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诸葛亮传》的裴松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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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为例做比较。（转载）(2009-08-03 09:20:46) 标签：杂谈 分类：出版随想
以《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为例做比较。（转载）《三国志·诸葛亮传》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但陈寿撰史以简练见长,不过分强调对传主言行的精雕细琢。正如清代李慈铭所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因而,诸葛亮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和高风亮节的品格都遗漏不载。南朝宋时裴松之奉诏为《三国志》作注,他克服了文字过简而使许多史实未能采入的缺憾,广集魏晋时期各种著述补注正文,使《三国志》大为增色,也使得诸葛亮这位千古奇才的业绩更加令人信服。
一、《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所征引书籍
查《三国志·诸葛亮传》(附传除外)裴松之注所征引材料,共有二十九则,四十条,材料出自十八种书籍,注文字数远远多于正文,如本传的论赞只有一百五十三字,而裴注引用袁准《袁子正论》、张俨《默记》、王隐《蜀记》及《晋书》等的材料近两千字,是论赞字数的十多倍。
《诸葛亮传》裴注征引材料最多的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习凿齿字彦威,东晋史学家,所著《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起于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书中力倡以蜀汉为正统,“于三国之时,蜀以汉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这种历史正统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习凿齿每次到襄阳总要“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怀念诸葛亮的德行。裴松之对于《汉晋春秋》所提供的材料是比较信赖的,在为《诸葛亮传》作注时首尾完具地引用了该书的八条材料。本传中讲到诸葛亮病逝于军中,“及军还,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这种描述稍显平淡,难以传神。裴松之注引用《汉晋春秋》所提供的一个历史插曲:“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阵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这件事虽属诸葛亮的身后事,但有力地说明诸葛亮治军有方,死后余威犹存。刘知几对这段文字非常赞赏,《史通·直书》讲,司马懿“列营渭曲,见屈武侯”,而“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栖毫而靡述”,只有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毫不隐讳地披露了历史真相:“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生达之说。”刘知几称此举为直书的典范,“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征引材料仅次于习凿齿《汉晋春秋》的是孙盛的著作。孙盛字安国,东晋史学家,著有《魏氏春秋》、《魏阳秋异同》(又名《异同杂语》、《异同评》、《异同记》、《杂记》等)、《晋阳秋》。《魏氏春秋》记述三国历史,《晋阳秋》从司马懿在曹魏的活动写起直到孙盛所处的时代,史载“《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孙盛不畏强御,仗气直书,权臣桓温威胁说:“若此史(指《晋阳秋》)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孙盛仍不改初衷。刘知几对“孙盛不平,窃传辽东之本”的行为予以褒扬。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中征引《魏氏春秋》两条,《晋阳秋》一条,《魏阳秋异同》一条。裴注引用《魏氏春秋》的记载来说明诸葛亮多方面的贡献:“《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 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条记载为人们了解三国时期的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裴松之还引用《魏阳秋异同》论为臣之道来肯定诸葛亮的盛德:“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这一论断对诸葛亮的“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语)是一个准确的写照。裴松之对能够直书史实的史学家的著作颇为看重,在刘知几《史通·直书》中与孙盛著作一同受到肯定的张俨《默记》也在《诸葛亮传》注引中两次出现。
裴松之不仅征引能够直书史事的史家著作,而且也注意提取“曲笔”史家的历史著述,受到刘知几批评的王隐的著作也被采入注引中。王隐字处叔,东晋史学家,著有《晋书》、《蜀记》等,他“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文辞散漫而不可解”。裴松之对王隐著作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以其书有诸多的缺点而完全否定其书所提供材料的价值。《诸葛亮传》裴注征引王隐《蜀记》材料五条,《晋书》一条。对于真实可信的材料原样移植到注文中,以增加注释的知识含量;对于可疑的材料,则对之提出驳议,分析其是非得失,消除其负面影响。如《蜀记》所述的“郭冲五事”,裴松之不因其舛违而闭口不提,而是原样引入后分别予以剖析,指出其记述的荒谬所在。裴松之在注文中保留反面材料并提出批评意见的作法,反映了他注史广征兼取公正裁断的精神,有助于提高读者的历史鉴别能力和认识水平。
