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的影片评价
南斯拉夫天才导演Emir Kusturica的《Underground》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他以一种含泪的幽默、忧伤的狂野呈现了一部南斯拉夫国家的政治史诗。这部政治史诗浓缩了库斯图里卡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表现力，并将其推向极至。故事情节荒诞曲折而发人深省，引人审视与怀疑所置身的意识形态世界的虚无。被疯狂的历史风暴席卷的疯狂的人们，则展示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在隐忍和期待中坚强，在戏谑和歌唱中乐观， 在乱世中身不由己和忘却道德。
影片通过三位主人公——知识分子和投机商马高、他的朋友黑仔、他们共同的爱人娜塔莉——传奇般的人生展现了导演对南斯拉夫这个民族的理解与复杂情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自然是离奇的故事情节和主人公复杂饱满的性格，可以说，这里除了伊万，没有一个绝对无辜的人物，尤其是马高、黑仔与娜塔莉，统统都是地道的说谎者，他们欺骗别人，也自欺欺人。
片中反复出现的两句经典对白是马高对娜塔莉起誓：“从不说谎。”然后娜塔莉陶醉而又伤心地回答：“撒谎撒得多么漂亮！”黑仔和马高都是真心爱着娜塔莉的，但对于前者来说，这爱是他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浪漫化体现；对于后者，这爱同革命、参政、走私军火一样，是他投机人生的一笔成功的财产。对娜塔莉来说看起来她似乎人尽可夫，为了生活得安全舒适，她可以对黑仔卖弄风情，无视马高的谎言，甚至接受纳粹敌人的追求。导演有意将这位女主人公塑造得矫揉做作，影片前半部她身上还处处闪现着清纯与无知，后半部时则剩下人前世故的搔首弄姿和人后痛苦的醉酒沉欢了。三个人其实都无道德。库斯图里卡告诉斯拉夫人不需要道德，不同的是娜塔莉的不道德令人同情，黑仔因其粗鄙而更显荒谬，引人发笑，马高的性格则最为立体复杂。
《地下》－地下通往地上，地下通往天堂
影片包含了太多象征、隐喻，千头万绪－比如猩猩，井，坦克，还有《莉莉.玛莲》。它是荒诞剧，又是史诗。而史诗本就是荒诞剧，每个人都是他们身处时代的滑稽演员。
“斯拉夫”本意为“奴隶”，“南斯拉夫”就是“南方的奴隶”。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仆从军是“纳粹的帮凶”，克罗地亚人铁托却是抗击法西斯的英雄、南斯拉夫联盟国家的缔造者，他在苏联与西方之间走平衡木，捍卫了这个短命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内压制“大塞尔维亚主义”，保持几大民族脆弱的团结数十年。穷尽个人心力，在他身后，他一手缔造的国家依然逃不了一片废墟一片萧条。影片就是在这片废墟上诞生，只有自嘲，没有怨恨。 也许，导演Kusturica是在用《地下》这只高跟鞋给大伙的头顶来一下，他怕我们忘了，“从前，有个国家，它叫南斯拉夫”。 在我的私人兵器榜上，《地下》名列西片第一。
*（雅科夫：《愿历史还你一个公道——悼念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地下》：库斯图里卡的长篇史诗小说
影片的叙事结构具有鲜明的小说特色，其中的铺陈与悬念的设置极为精巧。从这一点而言，就足以证明库斯图里卡昭彰于世的天才了。较之于费里尼后期作品的枯涩隐晦，库斯图里卡在“传承”之余，更多地融入了戏谑与嘲讽的个性化特质，在无尽的喧哗与调侃中剖析出深层次的寓意。全片清晰地分为三章，依次为“战争”“冷战”“战争”，呈现出一种回旋的体式，且在回旋中又有着大幅度的递进。但其不同于《流浪艺人》回叙体式的叙事结构（由1952年剧团的“现在”回溯到1939年的剧团“过去”），《地下》的“回旋”是顺叙的，其结尾也相对要隆重得多。而在段落过渡的处理上，《流浪艺人》和《地下》异曲同工，安哲和小库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到了尽善尽美。《流浪艺人》中的过渡以“艺人面对观众演说”的方式来呈现，而《地下》中的过渡则是相应历史画面的原景重现。 影片采用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又颇具肥里尼费大师的超现实主义风范，它极好地影射了南斯拉夫的整个当代史，对斯拉夫人面临的回忆困境做了鞭辟入里的刺探。作为库斯图里卡最为人称道的一部电影，《地下》的“出鞘”是震撼人心的。 有人分析说，“故事中的人物个体分别象征着从南斯拉夫分裂而出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等等小国。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代表了利与欲望，更代表了这些国家所谓的自主与主权的争夺。而他们暗无天日的二十年生活也代表了南斯拉夫这个曾经的国家过去的一切。而最后臆想中的团圆也表明了导演一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一切。” 我们看到伊万转过头来，口齿清晰地对我们说：“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盖起了新的屋舍，它们有着红色的房顶以及向宾客敞开的大门。鹳鸟也在这里筑巢。我们感激养育我们的土地，感激温暖我们的太阳，感激这片令我们怀念起家乡绿地的田野。我们还会怀着或悲伤或喜悦的心情回忆我们的祖国吗？当我们向子孙讲述这个故事时，它会像所有故事那样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国家……’” 至终，一半土地分裂开去，就像地球形成之初的板块移动。人群陷在孤岛之中，但狂欢犹在继续。或而，生命就是孤独与狂欢的“合二为一”。
关于《地下》
说实话，好莱坞那种大制作的史诗片我已经有些厌倦了。但是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这样一部别具一格的史诗片仍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本来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都没有看过南斯拉夫的老电影。前几天听我的室友说他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顿时对他肃然起敬。相信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对南斯拉夫电影有完全不同的印象，因为南斯拉夫电影和印度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一样，是他们年轻时记忆的重要部分。曾几何时，南斯拉夫这个国家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像我们中国一样也同时与美国和苏联交恶。