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全部
诗的起源和《诗经》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样式。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要靠文字记录才能流传，而最早的诗歌是人们的口头创作，靠口耳流传，可以不依赖文字。像《左传》所记的宋国筑城民夫们讽刺华元的诗，就是口头创作，那些民夫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当然，这还不是最早的诗歌，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诗歌的起源和劳动有关系。西汉时代的典籍《淮南子·道应训》里有这样的记载: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许多人一起抬大木头，用喊号子协调大家的步伐，鼓励大家出力，号子很有节奏。如果在号子中加进一些有内容和有趣的话，那就是原始诗歌了。鲁迅曾把这种喊着“杭育杭育”声音的劳动号子称作最早的诗歌，并风趣地说这就是“杭育杭育”派。此外，诗歌的起源还同宗教和娱乐有关系。古书《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他们的宗教兼娱乐活动是，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推测，内容大约是有关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的。古代有“玄鸟生商”的说法，商民族奉“玄鸟”(燕子)为图腾，这里的“玄鸟”可能也是类似的神话传说。“草木”、“五谷”显然是有关牧业和农业的事。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不过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形从现在世界上某些原始民族中仍可看到。诗歌首先和舞蹈脱离，后来又渐渐脱离曲调，成为朗诵和阅读的诗歌，但仍保留着音乐性，即有节奏和韵律。诗又称“诗歌”，就说明了它与音乐的关系。
中国最早的诗歌起源于何时以及是什么样子，由于根据不足，已经说不很清楚了。东汉时代的《吴越春秋》记载了一首远古时的歌谣: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宍”即是“肉”字。它大意说:把竹子砍下来做成弹弓，用它把泥制的弹丸发射出去猎获禽兽。传说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但无法证明。它来源很古，是可信的。此外古籍中还有一些古歌谣的零篇碎句，真伪难辨，研究价值不大。幸运的是早在公元前6世纪，我国就编成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后代诗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它实际上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诗经》成书的时间约在春秋中叶，它包括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305首诗歌。这些诗主要产生于黄河、长江和汉水流域，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及湖北北部地区。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包括160首诗，《雅》包括105首诗，《颂》包括40首诗。这三部分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文学价值也有高低之别。下面分类简介一下。
1风诗
风诗也叫国风。“风”的意思是民间曲调，“风诗”就是各地的民歌。风诗下面又分:周南、召南、邶〔bèi贝〕、鄘〔yōng拥〕、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bīn宾〕等15国风，即分属这些地域的民歌。国风是下层人民的集体创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感情，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文学价值很高，是《诗经》中最精华的部分。按其思想内容，又可将它分为三小类。
(1)反映恋爱和婚姻生活的诗