裴松之不仅用晋时史家的著作为《诸葛亮传》作注,而且引用三国时蜀国的对立面的国史作旁证材料。《魏略》是曹魏鱼豢所著的一部史书,由于特定的政治气氛,鱼豢对诸葛亮的评说多有不实之辞,裴松之对这些材料还是能适时的引证和分析。他虽然曾批评《魏略》的一些记述“实为妄说”,但在《诸葛亮传》注中还是有选择地采用了四条材料,以备异闻。如关于诸葛亮初见刘备之事,《魏略》认为是诸葛亮主动北上找刘备并主动为之献计,从而引起刘备的重视,这种说法与本传迥异,也不符合裴松之的观点。裴松之以博大的胸襟征引了这条材料,并对这种怪异说法提出自己的看法,“虽闻见异辞,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裴松之不因异说而转变己意,他自己还是坚持刘备三顾诸葛亮于隆中茅庐的观点。裴松之对于敌国传闻,以讹传讹的材料的择取是十分谨慎的,《诸葛亮传》注引曹魏史官王沈《魏书》一条。史称王沈《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裴松之引《魏书》记诸葛亮之死以为参考,同时指出王沈夸大其辞,对后世造成恶劣的影响,最终裴松之还是信从陈寿的说法。
裴松之对陈寿的成就是十分尊重的,他认为“寿书诠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因而在作注时不仅广采经史子集各类著述达一百五十九种之多,而且注意用《三国志》所提供的材料进行互注,以深化《三国志》,的历史见解。如《诸葛亮传》注引《魏延传》中的相关记述来证明《蜀记》所云“空城计”的虚妄不实。陈寿在晋武帝泰始十年(274)编订了《诸葛亮集》,这是第一部研究诸葛亮的最直接可信的资料汇编,裴松之对《诸葛亮集》非常重视,在整个《三国志》注中多次引用诸葛亮自己的文章,而在《诸葛亮传》注中也征引了文集的五条材料。
此外,裴松之《诸葛亮传》注所引用的材料还出自《献帝春秋》、《崔氏谱》、《襄阳记》、《汉书·地理志》、《零陵先贤传》、袁准《袁子正论》、司马彪《九州春秋》等,这些材料从多种角度记录了诸葛亮的交游、活动范围、功业和品格,使《诸葛亮传》的内容更加充实饱满,也使得诸葛亮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二、《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的内容
《三国志》的优点是精审凝炼,缺点是简略疏漏。裴松之“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遍采各书异同,对陈寿《三国志》详加补注,以弥补《三国志》的遗缺。《诸葛亮传》是《三国志》中很有份量的一篇列传,裴松之广引众家之说对此篇详加注解,使该篇传记的内容臻于完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讲到的补缺、备异、惩妄、论辩等方面的内容在《诸葛亮传》注中都有所体现,读《诸葛亮传》裴注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诸葛亮,也是理解《三国志》裴松之注的一扇窗户。
1.补缺。对于不详之处,裴松之广聚材料补其缺遗,疏其详略。在《诸葛亮传》裴注中,裴松之主要补录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诸葛亮南和诸戎攻心为上,本传中只简单地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这样写很难讲清诸葛亮的民族政策。裴松之征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中的一段文字(约二百字),对诸葛亮南征戎族并七纵七擒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使其心服口服的史实详加补述。这段材料的辑录既能阐明诸葛亮采取沿边民族自治、搞好民族关系的积极有效的政策,也表明北伐前安定后方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建武六年(228)春街亭之战失利,诸葛亮引咎自责,本传说:“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接着便叙述冬天的军事行动,其间的活动则未曾述及。裴松之采用《汉晋春秋》中的一大段文字来补叙春冬之间诸葛亮的一些活动:街亭受挫后,诸葛亮没有气馁,而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十一月再度上表请战,这就是著名的《后出师表》。《后出师表》在本传中只字未提,陈寿所辑《诸葛亮集》中也未曾收录,有幸经过裴松之注得加征录并长久保存。
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有许多志趣相同的知心朋友,从这些朋友卓尔不群的高韬中能够折射出诸葛亮豪迈的品格。由于史法的要求,本传对与诸葛亮有关的贤士只提及其名而不能详记其生平与品质,使这些人物成为见首不见尾的点缀品。裴松之不厌其烦地从各类书籍中搜罗有关这些贤士的记述,并将其融入注释当中。本传讲“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裴松之注引谱学著作介绍崔州平:“按《崔氏谱》,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注引《魏略》历述徐庶的传奇生涯和豪放不羁重义尚气的品德。裴注不仅“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而且注意“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不仅记述本传中提及的崔州平、徐元直,还征引《魏略》中有关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等人与诸葛亮的交游情况,裴松之还对孟公威的仕宦情况做了必要的补述:“公威名建,在魏亦贵达。”
《诸葛亮传》中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裴松之征引《襄阳记》中的有关记载来强调,称诸葛亮为“卧龙”并非徐庶一人之言,而是在当时为众俊贤所认同的:“《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人,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读了这段声情并茂的文字,人们对正文中所讲的“凡三往,乃见”才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原来刘备事先已从多方面访得诸葛亮是一位旷世奇才,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才有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话。
