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答案：望京风水为什么不好

Answer 1

潘总说的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在SOHO自己开公司的，大部分公司赔钱，跑路，没挣到钱，就说风水不好。也不想想你们开的那些都是什么公司，皮包公司，空投资公司，还有也软件公司名字做晃子，骗投资，坑百姓。以前你们是挣了些钱坑了不少人，现在政府重视了这一点你们还顶风干，在让你们这些人再挣这昧良心的钱就有点天理不容了吧。潘总有点冤，以前他们这些名气小租用的办公地点也就更不值得一提了。SOHO名气大啊，用这地址不显得该皮包公司有实力吗，钱投资在这没问题。结果潘总和望京SOHO就背上这黑锅。公司倒闭，赔钱，就都怪这的风水，真想骂这些人，社会败类。

Answer 2

狭义的望京，是指北京东北四环、五环之间，机场高速和京承高速共同围合起来的一片区域；有时也将紧邻的酒仙桥、大山子那一片算上，算是泛一点的大望京。
在帝都，大望京是个神奇的存在：虽不足以与国贸、金融街较逼格，也不足以同三里屯、“宇宙中心”（五道口）争热闹，更是在早年被扫房的山西煤老板揶揄“我都要在北京买房了，干嘛还望—京”；但望京愣是不卑不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成一体、昂然兀立于帝都——这几年，不仅住宅楼价格贵的已与人民群众没多大关系，商业写字楼也是蹭蹭的往高里建，且索尼、西门子、索尼、诺基亚、施耐德、摩托罗拉、奔驰……这些如雷贯耳的跨国巨头云集于此，俨然要做帝都国门第一CBD的架势（三元桥商务区闻此，一声冷笑/吓出一身冷汗）。
但是，在一些论坛里，其实一直流传着一个不严肃的说法——望京的风水不好。
作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们当然不会信“风水”，但其背后折射的问题却不容忽视：扎堆于望京的公司，似乎发展的都不太好，尤其是互联网公司。

诺基亚摩托罗拉卖身锤子拉手败北

先来看看，望京地区都有哪些知名公司。
望京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两个带型区域，南侧企业带沿机场高速北侧分布，分布是索尼、微软中国、奔驰、卡特彼勒、望京SOHO等；北侧沿东北五环分布着西门子、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施耐德、联想、华润、北电等，两个带型区域在机场高速和东北五环构成的夹角处汇合——不过,该片区尚在建设，绿地中心、金辉地产等几栋大厦的主体框架正在施工（阿里巴巴已斥资16.8亿，进驻绿地中心3号楼，预计2016年这里将成为阿里巴巴集团北京总部）。
摩托罗拉大厦
除了上述财大气粗、喜欢建一栋独立办公楼的巨头外，在大望京地区还有聚集着一些同样名声显赫的公司：锤子科技、拉手网立足摩托罗拉大厦；凤凰网雄踞中轻大厦，美团网与其一街之隔；高德地图位于方恒国际中心，陌陌则隐身望京Soho。
这些公司中，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卖身谷歌后，摩托罗拉中国频频裁员，如今又辗转委身联想（联想都已经是家快被遗忘抛弃了的公司）；诺基亚也将手机业务卖给了微软（微软中国进入中国10几年，一直不温不火，人才不断流失，连微软中国基石人物张亚勤都不例外）；至于索尼、西门子、北电、施耐德、爱立信这些曾经如雷贯耳的跨国巨头，如今也都帝国斜阳、美人迟暮的感觉；奔驰虽不至于那么惨，但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完全无法与奥迪、宝马同日而语。
再看看本土的这些成长型互联网企业：罗永浩不顾“流言”，执意将锤子手机搬进摩托罗拉大厦，对外宣称，他就是不相信风水，如今是哪般田地，外界都看在眼里；同在摩托罗拉大厦的拉手网，曾经还是团购市场的一哥，后来冲刺上市失败，于是大裁员，创始人出走，最终卖身给宏图三胞。
其他几家——高德地图、美团网、凤凰网等，看起来情况要好一点，但似乎也都难及各自最如日中天的时候。
这还只是狭义的望京地区的情况，如果算上酒仙桥那一带的整个泛望京地区，则情况更凄凉：360股价腰斩、人人网苟延残喘、豆瓣网一直没等来春天……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次创业浪潮，北京都有上佳表现，尤其是中关村在IT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更是一直引领潮流；望京的哀鸿遍野则与中关村、与北京的这种活力四射，形成鲜明对比。
难道果真是望京的“风水”不好？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风起于青萍之末：职住两张皮

实际上，望京如今的种种困窘，从规划之初就已注定。
望京的规划，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主要背景是为了疏散北京旧城内的生活居住和交通等压力（从20多年前北京就疏散、疏散，到现在还是在疏散）。虽然当时北京规划界反对建设卧城、睡城，但在房地产行业的裹挟之下，最终望京的规划依旧是居住先行，并且也是北京最早开放商品房销售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如今望京的大型社区花家地小区，开发兴建于1988年，望京新城动工于1991年，皆是当时这一规划思路下的产物。
望京的这种住宅化倾向，从九十年代一直持续到2000年代初。因为这不仅是为了疏散内城的居住生活压力，也是最快回收开发成本的捷径。
到2005年左右，望京才恍然意识到，区域内住宅楼太多，需要相关产业进行平衡。而当时的朝阳区政府认为，望京应该配合酒仙桥电子城的发展，把望京打造成电子、网络、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于是，朝阳区将望京居住区周边的零碎地块进行商业和产业开发。其中，望京东北紧邻东北五环的那条窄窄的包边，被打包包装成中关村科技园朝阳园西区，以科技研发类企业为主——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望京北侧企业带。
再往后，朝阳区又给望京提出了“第二CBD”的战略定位——也就是望京沿机场的南侧企业带，以跨国企业的中国区总部为主要招商目标。
虽然，朝阳区如愿将这两个产业带建成并招商，但职住两张皮的问题并未解决：因为此时的望京，居住人口结构已经稳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市最有钱的既不是中关村IT人士，也不是CBD外企机构（那时候CBD的发展才起步），因此，当时能在望京买房的，大多数是从事贸易行业发家的，完全与望京发展的电子科技或第二CBD的产业方向不相干。
职住两张皮的后果是，虽然同处望京，但生活在望京的人去其他地方上班；在望京上班的人又都生活在别处，两者擦肩而过，没有交流、没有碰撞，而只有忙碌与被堵在上班路上的烦躁。

