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国家如果用善良的百姓去领导恶人，这个国家就会羸弱；一个国家如果用恶民来领导善良的百姓，这个国家就会强盛。
原文：去强·节选
战国：商鞅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迁官。治大，国小；治小，国大。
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荣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
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
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
译文：运用强民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会被削弱；运用刑罚使民众听话等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就会强大。国家施行善政，奸诈的坏人就一定会多。国家很富强，却按照穷国的办法治理，这样的国家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
国家贫穷却当做富国来治理，这就叫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会被削弱。军队能做敌人所不敢做的事就强大；对征战等国家大事能做敌人认为耻辱不愿做的事（儒家把发动战争看做耻辱）就有利。君主贵在多谋善变，国家贵在法制稳定。
国家政务繁多，就会被削弱；国君政务精简而不杂，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只是满足守住一千辆兵车的物资，国家就会削弱。行军征战之事，士兵用心效命，国家就强大；打仗时军阵安排混乱，士兵不卖力，国家就会被削弱。
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这三种人产生了六种虱害；第一是“岁”虱，农民游惰，使年岁歉收；第二是“食”虱，农民不务本业，白吃粮米；第三是“美”虱，商人贩卖华丽的东西；第四是“好”虱，即商人买卖稀奇物品；第五是“志”虱，指官吏营私舞弊；第六是“行虱”，官吏办事不积极。
这六种虱害生了根，国家必削。农、商、官三种职业的根在三种人身上，而六种虱害的根，却在国君一个人身上。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令来治国，国家就削弱。久任一个官而他能把政事治理得很好，就升他的官级。治道繁多，国家就会弱小。
治道缩小，国家就会强大。人民不守法，国家就会越来越削弱。使人民递补遵纪守法，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采用使民化为强的政策来整治不守法的百姓，就要亡国。采用使民化为弱的政策来整治不守法的百姓，就能成就王业。
国强而不去战争，毒素灌输于国内，礼乐虱害就产生了，国家进行战争，毒素输于国外，国内没有礼乐虱害，这样，国家必强。任用有功劳的人，国家就强大。虱害产生，国家就削弱。农民少，商人多，因而公卿官吏穷了，商人穷了，农民穷了，这三种人都穷了，国家必被削弱。
国家有《礼》、《乐》、《诗》、《书》、慈善、修养、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廉洁、智慧这十种东西，国君又不让民众去打仗，国家就一定会削弱，甚至灭亡。国家如果没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是让民众去打仗，国家也一定会兴旺，甚至称王天下。
国家用所谓善良的人来统治，国家就一定会以生动乱直至被削弱；国家用提倡改革的人来统治，就一定会治理好，一直到强大。国家采有用《礼》、《乐》、《诗》、《书》、慈善、修养等儒家思想来治理，敌人来了，国家一定被削弱.
敌人不来入侵，国家也一定会穷。不采用这八种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敌人就不敢来入侵，即使来也会被打退。如果发兵去讨伐别的国家，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还能够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不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富足，国家喜欢实力，谈到攻伐就会谨慎。
国家喜欢空谈，谈到攻伐就会轻妄。国家用慎重的态度去攻打别国，用一分力气得到十倍的收获；国家用轻妄的态度攻打别国，出十分的力气，能丧失百倍的利益。
扩展资料：
《去强》篇，开篇即说:“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这正是“晓峰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以刚克刚能取得一时之效，但是也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我们并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从表面上来理解”弱民和强民”，否则就很容易堕入彀中，造成曲解。
弱民，不是指柔弱的国民，更不是清末那些终日躺在卧榻上抽大烟的东亚病夫，而是指守法的人民，用现代语言来形容就是"良好市民”。其实有些朋友，也不用一看”弱民”二字，就说秦法商君是严刑苛法、镇压国民、弱化民性。
作为一个战国时代的诸侯国，面对着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的尚武风气，又怎么可能需要没有民性、懦弱无力的国民呢?这不是在给自已自寻死路吗?若真是如此，又怎来变法后山东六国"虎狼” 的畏称呢?深究起来，奉变法，需要的国民，踊于耕战团结一致的国民，这就归结到-点:奉公守法。
故而，服从国家命令、遵守法律的国民谓之“民”。反之，强民，就是那些流氓、游民、法濑,这些人终日游手好闲、扰乱国家舆论和秩序、暴力抗法,那么在当时的国，自然是从人得而诛之了。儒家和法家，统治国家的根本区别，就是依人还是依法(即便是在后人眼中，法家的法也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
所以，商鞅要秦孝公将民众都统治成为"奉公守法”的弱民，就要禁止儒家诗书，禁止儒家思想在国内的传播，统舆论，整顿秩序。"以强去强”， 若是用这种暴民统治暴民的方式来管理国家，那么就会落入无限循环的怪圈，东边的漏洞被堵住了，西边的口子又被撕开了。
"以弱去强” 就是以奉公守法的公民来做榜样，给那些暴民敲一记闷棍，暴民们能改过自新也罢，如若-如既往，那么就该依法锒铛入狱了。终究是一句话:在秦国，奉公守法、勇于耕战，那么一生荣华便指日可待;若是想要钻法律的空子，那么就是阶下囚的命，毋得他论!
商鞅很清楚:马上打天下，但是不能马上治天下。安居西陲也好，大出天下也罢，若是以暴易暴，以强克强，国家必然脆弱无比，-朝败亡;而以弱制强，以柔克刚，依法管理国民，按照国家既定秩序来运行国家机器，则是治理国家不二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