜磺艚銇谇毓怛嗤判从小端的选贰豆路摺罚弧妒郶啡倨嘞蠖际鞘ト讼褪渴惴⒎唔犭钤鞯摹U庑┤硕际切闹芯奂裘朴浅睿噗硐胫髡挪坏檬迪郑囗蚨钤肥鐾饣拢嘹悸俏蠢础！庇谑侵沼谙露ň鲂募鞘鎏仗埔岳粗钡轿涞刍聍肽且荒甑睦罚嘌釭踊频劭?夹雌稹. # 刘大杰先生指出，屈原在政治上失败的命运，富厚的北方学术的根柢，对古代的神话传说，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治功绩的熟习，儒家的忠义哲学，道家求解脱的自由精神，南方特有的自然环境与宗教迷信，最终成就了屈原这个千古特出的诗人，成就了屈原个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从而建立了中国纯文学独立发展的基础。 # 林庚先生以为，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个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支配了汉代，一是道家的庄子，支配了魏晋，一是“楚辞”，支配了后世。

答：# 一是“楚辞” - 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 - 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 ## 两位先生阐释的角度虽有异，但均肯定了屈原楚辞真实的情感思想，肯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的地位 ### 后代学者如此推重屈原，可是两汉时期有关屈原的为人与为文的争论却有截然对立的情形 - (当然其中也有相通之处) - 尤其是司马迁与班固对于屈原的评价 - 文史学者探讨的论文不少，多指出指导思想的不同导致评价的不同，但似乎忽视了历史学家阐释的本来维度 ### 司马迁与班固同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对《春秋》、《左传》的著作原则是有深刻认识的 ### 之所以有如此不同的评价，还应该从历史著作方法上阐释 ## 一、司马迁、班固对于屈原的评价 ### 司马迁、班固对于屈原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屈原为文与为人的两个方面 - 前者包括屈原的创作动机与创作目的、屈原文章的艺术价值与影响 - 后者包括对屈原为臣、屈原之死的评价 ### (一)司马迁、班固有关屈原为文的评价比较 #### 1.创作动机与创作目的 - 司马迁以为屈原《离骚》的创作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情的抒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答：--- **班固对屈原《离骚》创作缘由的观点** 班固认为，屈原在《离骚》中流露的是因“忠信见疑”而生的忠诚之情。他解释道：“屈原最初侍奉怀王，深得信任。可是同朝的上官大夫妒忌其受宠，便在怀王面前谗言陷害屈原。怀王大怒，因此疏远了屈原。由于屈原被忠信所疑，忧愁与深思交织，创作了《离骚》。‘离’意味着遭遇，‘骚’则意味忧愁，这正是他因遭遇忧患而作此辞的明证。当时，周室已衰，七国纷争。屈原痛感君王不明智，信任小人，国家将陷入危亡。他的忠诚之情无法抑制，因此创作了《离骚》。” 班固还认为，《离骚》的创作目的是讽谏：“屈原在《离骚》中上陈尧、舜、禹、汤、文王的治国之法，下述羿、浇、桀、纣的过失，以此来讽谏。然而，怀王始终未能醒悟，反而听信谗言，被秦国拘留，最后客死他乡。即使到了襄王时代，也再次因谗言被逐。在流放期间，屈原又创作了《九章》赋来继续讽谏，但最终并未得到接纳。” **班固观点的背景与司马迁的不同** 班固的观点实际上与《礼记·经解》中“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相吻合，也符合《毛诗大序》中“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他认为怨是不应过分的，讽谏应当温和。这正是所谓的“主文而谲谏”。与司马迁认为《离骚》旨在“讽谏”和“争义”的观点有明显的差异。司马迁强调《离骚》是屈原抒发怨情的产物，后来发展为“发愤著书说”。他举例了多位历史人物——西伯侯在菱里被拘时推演了《周易》；仲尼在陈蔡遭受困厄时创作了《春秋》；屈原放逐后写下了《离骚》；左丘在失明后完成了《国语》；孙子遭受膑刑后论述了《兵法》；不韦迁至蜀地后，他的著作《吕览》得以流传；韩非在秦国被囚时，《说难》和《孤愤》得以问世。 ---

答：《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⑨。 司马迁提倡“怨”和“发愤”，又不受儒家那种不能过分的“中和”思想之局限，表现了极大的批判精神与战斗精神，强调作家在逆境中也应当奋起，而不应消沉。 2. 艺术价值与影响 司马迁对《离骚》的创作作了全面的肯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是对思想内容方面的肯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初步认识到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点： - 作品的概括能力很大，讽喻的手法很隐微，“其文约，其辞微”； - 屈原能在普通事物的描写之中寓以深意，“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 屈原运用比兴手法常用美人香草等物象征自己的志行高洁，“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指出了屈原作品的影响：“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答：班固认为屈原在《离骚》创作中的不足之处在于“多称昆仑冥昏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基于这一点，班固认为刘安、司马迁对《离骚》的评价过于夸张，称其“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班固认为，由于上述事物属于儒家心目中的圣地和神女，屈原任意驱使，未免亵渎了“神圣”。 然而，班固也肯定了屈原《离骚》创作的优点，认为其文辞富有文采，辞藻华丽，是辞赋的宗师之作。班固认为，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效仿其从容。

答：由此可见： 司马迁、班固对于屈原赋的艺术成就，认识大体是一致的。而这种认识，应该是与汉代的文学发展阶段大体一致的。 郭绍虞先生据《史记》、《汉书》指出：两汉时期，文学与学术分离。“用单字则有‘文’与‘学’之分，用连语则有‘文章’与‘文学’之分；以含有‘博学’之意义者称之为‘学’或‘文学’；以美而动人的文辞，称之为‘文’或‘文章’。” 《汉书·艺文志》把当时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刘师培《论文杂记》指出：“诗赋略”中赋析为四类，屈原以下二十家为一类，是写怀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为一类，是骋词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为一类，是阐理之赋。此三者为分集，而宾主赋以下十二家为一类，是汉代总集类。 诗赋略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少有三方面的影响：文学与学术的区分、文学本身的分类与文集的编定。 由此可见汉代人对屈原赋的“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