爱情和婚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最易发生种种纠葛，引起感情波澜，《国风》中这类诗最多。如《卫风·木瓜》(括号内是今译文字，下同):
投我以木瓜， (你送我一只木瓜，
报之以琼瑶。 我赠你一块佩玉。
匪报也， 不是简单地报答呀，
永以为好也。 是为了永远相爱呀。)
这同现在一些少数民族青年男女互相表赠私物以表示爱情的情景十分相像。又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jūn钧〕，(在田野猎获一只香獐，
白茅包之。 用白茅草把它包起来。
有女怀春， 有个姑娘想出嫁，
吉士诱之。 小伙向她去求爱。
林有朴樕〔sù速〕，林中长满小树，
野有死鹿。 田野有只死鹿。
白茅纯束， 用白茅草把它捆起来，
有女如玉。 美丽的姑娘招人爱。
“舒而脱脱兮， “从容地悄悄地来吧，
无感我帨兮， 不要扯动我的佩巾，
无使尨〔máng忙〕别让你那长毛狗
也吠。” 乱叫。”)
年青的猎手猎获一只鹿，这是能干的表现，很容易博得女孩子的倾慕。女孩子显然接受了青年的求爱，但警告他要规矩些，别莽撞，别让狗叫，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表现了女孩子初恋时的羞涩和细心。《诗经》中还有的诗写了失恋的感情，如《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 (那个狡黠的冤家呀，
不与我言兮。 不再同我说话啦。
维子之故， 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使我不能餐兮。 害得我饭都吃不下啦。
彼狡童兮， 那个狡黠的冤家呀，
不与我食兮。 不再同我吃饭啦。
维子之故， 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使我不能息兮。 害得我觉都睡不着啦。)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闹了别扭，男的赌气不理，姑娘便着了急。诗用姑娘的口气，依恋、疼爱的感情溢于言表。婚姻悲剧，古人亦有之，《卫风·氓》就写了这个内容。诗中写了一个姑娘轻信了一个男人的求爱，婚后被抛弃，诗中第三段写了女子被遗弃后的内心痛苦:
桑之未落， (桑树没有落叶时，
其叶沃若。 它的叶子多新鲜。
于嗟鸠兮， 唉呀那些斑鸠呀，
无食桑葚； 千万不要吃桑葚；
于嗟女兮， 唉呀那些女孩呀，
无与士耽。 千万不要恋男人。
士之耽兮， 男人要是恋女人，
犹可说也； 随时都可摆脱她；
女之耽兮， 女人要是恋男人，
不可说也。 想要脱离就难啦。)
接下去叙述这个女人嫁到男家，起早睡晚劳苦三年，待到生活好转时，男的把她抛弃了。诗中把这个女人矛盾、怨恨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2)反映在阶级剥削和压迫下，劳苦百姓生活和感情的诗
《豳风·七月》是这类诗的代表，它叙述了农奴们从春耕到采桑、狩猎、秋收、过冬等全年的劳动生活，全诗充满着艰辛和酸楚的情调。诗的第一段说:
七月流火， (七月里大火星向西落，
九月授衣。 九月里发下过冬衣。
一之日觱〔bì必〕发，冬月里寒风噼叭响，
二之日栗烈。 腊月冻得人打战栗。
无衣无褐， 可怜没有衣服穿，
何以卒岁! 这年末的日子怎过去!
三之日于耜， 正月里开始备农具，
四之日举趾， 二月里抬脚去下地，
同我妇子， 老婆孩子一齐忙，
馌〔yè叶〕彼南亩。送饭到南边田地里。
田畯〔jùn俊〕至喜。田官看见很欢喜。)
诗中季节的称呼用的是古代的豳历:一之日相当夏历十一月，二之日相当夏历十二月，三之日相当夏历正月，四之日相当夏历二月，译文本此。田畯是监督农奴劳动的官吏，可见劳动是被迫的。全诗共八段，描绘出古代劳动人民一年的生活画面。另一些诗，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篇，直接斥骂剥削者是“白吃饱”，是“大老鼠”，发出反抗的呼声。
(3)讥刺统治者腐朽生活的诗
如《鄘风·墙有茨》:
墙有茨， (墙上的蒺藜，
不可埽〔sǎo扫〕也。扫不掉呀。
中冓〔gòu够〕之言，宫中的传言，
不可道也。 没法说呀。
所可道也， 若是说出来呀，
言之丑也。 那可真是丑死啦。)
据说这首诗是讽刺春秋时卫宣公家族乱伦丑事的。卫宣公为他的儿子从齐国娶来一个女人，看到她长得美，便据为己有，这就是宣姜。卫宣公死后，宣姜又与卫宣公的庶子私通，生了五个孩子，这首诗就是讽刺这件事的(事见《左传》闵公二年)。这首诗是否就是为卫宣公家族作的，现在无从断定，但它斥骂统治者的糜烂生活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这类丑事无代无之。《鄘风·相鼠》一诗骂统治者:“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看那老鼠还有张皮，而有人却没有道德，这种人还不如死了好!