2.备异。对于同说一事,各书记载相抵牾,裴松之在作注时往往条列其异同,“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关于刘备与诸葛初见之事,本传称“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突现出刘备求贤若渴礼遇贤才。鱼豢《魏略》中却认为“亮乃北行见备”并主动为刘备出谋献计,“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裴松之以本传为比照对象,将《魏略》中与之大相径庭的记述原样录入注文中以备异闻。不仅《魏略》中有此说,司马彪《九州春秋》也有近似的观点,所以裴松之在引述《魏略》之后补注说:“《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本传中讲“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从这段文字中看不到汉末的政治倾轧,嗅不到权力之争的血腥味,因而不能很好地说明乱世仕途的凶险。裴注征引《献帝春秋》中的记载:豫章太守周术死后,刘表奏请诸葛玄继任,然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谐繇。”在军阀割据的动荡岁月里,人的命运犹如浮萍难以自持,诸葛玄被杀时诸葛亮只有十七岁,这巨大的人生际遇一定对诸葛亮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震憾,使他直面血雨腥风,从而产生“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愿望,也迫使他身居茅庐心忧天下,关注国家命运,渴望重新统一。因此,裴松之注所引上述史实对于人们了解诸葛亮早年的苦难历程及其终生以兴复汉室完成统一为己任的思想动力是很有必要的。在首尾完备地援引了《献帝春秋》的记述后,裴松之又补充说明“此书所云,与本传不同”,由此可见裴松之注史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3.惩妄。裴松之注《诸葛亮传》,或征引他书材料以广异闻,或辨其是非曲直“随违矫正”。如引用了《魏略》和《九州春秋》关于诸葛亮先求见刘备之说后,对两书的说法提出诘难。裴松之根据《出师表》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茅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认为二书所载实为道听途说,陈寿所作本传才符合实际:“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诸葛亮急中生智巧布“空城计”的故事经过后来的《三国演义》的渲染已变得妇孺皆知,但裴松之对此事持怀疑态度。他从存其异说保存史料的角度征引了《蜀记》中郭冲三事:司马懿二十万大军距阳平城兵力微簿的蜀军仅有六十里路,撤退已来不及了,将士们有些紧张,而诸葛亮却不慌不忙,“亮意义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艹奄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自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裴松之认为郭冲这样说固然能烘托出诸葛亮的机智神明,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虚言为达学所不取。他举出四条论据来批驳郭冲所云第三事即“空城计”违背史实。首先,诸葛亮屯兵阳平时,司马懿任荆州都督,并没有与诸葛亮直接交兵;其次,退一步讲,假设真有此事,司马懿一时搞不清蜀军虚实,可以先安营扎寨以观形势,没有必要匆忙撤军;第三,据《三国志·魏延传》中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怯,”这样谨慎的诸葛怎能以轻弱自守?第四,郭冲所言“空城计”之事是对晋初扶风王司马骏说的,司马骏是司马懿的第十三子,以好学至孝闻名,郭冲言事贬低司马懿,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蜀记》所说“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显然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综合以上四点分析,裴松之认为《蜀记》所谓的诸葛亮“空城计”漏洞百出,“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4.考辨。注释史书是用语言来解释语言,务求准确可信,因而考辨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中既做时间考辨,又做了一些地名及地理方位的考辨。时间概念对于史书来讲是十分重要的,时间考辨是通过对各种旁证材料的分析来判定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如本传中诸葛亮《出师表》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据此线索推算出诸葛亮与刘备初遇是在败军前一年:“松之按: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
地理考辨主要是网罗相关材料或结合实地考察,对本传所涉及的地理概念做出明确的解释或判定。本传记载诸葛亮早年“躬耕陇亩”,但具体居住地则未能进一步明言。裴松之引《汉晋春秋》注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本传中言及赤壁之战后“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朗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 以充军实”。裴松之认为搞清当时诸葛亮的居住地很有必要,因此作注:“《零陵先贤传》云,亮时住临丞灬”。这对于澄清诸葛亮的行止范围对于了解其戎马生涯很有帮助。《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说,本传对泸水源流未做进一步说明,裴松之引用古代史书《汉书·地理志》为其作注:“泸惟水出爿羊爿可郡句町县。”这条注文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诸葛亮的南征路线很有意义,同时还能增加读者的历史地理知识。裴松之不仅注意引用文献资料考辨地名,而且能够利用调查材料对地名及与之相关的名物遗存进行准确的界定,如引《魏略》记述了徐庶的生平之后,还介绍了徐庶的葬身之所:“后数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犹存焉”。这条注文对后人凭吊历史人物,重温三国历史提供了线索。
三、裴松之平议诸葛亮
裴松之注《三国志》,在增益材料、存异备疑的同时,还以“松之按”、“松之曰”来直抒己见。这种论辨内容在《诸葛亮传》注中尤为频繁,所见“松之以为”、“松之按”、“难曰”等形式发表意见在该传注中达十条。综观裴松之的注释可以看出,裴松之非常敬仰诸葛亮,但并未因敬仰而夸大其辞虚构史事,而是恪守良史笔法,实事求是地记述诸葛亮的功绩,对于肆意诋毁贬损或讠臾辞虚美诸葛亮的错误作法提出批评,以公平心和实录法来讨论诸葛亮。
