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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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中有这样一段记事:“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说这句话的人是李世民,其时李世民还未曾继大统,所以有“私幸”一词。也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得出李世民的气魄所在,敢收天下英雄的人,也是必有掌握之力的人。否则英雄收的多了,更会生出无数的变数出来。
对于“天下”这个词来讲,在阅读《湘军史》中始终有这样的感受,若要收拾天下,必要有“收拾天下人心”之法。否则难成其事。
天下英雄代代皆有,平和之时则为文人世贾,战乱之时则为枭雄盗匪,再怎么看不过是生活选择而已,随时势变迁,自寻出路而已。若人人皆有出路可寻则为盛世,若人多路窄则易生变数。其中有人性使然,也有求生之愿景。
看《湘军史》中所述内容,皆以“湘军”之视角出发阐述湘军之行状及事功。在《湘军史》中记述的“贼酋”中最让人感慨的有三人: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现在时过境迁,也可以将这些“贼酋”与湘军放置在同一个位置进行观看了。而不再是将重点放在谁是兵谁是贼的评判上。
清时有《黄彭年致唐炯函》中有这样评述石达开的句子,“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反过来想,若不是太平天国一事,像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这样的人会怎样度过一生呢?是不是也就是成为寂寂无名的“黔首”中的一员呢?混迹在莽莽大众中平淡无奇的完成自己的人生呢?
《湘军史》中所罗列的湘军将帅不过百人,而其对手太平天国中出现的人物不过数十人而已,如果单独提取这有传略行状的数百人来看,搅动天下的也就是这些人了。单是这个,就像我想起《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那一章节。
前文提及的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三人中,从《湘军史》中记录的种种事功来看,应该以李秀成推首,更何况有《李秀成亲供手迹》这样的原始资料流传下来。
李秀成,广西藤县人,21岁领兵,32岁身亡。领兵征战11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随舅父读书两年,因家贫不能多读,遂于村塾帮工以补家用。1851年参加太平军(时年19岁)。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得杨秀清保举为右四军帅,继而升任后四监军,驻防天京城外高桥(时年21岁)。同年秋,李秀成跟随石达开去安徽巡查民务,得石达开赏识。1856年,在救镇江和破江南大营两役中立功,委为地官副丞相。1857年10月,封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因上请洪秀全重用翼王,疏远安王、福王而遭严斥,被革除封爵。1858年,任后军主将,与陈玉成同为军率。1859年封忠王(时年27岁)。1860年夏,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再破江南大营,攻占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等。1863年自丹阳回天京护都,力劝洪秀全“让城别走”。为洪秀全所斥,至1864年天京陷落,一生行状,尽供于此。
从这样简述的行状中,自1859年开始,太平天国的战事就主要由李秀成独立支撑。也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让曾国藩敬畏,让湘军胆寒。不知道在曾国藩的心里是否也闪现过“此等人若为朝廷所用功莫大焉”的一念。
从《李秀成亲供手迹》可以看出李秀成的文笔及见识颇有气势。其中论述“天朝十误”乃是切身之痛。
从李秀成所述供状中的“十误”检讨中,也能看得到“时促势蹙,无非其他,乃因人事使然也”这样无奈。而这一点也正是曾国藩一路领兵治军征战中最痛心处。曾国藩所谓的“办事之难”在李秀成的身上也能看到。唯一不同的是,曾国藩到底还是有所凭据,而李秀成只能孤掌难鸣。在李秀成困守“天京”的时期内,我们也能看到李秀成麾下无人可用、无人独挡的局面。
在回过头来看石达开,则更容易让人生出“英雄迟暮”的感慨来。尤其在《湘军史》中记述石达开在大渡河一节的内容中,那种“虎落平阳”的感触挥之不去。
石达开,广西贵港人,小名亚达,又名石敢当。1831年生人,16岁受访出山,19岁统帅领兵,20岁获封翼王,32岁兵败被俘受戮于成都。领兵征战14年有余。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形势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其后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854年秋,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九江、湖口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也是44岁的曾国藩与24岁的石达开第一次交手。这次战役,曾国藩几投水死。
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后退入广西逡巡不进。在1863年由大渡河入川时,适逢河水暴涨,粮草殆尽,后援无继,石达开妻、子投河。兵败被俘。从《湘军史》记述的一些描述上来看,石达开从江西起兵之时,囊括十数万人马一路南下,不过四年时间之后,到大渡河时石达开身边不过剩余数千人马了。一路损失殆尽。可谓“大势已去”。即便是“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也有无奈落幕时。(此语出自四川布政使刘蓉)
而陈玉成与李秀成左挡右突之时,不能识人,为部下所卖。受俘身死。终年26岁。
之所以记述这三个人,乃是因为《湘军史》中所述之壮烈,棋逢对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有些历史恰恰是因为一些人才会变得伟大。这些人当中不仅仅包括叙述者,也包括被叙述者。少了哪一方,这历史阅读起来都入味不足,味同嚼蜡。即便这样的敌我两方的历史,免不了虎奔狼突的血腥残酷,但也正是这样的历史,才会让我们知悉历史的叙述不能失去对任意一方的记录,否则,连胜利都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回转到前文所述的出路问题,究其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本人的境况,其才干气魄均是在太平天国一事中显现,若是承平岁月,实不知此等人会有何样的人生?人,总是不安份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是要给人以出路可寻才好,若是以出身即定未来人生走向。这些普通人或许在以后的岁月渐渐会生出一些英雄的本事来。
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一番。
对于“天下”这个词来讲,在阅读《湘军史》中始终有这样的感受,若要收拾天下,必要有“收拾天下人心”之法。否则难成其事。
天下英雄代代皆有,平和之时则为文人世贾,战乱之时则为枭雄盗匪,再怎么看不过是生活选择而已,随时势变迁,自寻出路而已。若人人皆有出路可寻则为盛世,若人多路窄则易生变数。其中有人性使然,也有求生之愿景。
看《湘军史》中所述内容,皆以“湘军”之视角出发阐述湘军之行状及事功。在《湘军史》中记述的“贼酋”中最让人感慨的有三人: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现在时过境迁,也可以将这些“贼酋”与湘军放置在同一个位置进行观看了。而不再是将重点放在谁是兵谁是贼的评判上。
清时有《黄彭年致唐炯函》中有这样评述石达开的句子,“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反过来想,若不是太平天国一事,像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这样的人会怎样度过一生呢?是不是也就是成为寂寂无名的“黔首”中的一员呢?混迹在莽莽大众中平淡无奇的完成自己的人生呢?
