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法家的理论与实践

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Answer 1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法家思想促进秦国强大，也导致秦国灭亡。“秦国统一六国，是在商鞅变法的那一天就注定了；然而，秦二世而亡，也是在那一天就决定了。”
　　一、秦国法制的考察
　　秦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一直备受后世人们的关注。商鞅在公元前361年去秦，以应秦的新君孝公的招贤，并且很快取得了孝公的信任，从公元前359年起的20年中，进行了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在政治方面，推行郡县制。在经济方面，农战“本业”得到鼓励，经营和制造奢侈品的“末业”受到限制。在农业方面，废除井田制。在法律方面，坚持法必须昭告众人。在皇宫门前立柱，以便在上面张贴新的法令，同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罚不讳强大。”在奖励方面，为了奖励功绩，设置了分等级的荣誉爵位，特别注重奖励军功（“日斩一首者爵一级”）。自孝公以后及赢政统一中国，秦的历代国君遵循商鞅变法的体制，奉行法家思想，秦的国力不断壮大。李斯在《谏逐客疏》也曾盛赞商鞅变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可见商鞅变法为秦国一统华夏奠定了良好的统治基础。
　　秦在内政外交上奉行法家思想，以法治国。秦法制的特点是：
　　“法令由一统”。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法令出一”，全国法律统一，司法统一。
　　法网严密。加强封建立法，作到凡事“皆有法式”，以致“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
　　重刑主义。商鞅曾说：“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这种“以刑去刑”的指导思想在秦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根据秦简《法律答问》记载，偷采别人的桑叶，即使不满一钱，也要被罚服三旬的徭役，足见秦律对盗窃罪惩罚之重。秦王朝建立后，更是把严刑峻法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重刑成了秦代法制的特色，使秦法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一百五十年来，法家思想牢牢地成为秦国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在这种理论之下，秦国历代统治者不以王道而专务霸道，不以仁德布天下，而专以刑杀立威。秦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以至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公元前209年，在大泽乡（现在安徽宿县西南），一群无法生存的人们在陈胜和吴广的率领下揭竿而起，被迫反抗秦王朝的暴政。 三年后，强大的秦王朝就被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所淹没了。
　　二、秦国法制的教训
　　从战国时期的强秦，到赢政统一中国，法家是悲情的。秦灭东方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法家的作用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法家理论把秦帝国锻造成为一个对内疯狂镇压，对外野蛮扩张的战争机器，一百五十年来这部机器高效率地运转着，将秦帝国推上了历史的巅峰，也将他带入了谷地。法家思想帮助秦国摧毁了六国，但最终也导致秦国摧毁了自己。秦国法制的教训是深刻的。
　　（一）立法指导思想歪曲
　　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君子不可信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人的本性就是趋利而避害。君主应用赏罚为二柄，法（法度）、术（权术）、势（威势）相互为用，用法度来约束臣民，用权术来诱导臣民，用威势来震慑臣民。要禁事、禁言、更要禁其心，从而使百姓遵守法律则天下太平。法家主张国家要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以赏罚为手段奖励耕战，为此要把老百姓其它所有生路都堵死，使“天下之利系处于一孔”。在秦的法制体系中，法家的“法治”将君主利益置于核心地位，将法作为君主治理百姓的“工具”。因为法律规范明确具体而且具有强制力，所以君主以法治国比用道德教化更具效力，可操作性也更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都将法比喻成“虎笼”，将百姓比喻为“虎”。在他们看来只有法才能制服百姓，使百姓俯首帖耳，服从统治。因此，法家所竭力提倡的“法治”的目的就是用完备并具有强制力的“法制”来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从法律中获取最大利益者只能是君主，官僚贵族根据社会等级的差别亦从法律中获取不同的利益，而广大平民——社会中最广大的阶层从法律中所得到的只是或几乎只是义务。
　　（二）“恶法亦法”
　　商鞅变法只要求法有效，而不追求“良法”。“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在以暴易暴，以恶治恶，以严刑峻法梳理天下的指导思想下，不合理的法律制定的越多越细，就意味着犯法的人也就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律越没有尊严，越没有可操作性，而国家在执法的过程中反而会使社会矛盾扩大化尖锐化，激起仇恨与逆反威胁自身的统治。陈胜、吴广因大雨耽误行程，按律当死，这个“律”由此可以推断出不是“良律”。这个“律”以处极刑威吓民众迫其守法，但却因其规定残酷无情导致陈、吴向“恶法”挑战，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三）法律万能
　　自秦孝公以来，秦国实行了依法治国的国策，事皆决于法。历代秦国国君坚持严酷无情的法家思想，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内修政理财以储军国之资，外开疆辟壤与列国争衡，以赏罚为二柄，彻底地动员了倾国之力，投入到战国时代规模宏大而惨烈的兼并战争中。自秦孝公起至秦统一天下的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秦国被称为“虎狼之师”的秦军与东方列国大小百余战，共计歼灭六国军队一百五十余万。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战场上，冷血的秦人踏着六国之人的尸骨与鲜血走上了统一之路。在秦国所向披靡的兼并战争中，秦统治者更坚信了法律的作用。客观地讲，秦依法治国策略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秦历代统治者迷信法律，从秦简所记的部分秦律来看，秦朝法律的完善严密程度超出了专家们的想象，秦律中不仅有犯罪及其所应受到的惩罚的规定，而且也有调整民事关系、经济关系等方面的规定。甚至在当时就有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细致的规定。秦统治者对儒家的“以善劝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想嗤之以鼻，忽视、排斥道德的作用，谓有法律可以无道德，谓有法律而不许复有道德。秦赢政推崇法家思想，排斥各种学说，焚书坑儒，以愚天下之民而达极至。
　　（四）法律制度僵硬
　　对于只拥有500万人民，据有关中、巴蜀一隅之地的秦国来说，实行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有效控制全体人民，集中全部国力，以对抗甚至消灭其他诸侯，这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是很合适的。然而在消灭了全部诸侯，统一了相当于原来国土面积10倍大小的九州之地，控制了散布着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复国报仇的六国旧贵族余孽的2000万以上的民众以后，情况变得相当复杂，再用原来的体制来控制全国以求国泰民安，已经无异于缘木求鱼了。然而，秦统治者对这种变革视而不见，并继续将法家体制推向了极至。“兵不弭，必将自焚”，持续拧紧的发条，终究有一天会嘎然而断的。最终，统一了中国的秦王朝历经十五载后便寿终正寝。这充分证明了秦所遵循的法家体制只适合并天下，而不适合治天下。贾谊在《过秦论》中云：“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此言中的。其实，治理国家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孟子曰：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儒法两派观点尽管相互对立，但对统治者而言两者应兼收并蓄，相互补充，而不可相互替代。一个政权要想长治久安，统治者往往儒法并用，外儒内法，表面宣扬儒家思想，暗中使用法家手段。
　　结束语
　　秦以后的王朝吸取秦朝法制的教训，采用了“王霸杂用”的治国方略，也就是儒家和法家的结合，具体分工就是儒家麻醉人民，法家镇压反抗。但法家思想于今，也有可鉴借处。如“废私立公”的追求，在这点上，所有法家人物都达成了共识。法家的这种观点曾把我们民族的“利他”精神，推到了最高位置，对后世及现在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我们自应正确重申其价值。
　　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思想有天壤之别。真正的法治以制定“良法”为基础，以维护权利为根本，而法家将法作为治民之具的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我们在完备现代法律制度的同时，更要注重现代法治精神的培养，以清除、杜绝法家“法治”思想的影响，营造社会的和谐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