首先,裴松之对诸葛亮充满了敬意。他在《先主传》注中,引用《傅子》所记征士傅干的话来赞扬诸葛亮:“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在《诸葛亮传》注中,裴松之先征引《襄阳记》中蜀汉大臣称颂“亮德范遐迩, 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后大段征引袁准《袁子正论》盛赞诸葛亮“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由于史注体例本身的限制,裴松之不可能过多地用自己的话揄扬传主,但他借助前人的评说表达自己的态度,认为诸葛亮确实是一位功绩卓伟道德高尚的人物,不仅生前深受百姓的爱戴,而且在死后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和颂扬。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曰:“亮初亡……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陌路上”;又引用《袁子正论》的记载:“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可见,裴松之是非常仰慕诸葛亮的人格的,他“绩事以众色成文”,兼采为味,艹鬼集关乎诸葛亮的嘉言美谈,从多方面反映诸葛亮的功业和美德,以期“总括前踪,贻诲来世”,向人们提供为臣之道、为政之道及为人之道的范本。裴松之在注文中讨论诸葛亮是从人物褒贬入手的,但他未停留于此,而是扩及到对治国策略及人心向背的深刻思考,强调诸葛亮的得民心其次,裴松之以史家的立场批驳各种厚诬,针对各类书中对于诸葛亮的曲解进行客观公正的辨论和纠谬。东汉王充说“誉人不增其美,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闻者不惬于心”,这确是古今撰述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在记述诸葛亮的各种史书中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裴松之仔细辨析各种毁誉的失误之处。如:1、根据本传及诸葛亮《出师表》的有关材料,裴松之对《魏略》及《九州春秋》中所谓诸葛亮最初主动求见刘备并伺机献计一事提出驳议。2、依理推断《魏略》中诸葛亮对孟公威说的“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只是用来讽喻孟公威,而不是诸葛亮的自喻,裴松之说:“谓诸葛亮为公威计者可也,若谓兼为己言,可谓未达其心矣”。3、针对《袁子正论》中所谓诸葛亮奉命出使东吴后自述不肯舍弃刘备而投东吴的理由是“孙将军可谓人杰,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裴松之认为此说可疑:“观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之分,谁能间之,宁有中违断金,甫怀择主”。裴松之反问如果孙权能尽其量,难道诸葛亮会投向东吴吗?这不符合诸葛亮的行事风格,“葛生行己岂其然哉。”当初曹操厚遇关羽,关羽义不背本,最后舍却荣华富贵复奔刘备,诸葛亮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俊杰,在品格上难道还不及关羽:“曾谓孔明之不若云长乎?”裴松之对袁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臣松之以为袁孝尼著文立论,甚重诸葛之为人,至如此言则失之殊远”。4、针对《魏书》所云“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裴松之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敌国传闻,只能诬妄视听疑误后生:“松之以为亮在渭滨,魏人蹑迹,胜负之形,未可测量,而云呕血,盖因亮自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呕血乎?……此则引虚记以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缘蜀人入谷发丧故也。”
第三,裴松之以求实的态度纠正了人们对诸葛亮的虚美之辞。裴松之认为虚妄不实的诬辞会损害传主形象,夸大事实的谀辞也同样败坏传主形象。他说:“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他主张历史评论应当“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而终归无用”。在《诸葛亮传》注中,裴松之对所征引材料的违中之论和溢美之辞提出了批评,并阐发了自己的见解。王隐《蜀记》记载,晋初许多人认为诸葛亮“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喻管晏”。裴松之说,郭冲力排众议赞美诸葛亮,这点值得肯定。郭冲揄扬诸葛亮“诚所愿闻,然冲之所说实皆可疑”,所言五事表面上是在抬高诸葛亮,但由于所言与事实相距甚远,实质上是歪曲诸葛亮。裴松之对郭冲五事逐一进行反驳:1、郭冲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皆怀怨叹,”法正极谏反对,诸葛亮拒不采纳,还为自己的刻剥辩解。裴松之指出,法正比刘备早死,诸葛亮领益州是在刘备死后,法正在世时政刑由刘备决定,诸葛亮不可能滥施刑罚并且激起法正的不满。郭冲所谓的“刻剥”根本不能算作政绩,“未闻以刻剥为善政”,这样的夸赞既不符合事实又不符合情理;2、郭冲说曹操曾派刺客刺杀刘备,刺客与刘备虚言伐魏大计,甚合刘备心意,诸葛亮也认为这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才,但察其言观其行后识破了刺客的身份和动机,刺客怆惶逃跑。裴松之分析指出,此人既为奇士,就不可能去为人作刺客,行刺未遂又未死,“要应显达为魏,竟是谁乎?何其寂灭而不闻?”可见这件事值得怀疑;3、郭冲对诸葛亮的“空城计”津津乐道,裴松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叙述实为妄说,令人难以置信;4、郭冲说诸葛亮初出祁山获胜,人们纷纷向诸葛亮表示祝贺,诸葛亮并未心满意足,而是趁机向人们透露了他一统天下的抱负,“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也。”裴松之认为这种说法太荒唐,“亮有吞魏之心久矣,不始于此众人方知也。”这次出兵在街亭严重受挫,局面很被动,蜀人祝贺诸葛亮是没有道理的;5、郭冲说魏明帝征蜀时,曾潜军密进剑阁,蜀汉形势危急。诸葛亮以大信为本,使士卒感激涕零,斗志倍增,“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合阝,却宣王,一战大克。此信之由也。”裴松之认为这种偏离历史实际的虚泛之说破绽太多,魏明帝在诸葛亮一出祁山时曾至长安,后不复西进,当时驻扎在关陇一带,魏军不可能越过防线径往剑阁,而张合阝被杀也是数年后的事。更为重要的是,郭冲此说缺乏旁征,其它各种史书均未言及此事,“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阙有所遗,而并不载冲言,知其乖刺(违忤)多矣”。
裴松之认为,历史撰述必须客观求实,崇饰虚文的专美之言不仅不能增加史文的说服力,反而会使历史人物面目全非,“浮诞之论,不切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刘知几说:“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中坚持考而后信,对诸葛亮“爱而知其丑”,客观公正地评论诸葛亮,实事求是地分析所征引的各种材料的优劣得失,对表面美化实则神化诸葛亮的曲笔书史行为给予严厉的驳斥和批评,从而在史注中既保留了大量有关诸葛亮事迹的历史记载,又不盲从奇谈怪说,以理性精神为传主定位,真正维护了诸葛亮作为杰出的历史人物而不是神的个人形象。
