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直谏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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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你有帮助: 东方朔 汉武帝喜欢游戏, 为政之暇, 常出谜语, 让侍从猜测。东方朔每猜必中, 应答如流, 很快得到宠幸。而东方朔则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 屡屡向汉武帝谏诤国政。 建元三年(前138年), 汉武帝为了田猎游乐, 拟划出关中方圆百里的良田, 建造规模宏大的林苑。朝中众臣大多迎合帝意, 表示赞同, 东方朔却据理力谏:“听说谦虚谨慎, 天将降福, 骄傲奢侈, 天将降灾。现在圣上嫌宫殿不高大, 苑林不宽广, 要建上林苑。试想, 关中一带, 土地肥美, 物产丰饶,国家赖以太平, 小民赖以富足, 划地为苑, 将上乏国家, 下亏小民;为建造虎鹿乐园而毁人坟墓, 拆人房屋, 将使小民无家可归, 伤心流泪, 怨恨朝庭。昔殷纣王建九市而诸侯叛乱, 楚灵王造章华台而楚民离心, 秦始皇修阿房宫而天下大乱。前事之鉴, 不可不察。”汉武帝虽不愿停修上林苑, 但对东方朔表现出的胆识和忠诚十分欣赏, 下诏赐给黄金百斤, 并授予太中大夫给事中的官衔。 魏征进谏,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必定当面直谏,坚持到底,决不背后议论,这是他的可贵之处。有一次,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征每次向我进谏时,只要我没接受他的意见,他总是不答应,不知是何缘故?”未等长孙无忌答话,魏征接过话头说:“陛下做事不对,我才进谏。如果陛下不听我的劝告,我又立即顺从陛下的意见,那就只有依照陛下的旨意行事,岂不违背了我进谏的初衷了吗?”太宗说:“你当时应承一下,顾全我的体面,退朝之后,再单独向我进谏,难道不行吗?”魏征解释道:“从前,舜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我,背后又另讲一套,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对于您的看法,为臣不敢苟同。”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意见。 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尤其是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百废待兴。一天,他问魏征:“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太宗的想法,他说:“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象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二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理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嘲笑魏征的看法,魏征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象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太宗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魏征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18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一次,为了多征兵巩固边境,唐太宗要求16岁以上男子全部应征,魏征坚决不同意。他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举了三个例子。太宗虽然觉得言词尖刻,难听刺耳,但心中仍很高兴,认为魏征忠于朝廷,是以精诚之心辅佐自己以信义治国。于是便下令停止执行征召中男入伍。同时奖赏魏征金瓮一口,以资鼓励。 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经常犯颜直谏。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还又一次,唐太宗从长安去洛阳,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气。魏征对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的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各地方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人的奢侈欲望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太宗听了这番话肃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他直言不讳的对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还引用荀子的话告诫太宗: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一直牢记在心。一次,太宗问魏征怎样做一个明君而不要做一个暗君,魏征就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魏征和唐太宗相处十七年,一个以直言进谏著称,一个以虚怀纳谏出名,尽管有时争论激烈,互不相让,最后太宗也能按治道而纳谏,这种君臣关系,在历史上极为罕见。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极为思念,感慨的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论任贤》)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魏征成为唐太宗预防自己犯过的一面明镜,这充分体现了魏征在唐太宗治理国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魏征以直谏著称,但并非不讲究进语艺术,他有时也能以文才雅兴暗喻讽劝,委婉的开导太宗,使其醒悟改过。 贞观十一年,太宗到洛阳巡视,魏征随百官同行。太宗在洛阳宫西苑宴请群臣,又带群臣泛舟积翠池。太宗指着两岸的景色和宫殿,对大臣们说:“隋炀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宫殿园苑遍布京都,结果官逼民反,身死异乡。而今这些宫殿、园苑尽归于我。炀帝亡国,与佞臣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助纣为虐有很大关系,你们可要引以为戒啊!”魏征立即回答道:“臣等以宇文述等佞臣为戒,理固当然;望陛下以炀帝为鉴,则国家太平,万民幸甚!”唐太宗一听魏征之言,觉得很有道理,主张君臣共勉。他又要求群臣赋诗助兴,群臣恭请太宗先赋,太宗略一沉思,立即朗声吟道: 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 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 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 天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这首诗,太宗命名为《尚书》,他以《尚书》中的骄奢淫逸的昏君为例,指出他们身败名裂、国破家亡是由于作恶多端,咎由自取。那些克己俭朴、勤政爱民的明君,尽管在历史上不多,但却名垂千古、青史流芳,这就在于他们注意修养,不断做好事,为民谋利所致。太宗此诗,通过咏史,抒发了自己立志做一个“克己明君”的襟怀。群臣一听,齐声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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