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有那些诗,请列举几首,要求是在初中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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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纪》)的倾向，而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他的七言乐府小诗吸取了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播在乐章”(《刘宾客文集》卷二七自注)。近人刘师培称之为“七言绝句之变调”（《论文杂记》），为绝句平添一格。他的律、绝、古诗,大都写得流畅自然,犹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有民歌的音乐美。清翁方纲誉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石洲诗话》）。其他如六言诗《答乐天临都驿见赠》、《再赠乐天》，新体诗如《潇湘神》、《醉答乐天》、《叹水别白二十二》、《同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等，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后两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言诗，显然受到李白三五七言诗的启发而又有所创新。这些句式长短不齐的新体诗,较之整齐划一的律诗更适合于配乐歌唱。刘禹锡另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说明按照《忆江南》的曲调来填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明代胡震亨说刘诗“语语可歌”(《唐音癸签》)，基本上符合事实。 刘禹锡诗歌的这些特点，与崇尚风骨、讲究音乐美的盛唐诗风比较接近。前人有从整体上指出这一点的,如宋代蔡□说:“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西清诗话》）明代胡应麟说:“梦得骨力豪劲。”（《诗薮·内编》）明代周履靖则直说刘诗“祖风骚，宗盛唐”（《骚坛秘语》）。翁方纲是从七言绝句这一体上指出这一点的，他说：“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石洲诗话》)方东树则举出具体篇章，说刘禹锡《石头城》诗“亦堪接武”盛唐(《昭昧詹言》)。 刘禹锡的诗歌在唐代流传极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京口（今江苏镇江）、襄阳、吴兴一带，民间传唱不绝(《旧唐书·刘禹锡传》、温庭筠《秘书刘尚书挽歌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三)。后世文人从不同的方面向刘禹锡学习而各有所得。他的《竹枝词》后世继作者颇多。苏轼也写过《竹枝词》，但他主要学习刘诗的讽刺艺术，因此他的诗“多怨刺”（《后山诗话》）。苏辙则喜欢刘禹锡诗的“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王安石“七律似梦得”(《昭昧詹言》),徐渭、袁宏道的七绝“无不以梦得为活谱”(《姜斋诗话》)。刘禹锡关于诗中用字须有来历的主张,后来为江西诗派所利用。黄庭坚、陈师道标榜脱胎换骨，往往把刘禹锡的名作佳句“点化”为己诗（《诗人玉屑》和任渊《山谷诗集注》、《后山诗注》等）。刘禹锡的一部分内容平常而技巧较高的酬答诗，也为江西诗派所取法。 散文创作 刘禹锡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从事古文写作的时间比较早，贞元十年就鄙弃“沉溺于浮华”的骈体文，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是“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后又进一步指出，“文非空言”，“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唐故相国李公集纪》)，并强调“文章之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这些观点，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是一致的。李翱曾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刘禹锡把这句话援引入自己文章，表明他同意这一观点。宋代谢采伯对刘禹锡在古文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评价比较公允，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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