以《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为例做比较。（转载）《三国志·诸葛亮传》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但陈寿撰史以简练见长,不过分强调对传主言行的精雕细琢。正如清代李慈铭所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因而,诸葛亮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和高风亮节的品格都遗漏不载。南朝宋时裴松之奉诏为《三国志》作注,他克服了文字过简而使许多史实未能采入的缺憾,广集魏晋时期各种著述补注正文,使《三国志》大为增色,也使得诸葛亮这位千古奇才的业绩更加令人信服。
一、《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所征引书籍
查《三国志·诸葛亮传》(附传除外)裴松之注所征引材料,共有二十九则,四十条,材料出自十八种书籍,注文字数远远多于正文,如本传的论赞只有一百五十三字,而裴注引用袁准《袁子正论》、张俨《默记》、王隐《蜀记》及《晋书》等的材料近两千字,是论赞字数的十多倍。
《诸葛亮传》裴注征引材料最多的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习凿齿字彦威,东晋史学家,所著《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起于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书中力倡以蜀汉为正统,“于三国之时,蜀以汉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这种历史正统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习凿齿每次到襄阳总要“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怀念诸葛亮的德行。裴松之对于《汉晋春秋》所提供的材料是比较信赖的,在为《诸葛亮传》作注时首尾完具地引用了该书的八条材料。本传中讲到诸葛亮病逝于军中,“及军还,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这种描述稍显平淡,难以传神。裴松之注引用《汉晋春秋》所提供的一个历史插曲:“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阵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这件事虽属诸葛亮的身后事,但有力地说明诸葛亮治军有方,死后余威犹存。刘知几对这段文字非常赞赏,《史通·直书》讲,司马懿“列营渭曲,见屈武侯”,而“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栖毫而靡述”,只有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毫不隐讳地披露了历史真相:“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生达之说。”刘知几称此举为直书的典范,“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征引材料仅次于习凿齿《汉晋春秋》的是孙盛的著作。孙盛字安国,东晋史学家,著有《魏氏春秋》、《魏阳秋异同》(又名《异同杂语》、《异同评》、《异同记》、《杂记》等)、《晋阳秋》。《魏氏春秋》记述三国历史,《晋阳秋》从司马懿在曹魏的活动写起直到孙盛所处的时代,史载“《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孙盛不畏强御,仗气直书,权臣桓温威胁说:“若此史(指《晋阳秋》)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孙盛仍不改初衷。刘知几对“孙盛不平,窃传辽东之本”的行为予以褒扬。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中征引《魏氏春秋》两条,《晋阳秋》一条,《魏阳秋异同》一条。裴注引用《魏氏春秋》的记载来说明诸葛亮多方面的贡献:“《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 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条记载为人们了解三国时期的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裴松之还引用《魏阳秋异同》论为臣之道来肯定诸葛亮的盛德:“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这一论断对诸葛亮的“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语)是一个准确的写照。裴松之对能够直书史实的史学家的著作颇为看重,在刘知几《史通·直书》中与孙盛著作一同受到肯定的张俨《默记》也在《诸葛亮传》注引中两次出现。
裴松之不仅征引能够直书史事的史家著作,而且也注意提取“曲笔”史家的历史著述,受到刘知几批评的王隐的著作也被采入注引中。王隐字处叔,东晋史学家,著有《晋书》、《蜀记》等,他“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文辞散漫而不可解”。裴松之对王隐著作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以其书有诸多的缺点而完全否定其书所提供材料的价值。《诸葛亮传》裴注征引王隐《蜀记》材料五条,《晋书》一条。对于真实可信的材料原样移植到注文中,以增加注释的知识含量;对于可疑的材料,则对之提出驳议,分析其是非得失,消除其负面影响。如《蜀记》所述的“郭冲五事”,裴松之不因其舛违而闭口不提,而是原样引入后分别予以剖析,指出其记述的荒谬所在。裴松之在注文中保留反面材料并提出批评意见的作法,反映了他注史广征兼取公正裁断的精神,有助于提高读者的历史鉴别能力和认识水平。
裴松之不仅用晋时史家的著作为《诸葛亮传》作注,而且引用三国时蜀国的对立面的国史作旁证材料。《魏略》是曹魏鱼豢所著的一部史书,由于特定的政治气氛,鱼豢对诸葛亮的评说多有不实之辞,裴松之对这些材料还是能适时的引证和分析。他虽然曾批评《魏略》的一些记述“实为妄说”,但在《诸葛亮传》注中还是有选择地采用了四条材料,以备异闻。如关于诸葛亮初见刘备之事,《魏略》认为是诸葛亮主动北上找刘备并主动为之献计,从而引起刘备的重视,这种说法与本传迥异,也不符合裴松之的观点。裴松之以博大的胸襟征引了这条材料,并对这种怪异说法提出自己的看法,“虽闻见异辞,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裴松之不因异说而转变己意,他自己还是坚持刘备三顾诸葛亮于隆中茅庐的观点。裴松之对于敌国传闻,以讹传讹的材料的择取是十分谨慎的,《诸葛亮传》注引曹魏史官王沈《魏书》一条。史称王沈《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裴松之引《魏书》记诸葛亮之死以为参考,同时指出王沈夸大其辞,对后世造成恶劣的影响,最终裴松之还是信从陈寿的说法。