望京soho附近的密集住宅区望京新城
“围城”望京

如果你在望京打车，必然对此心领神会：不熟路线的司机，第一句话一定会跟你说，“那地方你认识吗？要不，你指指路？”
顺利上路后，善谈的司机会开始跟你抱怨，见识多了北京横平竖直道路的司机们觉得，这歪斜的路线规划简直是要多诡异有多诡异，“一不小心就迷路！谁走得清啊？”
于是，一路就在司机师傅絮叨的抱怨声夹杂单田芳说书的背景音中度过。
望京究竟有多堵？
在90年代全北京还没几个地方堵车的时候，望京已经开始堵了（东四环、东五环、机场高速、京承高速4条封闭道路在该地区各有一个出入口，基本把望京困成了一个围城，而大望京的常住人口起码超过30万）；在北京很多地方的拥堵已经有所减缓时，望京的拥堵仍在继续（其他地方地铁建了一条又一条，望京才在最近两三年开通地铁，但既不方面直接插入东三环、东二环这些内城区，又不方便连接朝阳青年路或通州这样的大型居住区）。
并且，即便在望京交通出口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几乎每个进出望京的出口都留下了一段尾巴——“断头路”，多则五六十米、少则二三十米的道路没有完全修好。
英国皇家建筑师宋忠良援引资料称，“望京的道路规划执行度仅50%，实际上别说50%，即使道路规划完成度为90%也并不是一条可以投入使用的道路，道路不通，居民肯定无法使用也不愿使用这条路。”

让司机们晕头转向的望京U形道路

总之，一句话形容望京：“里面的人不愿出去，外面的人不想进来”。
而后果必然是商务和人际交流不活跃，企业和整个区域缺乏生气和活力。

城市里的孤岛

除了望京与区域外的缺乏交流，望京内部，同样是一个个企业的孤岛——很多企业都是独自占据一栋楼、拥有一个独立的食堂、再配上自己接送员工的班车。
以望京科技园区为例，这片区域聚集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索尼爱立信、双鹤药业等大企业，每家企业都独立拥有一栋大楼，再在周围加个围栏，楼与楼之间距离遥远，且缺乏可供公共交流的设施如餐厅、咖啡厅。
而且这一片的规划和开发做的“太完善”了，完全没有留白，以至于没能给任何增加这种新设施的想法留下物理空间！
至于原因，除了这些企业本身财大气粗，也与最初的规划开发思路有关——当时这片区域采取的是总部科技园的规划思路，开发商北科建只做一级土地开发，出租地皮，而不负责园区整体的二级运营。因此，开发商将土地一块块切分，卖给各家不同企业，由企业建立起一栋栋独立的办公大楼。
很多去过香港的人，都对中环、金钟一带写字楼之间的风雨连廊印象深刻：每栋大厦中除了写字楼，还会建设餐厅、咖啡馆、购物商场甚至地铁，除了写字楼不对外开放，其他地方都面向公众，楼与楼之间用连廊沟通，从而形成开放多元的公共空间，整个街区也就成为一个多元开放有活力的综合性街区。
相反，在望京，即使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同处一片区域，却也没办法一同交流如何从旧趋势中翻身，拥抱“互联网＋”；凤凰网的员工即便再不满自家楼下的食堂，却也无计可施，因为最近的食肆集中地步行距离也长达2.5公里（吃完走回来都饿晕了）；美团网的推广人员在咖啡馆坐两小时，或许就能在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交流中得到不下十种夺回市场的方法，现实中却只能在望京的办公楼中枯坐……
当然，望京也有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吃、住、购、娱等需求的商圈，但这些商圈并非城市中心商业的圈层，而是居住社区的商业圈层，只是次中心，而没法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活动需求，如医疗、休闲、社交等。
“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这里的人都变成宅男宅女，因为即使他们出门，也找不到其他可供周末消遣的地方或活动。人们不愿出门，就没有办法有效带动区域内的商业活动。”宋忠良总结道。
此外，望京虽然居住和产业功能都有了，但大的重要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完整的产业链、城市真正需要的机构等，也都没在此聚集，从而难以形成有活力的城市副中心。
正如苏联没能在西伯利亚密林中的孤立科技城内诞生惊人的创新一样，一个内外部、乃至内部之间缺乏充分交流的地区，显然缺乏活力和创造力；而一个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区，自然也培育不出来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企业。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副院长袁牧给出的破解之道是，由政府向企业回购这些写字楼的第一层，改建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并拆除大厦外的围墙，从而重塑区域活力。
当然，这很难。
所以，他判断，“望京半卧城、半边缘化城市新区的状态可能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