以至于当1998年科索沃战事爆发时，我们很多中国人还是站在社会主义兄弟的立场上为南联盟打抱不平，浑然不觉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南斯拉夫王国到铁托的南联邦，到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和众多前加盟共和国，再到今日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经历的大变革、大动荡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因此，当《地下》的开头打出“从前，曾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这样一段字幕时，我们可以想象，库斯图里卡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去拍摄这样一部浓缩祖国历史的电影。 今天南斯拉夫电影人的创作风格跟记忆中的那些老电影已经迥然不同。《地下》这部影片荒诞的情节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可能会让观众迷惑。我刚开始看这部片子时，就不断地问自己：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然而，看完之后我不再怀疑。影片的许多细节都让我会心地一笑，让我觉得那就是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因此，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本身就是这样荒诞的。艺术家只不过是揭示出了我们早已看惯的荒谬而已。现代艺术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此吧，既然艺术的使命已不再是简单而准确地描摹现实。 库斯图里卡用这样荒诞不经的形式展现祖国的历史，是需要勇气的。我想正是年轻时对祖国的记忆和多年流浪国外的经历让他不断思考，使他对祖国的感情变得深沉。于是，有米洛舍维奇治下的民族主义的南联盟人士跳出来，指责他把当年铁托手下的革命者丑化成小偷和骗子，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生活在一种框架中的人很难跳出去想问题，所以不管历史还是现实在他们那里都已经经过过滤和变形。当没有过滤加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东西呈现出来时，他们往往难以接受。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生活在这样一种框架中，相信着一些类似于“战争还没有结束”这样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是生活在地下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地下》里面那种荒诞的地下生活时，应该想一想，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地下》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细节：当库多那个在地下出生的儿子走出地下看到太阳和月亮（他不能辨认这两者）之后，感到沮丧和恐惧，他对父亲说：“我们能回到地下吗？”我也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出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框架，看到更接近真实的世界，我们会恐惧吗？我们会希望重新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吗？近些日子的观察，越来越让我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对于这样一部内涵丰富的电影，我无力作出更多的评论，只能再讲一处印象深刻的细节，那就是库多和他的儿子从地下来到地上，看到正在拍摄关于他自己的电影那场戏。我们通常把关于电影的电影叫做“元电影”。《地下》里面也出现了拍电影的场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可以叫做元电影。上面提到的这个情节让我想到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开罗紫玫瑰》里的男主角是从电影里来到现实中，遇到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地下》的库多在地上的人们眼里是已经牺牲的英雄，也是电影里的角色；他一直生活在地下的“战争状态”，跟正在拍摄的电影背景也正好一致；当他从地下来到地上时，也是从电影里来到现实中。地下和地上的冲突，加上戏里和戏外的冲突，最终产生了库多杀死一名扮演德军军官的演员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局。这个细节设计得充满张力，提供了很大的思考空间，让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现实，思索现实和荒诞的电影情节的相似性。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在近代苦难深重的国家，我们也有抗击侵略的历史，也曾经在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徘徊。我们能够出现像《地下》这样深沉地思考民族历史的作品吗？当然，我们中国人含蓄的文化性格不利于这种狂放不羁的作品的产生。但是抛开这个不讲，单说我们有勇气用这样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历史吗？我不得不遗憾地回答：恐怕没有。因为我们仍然沉浸在往昔的辉煌和挫折中，自卑和自负两种矛盾的情感仍然占据着我们的心灵。 《地下》的前半部分关于二战有这样两段字幕：“1941年，德军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轰炸，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1944年，盟军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轰炸，比三年前德军的轰炸更加猛烈。”在《地下》问世三年之后的1998年，北约军队对南联盟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进行了轰炸，理由是“为了结束在科索沃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而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军队则是对科索沃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和炮击，理由是“清除混在群众中的分裂武装”。对历史的一次次重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祝福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存在的国家和它的人民。同时，也祝福我那同样饱经沧桑的祖国和人民，愿历史上的一切噩梦都不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