裴松之对陈寿的成就是十分尊重的,他认为“寿书诠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因而在作注时不仅广采经史子集各类著述达一百五十九种之多,而且注意用《三国志》所提供的材料进行互注,以深化《三国志》,的历史见解。如《诸葛亮传》注引《魏延传》中的相关记述来证明《蜀记》所云“空城计”的虚妄不实。陈寿在晋武帝泰始十年(274)编订了《诸葛亮集》,这是第一部研究诸葛亮的最直接可信的资料汇编,裴松之对《诸葛亮集》非常重视,在整个《三国志》注中多次引用诸葛亮自己的文章,而在《诸葛亮传》注中也征引了文集的五条材料。
此外,裴松之《诸葛亮传》注所引用的材料还出自《献帝春秋》、《崔氏谱》、《襄阳记》、《汉书·地理志》、《零陵先贤传》、袁准《袁子正论》、司马彪《九州春秋》等,这些材料从多种角度记录了诸葛亮的交游、活动范围、功业和品格,使《诸葛亮传》的内容更加充实饱满,也使得诸葛亮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二、《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的内容
《三国志》的优点是精审凝炼,缺点是简略疏漏。裴松之“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遍采各书异同,对陈寿《三国志》详加补注,以弥补《三国志》的遗缺。《诸葛亮传》是《三国志》中很有份量的一篇列传,裴松之广引众家之说对此篇详加注解,使该篇传记的内容臻于完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讲到的补缺、备异、惩妄、论辩等方面的内容在《诸葛亮传》注中都有所体现,读《诸葛亮传》裴注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诸葛亮,也是理解《三国志》裴松之注的一扇窗户。
1.补缺。对于不详之处,裴松之广聚材料补其缺遗,疏其详略。在《诸葛亮传》裴注中,裴松之主要补录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诸葛亮南和诸戎攻心为上,本传中只简单地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这样写很难讲清诸葛亮的民族政策。裴松之征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中的一段文字(约二百字),对诸葛亮南征戎族并七纵七擒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使其心服口服的史实详加补述。这段材料的辑录既能阐明诸葛亮采取沿边民族自治、搞好民族关系的积极有效的政策,也表明北伐前安定后方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建武六年(228)春街亭之战失利,诸葛亮引咎自责,本传说:“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接着便叙述冬天的军事行动,其间的活动则未曾述及。裴松之采用《汉晋春秋》中的一大段文字来补叙春冬之间诸葛亮的一些活动:街亭受挫后,诸葛亮没有气馁,而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十一月再度上表请战,这就是著名的《后出师表》。《后出师表》在本传中只字未提,陈寿所辑《诸葛亮集》中也未曾收录,有幸经过裴松之注得加征录并长久保存。
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有许多志趣相同的知心朋友,从这些朋友卓尔不群的高韬中能够折射出诸葛亮豪迈的品格。由于史法的要求,本传对与诸葛亮有关的贤士只提及其名而不能详记其生平与品质,使这些人物成为见首不见尾的点缀品。裴松之不厌其烦地从各类书籍中搜罗有关这些贤士的记述,并将其融入注释当中。本传讲“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裴松之注引谱学著作介绍崔州平:“按《崔氏谱》,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注引《魏略》历述徐庶的传奇生涯和豪放不羁重义尚气的品德。裴注不仅“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而且注意“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不仅记述本传中提及的崔州平、徐元直,还征引《魏略》中有关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等人与诸葛亮的交游情况,裴松之还对孟公威的仕宦情况做了必要的补述:“公威名建,在魏亦贵达。”
《诸葛亮传》中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裴松之征引《襄阳记》中的有关记载来强调,称诸葛亮为“卧龙”并非徐庶一人之言,而是在当时为众俊贤所认同的:“《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人,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读了这段声情并茂的文字,人们对正文中所讲的“凡三往,乃见”才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原来刘备事先已从多方面访得诸葛亮是一位旷世奇才,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才有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话。
2.备异。对于同说一事,各书记载相抵牾,裴松之在作注时往往条列其异同,“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关于刘备与诸葛初见之事,本传称“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突现出刘备求贤若渴礼遇贤才。鱼豢《魏略》中却认为“亮乃北行见备”并主动为刘备出谋献计,“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裴松之以本传为比照对象,将《魏略》中与之大相径庭的记述原样录入注文中以备异闻。不仅《魏略》中有此说,司马彪《九州春秋》也有近似的观点,所以裴松之在引述《魏略》之后补注说:“《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本传中讲“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从这段文字中看不到汉末的政治倾轧,嗅不到权力之争的血腥味,因而不能很好地说明乱世仕途的凶险。裴注征引《献帝春秋》中的记载:豫章太守周术死后,刘表奏请诸葛玄继任,然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谐繇。”在军阀割据的动荡岁月里,人的命运犹如浮萍难以自持,诸葛玄被杀时诸葛亮只有十七岁,这巨大的人生际遇一定对诸葛亮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震憾,使他直面血雨腥风,从而产生“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愿望,也迫使他身居茅庐心忧天下,关注国家命运,渴望重新统一。