《湘军史》中所罗列的湘军将帅不过百人,而其对手太平天国中出现的人物不过数十人而已,如果单独提取这有传略行状的数百人来看,搅动天下的也就是这些人了。单是这个,就像我想起《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那一章节。
前文提及的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三人中,从《湘军史》中记录的种种事功来看,应该以李秀成推首,更何况有《李秀成亲供手迹》这样的原始资料流传下来。
李秀成,广西藤县人,21岁领兵,32岁身亡。领兵征战11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随舅父读书两年,因家贫不能多读,遂于村塾帮工以补家用。1851年参加太平军(时年19岁)。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得杨秀清保举为右四军帅,继而升任后四监军,驻防天京城外高桥(时年21岁)。同年秋,李秀成跟随石达开去安徽巡查民务,得石达开赏识。1856年,在救镇江和破江南大营两役中立功,委为地官副丞相。1857年10月,封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因上请洪秀全重用翼王,疏远安王、福王而遭严斥,被革除封爵。1858年,任后军主将,与陈玉成同为军率。1859年封忠王(时年27岁)。1860年夏,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再破江南大营,攻占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等。1863年自丹阳回天京护都,力劝洪秀全“让城别走”。为洪秀全所斥,至1864年天京陷落,一生行状,尽供于此。
从这样简述的行状中,自1859年开始,太平天国的战事就主要由李秀成独立支撑。也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让曾国藩敬畏,让湘军胆寒。不知道在曾国藩的心里是否也闪现过“此等人若为朝廷所用功莫大焉”的一念。
从《李秀成亲供手迹》可以看出李秀成的文笔及见识颇有气势。其中论述“天朝十误”乃是切身之痛。
从李秀成所述供状中的“十误”检讨中,也能看得到“时促势蹙,无非其他,乃因人事使然也”这样无奈。而这一点也正是曾国藩一路领兵治军征战中最痛心处。曾国藩所谓的“办事之难”在李秀成的身上也能看到。唯一不同的是,曾国藩到底还是有所凭据,而李秀成只能孤掌难鸣。在李秀成困守“天京”的时期内,我们也能看到李秀成麾下无人可用、无人独挡的局面。
在回过头来看石达开,则更容易让人生出“英雄迟暮”的感慨来。尤其在《湘军史》中记述石达开在大渡河一节的内容中,那种“虎落平阳”的感触挥之不去。
石达开,广西贵港人,小名亚达,又名石敢当。1831年生人,16岁受访出山,19岁统帅领兵,20岁获封翼王,32岁兵败被俘受戮于成都。领兵征战14年有余。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形势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其后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854年秋,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九江、湖口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也是44岁的曾国藩与24岁的石达开第一次交手。这次战役,曾国藩几投水死。
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后退入广西逡巡不进。在1863年由大渡河入川时,适逢河水暴涨,粮草殆尽,后援无继,石达开妻、子投河。兵败被俘。从《湘军史》记述的一些描述上来看,石达开从江西起兵之时,囊括十数万人马一路南下,不过四年时间之后,到大渡河时石达开身边不过剩余数千人马了。一路损失殆尽。可谓“大势已去”。即便是“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也有无奈落幕时。(此语出自四川布政使刘蓉)
而陈玉成与李秀成左挡右突之时,不能识人,为部下所卖。受俘身死。终年26岁。
之所以记述这三个人,乃是因为《湘军史》中所述之壮烈,棋逢对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有些历史恰恰是因为一些人才会变得伟大。这些人当中不仅仅包括叙述者,也包括被叙述者。少了哪一方,这历史阅读起来都入味不足,味同嚼蜡。即便这样的敌我两方的历史,免不了虎奔狼突的血腥残酷,但也正是这样的历史,才会让我们知悉历史的叙述不能失去对任意一方的记录,否则,连胜利都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回转到前文所述的出路问题,究其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本人的境况,其才干气魄均是在太平天国一事中显现,若是承平岁月,实不知此等人会有何样的人生?人,总是不安份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是要给人以出路可寻才好,若是以出身即定未来人生走向。这些普通人或许在以后的岁月渐渐会生出一些英雄的本事来。
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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