2雅诗
雅诗多为反映贵族阶级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其中又有《大雅》和《小雅》之分。《大雅》多为西周早期的诗，《小雅》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的诗。《大雅》多为赞美诗，赞颂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小雅》多为怨刺诗，表达下层贵族牢骚不平的情绪。从风格上说，《大雅》雍容典雅，诗味不浓；《小雅》生动活泼，艺术价值较高。如《小雅》中的《采薇》一篇，向来被称道，它写了一个人出征同玁狁〔xiǎnyǔn险允〕(即后世的匈奴)打仗，经历了长期艰苦的生活，最后回到家乡的心情:
昔我往矣， (回想我出征的时候，
杨柳依依。 杨柳也露出惜别的情意。
今我来思， 现在我回来了啊，
雨雪霏霏。 飘落的雪花铺天盖地。
行道迟迟， 一步步走在路上，
载渴载饥。 渴干嗓子饿扁了肚皮。
我心伤悲， 我心里满怀悲伤，
莫知我哀。 没有人理解我的愁绪。)
这是一首很动人的抒情诗。《小雅》里的这类诗，风格上类似国风，其中有的就是民歌。
3颂诗
颂就是歌颂，是国王和诸侯用于祭祀和重大典礼的乐歌。颂诗又分三部分:《周颂》31首，是周天子专用的；《鲁颂》四首，是鲁国诸侯专用的；《商颂》五首，是宋国诸侯歌颂其祖先的，因宋国是武王灭商后，由商民族建立的诸侯国，所以称商颂。颂诗是统治者的庙堂歌辞，所以都呆板平直，绝少诗味，是《诗经》中文学价值最低的部分，但有史料价值。
《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为“诗”，孔子称之为“诗三百”，并无“经”的名目。到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才被称为《诗经》，成为封建社会的神圣经典之一，在封建社会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隋代以后确立科举制度，《诗经》是考试内容之一，读书人都认真研究它，对它十分熟悉。《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后历代诗人都自觉地学习《诗经》，继承这个传统，用他们的创作去反映社会现实。如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都积极提倡《诗经》讽谕怨刺的精神，主张用诗歌干预政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使他们的诗歌获得了不朽的价值。《诗经》的许多语汇至今仍被运用着，如“琴瑟之好”、“鹊巢鸠占”、“切磋琢磨”、“乔迁之喜”、“小心翼翼”、“投桃报李”等等，可见《诗经》影响之深远。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样式。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要靠文字记录才能流传，而最早的诗歌是人们的口头创作，靠口耳流传，可以不依赖文字。像《左传》所记的宋国筑城民夫们讽刺华元的诗，就是口头创作，那些民夫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当然，这还不是最早的诗歌，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诗歌的起源和劳动有关系。西汉时代的典籍《淮南子·道应训》里有这样的记载: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许多人一起抬大木头，用喊号子协调大家的步伐，鼓励大家出力，号子很有节奏。如果在号子中加进一些有内容和有趣的话，那就是原始诗歌了。鲁迅曾把这种喊着“杭育杭育”声音的劳动号子称作最早的诗歌，并风趣地说这就是“杭育杭育”派。此外，诗歌的起源还同宗教和娱乐有关系。古书《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他们的宗教兼娱乐活动是，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推测，内容大约是有关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的。古代有“玄鸟生商”的说法，商民族奉“玄鸟”(燕子)为图腾，这里的“玄鸟”可能也是类似的神话传说。“草木”、“五谷”显然是有关牧业和农业的事。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不过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形从现在世界上某些原始民族中仍可看到。诗歌首先和舞蹈脱离，后来又渐渐脱离曲调，成为朗诵和阅读的诗歌，但仍保留着音乐性，即有节奏和韵律。诗又称“诗歌”，就说明了它与音乐的关系。