因此,裴松之注所引上述史实对于人们了解诸葛亮早年的苦难历程及其终生以兴复汉室完成统一为己任的思想动力是很有必要的。在首尾完备地援引了《献帝春秋》的记述后,裴松之又补充说明“此书所云,与本传不同”,由此可见裴松之注史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3.惩妄。裴松之注《诸葛亮传》,或征引他书材料以广异闻,或辨其是非曲直“随违矫正”。如引用了《魏略》和《九州春秋》关于诸葛亮先求见刘备之说后,对两书的说法提出诘难。裴松之根据《出师表》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茅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认为二书所载实为道听途说,陈寿所作本传才符合实际:“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诸葛亮急中生智巧布“空城计”的故事经过后来的《三国演义》的渲染已变得妇孺皆知,但裴松之对此事持怀疑态度。他从存其异说保存史料的角度征引了《蜀记》中郭冲三事:司马懿二十万大军距阳平城兵力微簿的蜀军仅有六十里路,撤退已来不及了,将士们有些紧张,而诸葛亮却不慌不忙,“亮意义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艹奄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自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裴松之认为郭冲这样说固然能烘托出诸葛亮的机智神明,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虚言为达学所不取。他举出四条论据来批驳郭冲所云第三事即“空城计”违背史实。首先,诸葛亮屯兵阳平时,司马懿任荆州都督,并没有与诸葛亮直接交兵;其次,退一步讲,假设真有此事,司马懿一时搞不清蜀军虚实,可以先安营扎寨以观形势,没有必要匆忙撤军;第三,据《三国志·魏延传》中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怯,”这样谨慎的诸葛怎能以轻弱自守?第四,郭冲所言“空城计”之事是对晋初扶风王司马骏说的,司马骏是司马懿的第十三子,以好学至孝闻名,郭冲言事贬低司马懿,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蜀记》所说“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显然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综合以上四点分析,裴松之认为《蜀记》所谓的诸葛亮“空城计”漏洞百出,“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4.考辨。注释史书是用语言来解释语言,务求准确可信,因而考辨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中既做时间考辨,又做了一些地名及地理方位的考辨。时间概念对于史书来讲是十分重要的,时间考辨是通过对各种旁证材料的分析来判定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如本传中诸葛亮《出师表》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据此线索推算出诸葛亮与刘备初遇是在败军前一年:“松之按: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
地理考辨主要是网罗相关材料或结合实地考察,对本传所涉及的地理概念做出明确的解释或判定。本传记载诸葛亮早年“躬耕陇亩”,但具体居住地则未能进一步明言。裴松之引《汉晋春秋》注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本传中言及赤壁之战后“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朗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 以充军实”。裴松之认为搞清当时诸葛亮的居住地很有必要,因此作注:“《零陵先贤传》云,亮时住临丞灬”。这对于澄清诸葛亮的行止范围对于了解其戎马生涯很有帮助。《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说,本传对泸水源流未做进一步说明,裴松之引用古代史书《汉书·地理志》为其作注:“泸惟水出爿羊爿可郡句町县。”这条注文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诸葛亮的南征路线很有意义,同时还能增加读者的历史地理知识。裴松之不仅注意引用文献资料考辨地名,而且能够利用调查材料对地名及与之相关的名物遗存进行准确的界定,如引《魏略》记述了徐庶的生平之后,还介绍了徐庶的葬身之所:“后数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犹存焉”。这条注文对后人凭吊历史人物,重温三国历史提供了线索。
三、裴松之平议诸葛亮
裴松之注《三国志》,在增益材料、存异备疑的同时,还以“松之按”、“松之曰”来直抒己见。这种论辨内容在《诸葛亮传》注中尤为频繁,所见“松之以为”、“松之按”、“难曰”等形式发表意见在该传注中达十条。综观裴松之的注释可以看出,裴松之非常敬仰诸葛亮,但并未因敬仰而夸大其辞虚构史事,而是恪守良史笔法,实事求是地记述诸葛亮的功绩,对于肆意诋毁贬损或讠臾辞虚美诸葛亮的错误作法提出批评,以公平心和实录法来讨论诸葛亮。
首先,裴松之对诸葛亮充满了敬意。他在《先主传》注中,引用《傅子》所记征士傅干的话来赞扬诸葛亮:“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在《诸葛亮传》注中,裴松之先征引《襄阳记》中蜀汉大臣称颂“亮德范遐迩, 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后大段征引袁准《袁子正论》盛赞诸葛亮“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由于史注体例本身的限制,裴松之不可能过多地用自己的话揄扬传主,但他借助前人的评说表达自己的态度,认为诸葛亮确实是一位功绩卓伟道德高尚的人物,不仅生前深受百姓的爱戴,而且在死后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和颂扬。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曰:“亮初亡……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陌路上”;又引用《袁子正论》的记载:“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可见,裴松之是非常仰慕诸葛亮的人格的,他“绩事以众色成文”,兼采为味,艹鬼集关乎诸葛亮的嘉言美谈,从多方面反映诸葛亮的功业和美德,以期“总括前踪,贻诲来世”,向人们提供为臣之道、为政之道及为人之道的范本。