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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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权合理使用限制
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
著作权法所称已经发表的作品，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许可他人公之于众的作品。
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二、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
（一）在使用目的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10项规定，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该条没有明确规定，使用行为是出于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目的。允许对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合理使用，立法目的主要是满足使用者的文化活动自由，基于非营利目的以如上方式使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符合该创作作品被放置于公共场所的目的。而且这类使用并不足以威胁著作权人的利益，反而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体现。因此，对于该条应强调使用目的的非营利性，并列明各种具体情形的使用目的。
（二）在使用方式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6项关于教学使用。当前教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应将播放、表演这两种使用方式补充为教学使用的合理使用情形。这样，有助于满足公民的受教育权，尤其是满足聋哑人和盲人的受教育权。应当说明的是，以播放、表演方式使用作品不仅涉及作品的著作权，还涉及用于播放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制作者和表演作品的表演者之邻接权。第7项规定的公务使用的使用方式也应当列明。根据现实中允许的公务使用作品的一般情况，应将公务使用方式限定为复制和翻译，而不应包括表演、改编等其他使用方式。
（三）在使用主体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7项的规定：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已发表的作品。所指国家机关，过于笼统，应加以限定。国外立法对于公务使用的主体的规定各有不同。德国将国家机关规定为法院、仲裁法院和警察机构。日本将国家机关规定为立法、司法机关。而大多数国家直接将公务使用的主体规定为：具有公共管理性质的机关。借鉴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应当在法条中明确公务使用的主体，并强调行为的目的是执行公务。
（四）其他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11项规定，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的，属于合理使用。该条的立法本意是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和发展，但实际上却对著作权人的翻译权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限制。这一规定在其他各国立法中绝无仅有，与国际公约也很不协调。而该项作为合理使用法定情形之一，限制着著作权，且限制的原因和合理性没有充分依据。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等形式，向著作权人支付翻译使用汉语言文字作品的报酬，而不应以立法的形式直接取消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缺陷：我国在立法仅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合理使用的范围，不仅在外延是不周全的，而且在具体规定上也存在着适用模糊的缺陷。如我国《著作权法》对模仿和滑稽模仿、某些国家机构进行的演奏、插图目录等就没有相关的规定。《著作权法》第22条第1项就对个人复制的数量未加规定；第2项中对适当未做规定，对引用的数量和质量也未明确；第5项中对学校和少量的确切内涵未加限定等等问题存在。因而应对我国立法方式加以修正，否则不仅不利于司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发挥知识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
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
著作权法所称已经发表的作品，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许可他人公之于众的作品。
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二、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
（一）在使用目的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10项规定，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该条没有明确规定，使用行为是出于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目的。允许对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合理使用，立法目的主要是满足使用者的文化活动自由，基于非营利目的以如上方式使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符合该创作作品被放置于公共场所的目的。而且这类使用并不足以威胁著作权人的利益，反而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体现。因此，对于该条应强调使用目的的非营利性，并列明各种具体情形的使用目的。
（二）在使用方式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6项关于教学使用。当前教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应将播放、表演这两种使用方式补充为教学使用的合理使用情形。这样，有助于满足公民的受教育权，尤其是满足聋哑人和盲人的受教育权。应当说明的是，以播放、表演方式使用作品不仅涉及作品的著作权，还涉及用于播放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制作者和表演作品的表演者之邻接权。第7项规定的公务使用的使用方式也应当列明。根据现实中允许的公务使用作品的一般情况，应将公务使用方式限定为复制和翻译，而不应包括表演、改编等其他使用方式。
（三）在使用主体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7项的规定：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已发表的作品。所指国家机关，过于笼统，应加以限定。国外立法对于公务使用的主体的规定各有不同。德国将国家机关规定为法院、仲裁法院和警察机构。日本将国家机关规定为立法、司法机关。而大多数国家直接将公务使用的主体规定为：具有公共管理性质的机关。借鉴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应当在法条中明确公务使用的主体，并强调行为的目的是执行公务。
（四）其他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11项规定，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的，属于合理使用。该条的立法本意是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和发展，但实际上却对著作权人的翻译权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限制。这一规定在其他各国立法中绝无仅有，与国际公约也很不协调。而该项作为合理使用法定情形之一，限制着著作权，且限制的原因和合理性没有充分依据。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等形式，向著作权人支付翻译使用汉语言文字作品的报酬，而不应以立法的形式直接取消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缺陷：我国在立法仅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合理使用的范围，不仅在外延是不周全的，而且在具体规定上也存在着适用模糊的缺陷。如我国《著作权法》对模仿和滑稽模仿、某些国家机构进行的演奏、插图目录等就没有相关的规定。《著作权法》第22条第1项就对个人复制的数量未加规定；第2项中对适当未做规定，对引用的数量和质量也未明确；第5项中对学校和少量的确切内涵未加限定等等问题存在。因而应对我国立法方式加以修正，否则不仅不利于司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发挥知识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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