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要用了哪两种论证方法?
①对比论证。作者在论证从师的重要性时,运用了三组对比。第一组是“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的对比,结果是“圣益圣,愚益愚”;第二组是某些人为孩子选择老师与自己“耻师”的对比;
第三组是“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对比。这三组对比,造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效果,有力地证明了“从师”的重要性。
②举例论证和引用论证。除了第二段中所列举的一些概括性事例外,作者在第三段又以孔子的言行为例,说明从师的必要性。
孔子在封建时代被尊为“圣人”,有着很高的学问和修养,这样的“圣人”尚且向多人请教,那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这样,通过典型的事例和名言进一步证明了从师的必要性。
师说产生背景与意义: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
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
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
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