裴松之在注文中讨论诸葛亮是从人物褒贬入手的,但他未停留于此,而是扩及到对治国策略及人心向背的深刻思考,强调诸葛亮的得民心其次,裴松之以史家的立场批驳各种厚诬,针对各类书中对于诸葛亮的曲解进行客观公正的辨论和纠谬。东汉王充说“誉人不增其美,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闻者不惬于心”,这确是古今撰述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在记述诸葛亮的各种史书中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裴松之仔细辨析各种毁誉的失误之处。如:1、根据本传及诸葛亮《出师表》的有关材料,裴松之对《魏略》及《九州春秋》中所谓诸葛亮最初主动求见刘备并伺机献计一事提出驳议。2、依理推断《魏略》中诸葛亮对孟公威说的“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只是用来讽喻孟公威,而不是诸葛亮的自喻,裴松之说:“谓诸葛亮为公威计者可也,若谓兼为己言,可谓未达其心矣”。3、针对《袁子正论》中所谓诸葛亮奉命出使东吴后自述不肯舍弃刘备而投东吴的理由是“孙将军可谓人杰,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裴松之认为此说可疑:“观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之分,谁能间之,宁有中违断金,甫怀择主”。裴松之反问如果孙权能尽其量,难道诸葛亮会投向东吴吗?这不符合诸葛亮的行事风格,“葛生行己岂其然哉。”当初曹操厚遇关羽,关羽义不背本,最后舍却荣华富贵复奔刘备,诸葛亮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俊杰,在品格上难道还不及关羽:“曾谓孔明之不若云长乎?”裴松之对袁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臣松之以为袁孝尼著文立论,甚重诸葛之为人,至如此言则失之殊远”。4、针对《魏书》所云“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裴松之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敌国传闻,只能诬妄视听疑误后生:“松之以为亮在渭滨,魏人蹑迹,胜负之形,未可测量,而云呕血,盖因亮自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呕血乎?……此则引虚记以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缘蜀人入谷发丧故也。”
第三,裴松之以求实的态度纠正了人们对诸葛亮的虚美之辞。裴松之认为虚妄不实的诬辞会损害传主形象,夸大事实的谀辞也同样败坏传主形象。他说:“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他主张历史评论应当“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而终归无用”。在《诸葛亮传》注中,裴松之对所征引材料的违中之论和溢美之辞提出了批评,并阐发了自己的见解。王隐《蜀记》记载,晋初许多人认为诸葛亮“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喻管晏”。裴松之说,郭冲力排众议赞美诸葛亮,这点值得肯定。郭冲揄扬诸葛亮“诚所愿闻,然冲之所说实皆可疑”,所言五事表面上是在抬高诸葛亮,但由于所言与事实相距甚远,实质上是歪曲诸葛亮。裴松之对郭冲五事逐一进行反驳:1、郭冲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皆怀怨叹,”法正极谏反对,诸葛亮拒不采纳,还为自己的刻剥辩解。裴松之指出,法正比刘备早死,诸葛亮领益州是在刘备死后,法正在世时政刑由刘备决定,诸葛亮不可能滥施刑罚并且激起法正的不满。郭冲所谓的“刻剥”根本不能算作政绩,“未闻以刻剥为善政”,这样的夸赞既不符合事实又不符合情理;2、郭冲说曹操曾派刺客刺杀刘备,刺客与刘备虚言伐魏大计,甚合刘备心意,诸葛亮也认为这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才,但察其言观其行后识破了刺客的身份和动机,刺客怆惶逃跑。裴松之分析指出,此人既为奇士,就不可能去为人作刺客,行刺未遂又未死,“要应显达为魏,竟是谁乎?何其寂灭而不闻?”可见这件事值得怀疑;3、郭冲对诸葛亮的“空城计”津津乐道,裴松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叙述实为妄说,令人难以置信;4、郭冲说诸葛亮初出祁山获胜,人们纷纷向诸葛亮表示祝贺,诸葛亮并未心满意足,而是趁机向人们透露了他一统天下的抱负,“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也。”裴松之认为这种说法太荒唐,“亮有吞魏之心久矣,不始于此众人方知也。”这次出兵在街亭严重受挫,局面很被动,蜀人祝贺诸葛亮是没有道理的;5、郭冲说魏明帝征蜀时,曾潜军密进剑阁,蜀汉形势危急。诸葛亮以大信为本,使士卒感激涕零,斗志倍增,“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合阝,却宣王,一战大克。此信之由也。”裴松之认为这种偏离历史实际的虚泛之说破绽太多,魏明帝在诸葛亮一出祁山时曾至长安,后不复西进,当时驻扎在关陇一带,魏军不可能越过防线径往剑阁,而张合阝被杀也是数年后的事。更为重要的是,郭冲此说缺乏旁征,其它各种史书均未言及此事,“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阙有所遗,而并不载冲言,知其乖刺(违忤)多矣”。
裴松之认为,历史撰述必须客观求实,崇饰虚文的专美之言不仅不能增加史文的说服力,反而会使历史人物面目全非,“浮诞之论,不切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刘知几说:“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中坚持考而后信,对诸葛亮“爱而知其丑”,客观公正地评论诸葛亮,实事求是地分析所征引的各种材料的优劣得失,对表面美化实则神化诸葛亮的曲笔书史行为给予严厉的驳斥和批评,从而在史注中既保留了大量有关诸葛亮事迹的历史记载,又不盲从奇谈怪说,以理性精神为传主定位,真正维护了诸葛亮作为杰出的历史人物而不是神的个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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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学者杜小龙译注《三国志裴松之注全文通译》，团结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是文白对照、全国目前唯一地毯式翻译裴注三国志的最新版本，淘宝上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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