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13—14世纪是商业革命的临界点？

速求

Answer 1

　　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产权交易的场所，因此，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就必然与产权制度发生联系。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产权制度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本文试对14～16世纪中欧经济进行比较(这一时期，在中国大体处于元代和明代存续期间。元代存续时间较短，而且相当长的时间处于战争和动荡状态，而明代是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朝代，故本文主要选取明代经济发展状况和当时的欧洲进行比较分析)。

　　1．农业发展状况。理论上，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为工业发展提供国内市场和大批产业工人。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从当时的农业状况来看，中欧农业水平大体相当，且都体现了下列特点：一是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13～14世纪西欧中等农户每年大约产粮2200公斤，到了15～46世纪则达到4800公斤，劳动生产率提高近1倍以上[2](p215-216)。同期的明代农业发展也较快，耕地面积明显扩大，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1381年全国征收粮食26105251石，到1393年增至32789800石，12年间增加了600多万石[3](p110-115)。二是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副手工业生产，从而大大加快了工商业的发展。三是封建人身关系松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与封建领主(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也对社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手工业发展状况。手工业是近代工业的前奏，它的发展对于早期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兴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4～16世纪，中欧手工业都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是整个手工业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欧洲，佛罗伦萨出现了200多家毛纺工场，每家年产量约为300～400匹，纺织业工人达3万余人，且从14～46世纪初一直如此，而英国的毛纺工场规模更大[2](p221-223)。同期的明代，作为家庭副业的纺织业也有较大发展，1385年前，明政府仅用于赏赐军衣的棉布每年就达100万匹左右，1419年，明政府共征收120．69万匹，可见全国产量之多[3](p110-115)。其二是工场规模较大。英国纽伯利城的数个家族的呢绒工场雇工均在千人以上，此外，欧洲其他各国的纺织业、造船、印刷、制革、玻璃制造、采矿、冶炼业都很发达[2](p221-223)。同期中国的制瓷业和冶铁业也出现大规模生产的态势。永乐宣德年间(1426～1435)仅在景德镇一地，官窑就由洪武年间的20座发展到58座，宣德八年(1433年)政府向景德镇官窑一次派造就达44.35万件[3](p142-144)。1403～1434年仅民办冶铁的产量就由120万斤增至830万斤[3](P115-118)。其三是技术不断改进。中欧两地都有一些技术革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3．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状况。首先，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封建经济开始动摇。在欧洲，早在13～14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邦城市各种商业关系的发展已接近发生质变的临界点[4](p167-169)。中国明代中后期，封建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业雇工的涌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都意味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动摇[1](p148-150)。其次，商业资本活跃，商人开始直接支配生产。在欧洲，资本主义进入手工业部门的突破口就是将手工业者兼具的生产职能和商业职能分开，也就是将商业的职能从手工业者手中剥夺过来，再由某些人将商业职能予以垄断，使得生产者最后依附于这些垄断了商业职能的人，这样就将商品交换关系演化成商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关系。在中国明代，商业资本也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资本雄厚的商人和商业集团，如徽商、晋商、江右商等[3](p144-146)。最后，金融体系逐步改革，商业技巧不断创新。在欧洲，钱币业从商品流通中独立出来，成为日后金融业的先驱，威尼斯创立的第一批银行正是从里亚尔托的货币兑换商品账桌上发展起来的[4](p168)。在中国，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明太祖曾着手统一货币，明中期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实行徭役征银，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3](p139-141)。

　　4．海外探险和海外贸易。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前一系列革命性变化的真正起点，商业革命的结果是市场制度的产生[41(P167)。在欧洲，引起商业革命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地理大发现，这场源于15～16世纪的航海运动被视为股份制创新的催化剂。而在航海运动的技术支持方面，中国则远远领先于欧洲，居于世界前列。1407年，明政府下令造海船249艘[3](p116-118)。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郑和的第一次航行共有船只62艘，其中最大的船长44丈，宽8丈，是当时全球最大的交通工具，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和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航海设备和技术[3](p177-179)。船队有水手、船师、卫兵、工匠、医生、翻译共27000余人，是当时最庞大的航海队伍。郑和的船队曾到达赤道以南的东海岸，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和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要早半个世纪以上[31](p176-179)。而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海时只有3艘船，87名水手，达·伽马船队也相差无几。无论从人员数量、船队规模还是航海技术方面，欧洲都无法与中国相比。 上述比较的结果证明，当时中国与欧洲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大体相同的，在某些方面，例如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中国甚至领先一步。但是，“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从各种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5](p892)中国在19世纪前最终没有像欧洲出现大规模生产和经营的状况，因而也没有像欧洲出现股份制企业，产生证券。这从另一侧面证实中国古代产权制度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