中国最早的诗歌起源于何时以及是什么样子，由于根据不足，已经说不很清楚了。东汉时代的《吴越春秋》记载了一首远古时的歌谣: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宍”即是“肉”字。它大意说:把竹子砍下来做成弹弓，用它把泥制的弹丸发射出去猎获禽兽。传说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但无法证明。它来源很古，是可信的。此外古籍中还有一些古歌谣的零篇碎句，真伪难辨，研究价值不大。幸运的是早在公元前6世纪，我国就编成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后代诗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它实际上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诗经》成书的时间约在春秋中叶，它包括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305首诗歌。这些诗主要产生于黄河、长江和汉水流域，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及湖北北部地区。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包括160首诗，《雅》包括105首诗，《颂》包括40首诗。这三部分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文学价值也有高低之别。下面分类简介一下。
1风诗
风诗也叫国风。“风”的意思是民间曲调，“风诗”就是各地的民歌。风诗下面又分:周南、召南、邶〔bèi贝〕、鄘〔yōng拥〕、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bīn宾〕等15国风，即分属这些地域的民歌。国风是下层人民的集体创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感情，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文学价值很高，是《诗经》中最精华的部分。按其思想内容，又可将它分为三小类。
(1)反映恋爱和婚姻生活的诗
爱情和婚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最易发生种种纠葛，引起感情波澜，《国风》中这类诗最多。如《卫风·木瓜》(括号内是今译文字，下同):
投我以木瓜， (你送我一只木瓜，
报之以琼瑶。 我赠你一块佩玉。
匪报也， 不是简单地报答呀，
永以为好也。 是为了永远相爱呀。)
这同现在一些少数民族青年男女互相表赠私物以表示爱情的情景十分相像。又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jūn钧〕，(在田野猎获一只香獐，
白茅包之。 用白茅草把它包起来。
有女怀春， 有个姑娘想出嫁，
吉士诱之。 小伙向她去求爱。
林有朴樕〔sù速〕，林中长满小树，
野有死鹿。 田野有只死鹿。
白茅纯束， 用白茅草把它捆起来，
有女如玉。 美丽的姑娘招人爱。
“舒而脱脱兮， “从容地悄悄地来吧，
无感我帨兮， 不要扯动我的佩巾，
无使尨〔máng忙〕别让你那长毛狗
也吠。” 乱叫。”)
年青的猎手猎获一只鹿，这是能干的表现，很容易博得女孩子的倾慕。女孩子显然接受了青年的求爱，但警告他要规矩些，别莽撞，别让狗叫，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表现了女孩子初恋时的羞涩和细心。《诗经》中还有的诗写了失恋的感情，如《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 (那个狡黠的冤家呀，
不与我言兮。 不再同我说话啦。
维子之故， 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使我不能餐兮。 害得我饭都吃不下啦。
彼狡童兮， 那个狡黠的冤家呀，
不与我食兮。 不再同我吃饭啦。
维子之故， 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使我不能息兮。 害得我觉都睡不着啦。)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闹了别扭，男的赌气不理，姑娘便着了急。诗用姑娘的口气，依恋、疼爱的感情溢于言表。婚姻悲剧，古人亦有之，《卫风·氓》就写了这个内容。诗中写了一个姑娘轻信了一个男人的求爱，婚后被抛弃，诗中第三段写了女子被遗弃后的内心痛苦:
桑之未落， (桑树没有落叶时，
其叶沃若。 它的叶子多新鲜。
于嗟鸠兮， 唉呀那些斑鸠呀，
无食桑葚； 千万不要吃桑葚；
于嗟女兮， 唉呀那些女孩呀，
无与士耽。 千万不要恋男人。
士之耽兮， 男人要是恋女人，
犹可说也； 随时都可摆脱她；
女之耽兮， 女人要是恋男人，
不可说也。 想要脱离就难啦。)
接下去叙述这个女人嫁到男家，起早睡晚劳苦三年，待到生活好转时，男的把她抛弃了。诗中把这个女人矛盾、怨恨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2)反映在阶级剥削和压迫下，劳苦百姓生活和感情的诗
《豳风·七月》是这类诗的代表，它叙述了农奴们从春耕到采桑、狩猎、秋收、过冬等全年的劳动生活，全诗充满着艰辛和酸楚的情调。诗的第一段说:
七月流火， (七月里大火星向西落，
九月授衣。 九月里发下过冬衣。
一之日觱〔bì必〕发，冬月里寒风噼叭响，
二之日栗烈。 腊月冻得人打战栗。
无衣无褐， 可怜没有衣服穿，
何以卒岁! 这年末的日子怎过去!
三之日于耜， 正月里开始备农具，
四之日举趾， 二月里抬脚去下地，
同我妇子， 老婆孩子一齐忙，
馌〔yè叶〕彼南亩。送饭到南边田地里。
田畯〔jùn俊〕至喜。田官看见很欢喜。)
诗中季节的称呼用的是古代的豳历:一之日相当夏历十一月，二之日相当夏历十二月，三之日相当夏历正月，四之日相当夏历二月，译文本此。田畯是监督农奴劳动的官吏，可见劳动是被迫的。全诗共八段，描绘出古代劳动人民一年的生活画面。另一些诗，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篇，直接斥骂剥削者是“白吃饱”，是“大老鼠”，发出反抗的呼声。
(3)讥刺统治者腐朽生活的诗
如《鄘风·墙有茨》:
墙有茨， (墙上的蒺藜，
不可埽〔sǎo扫〕也。扫不掉呀。
中冓〔gòu够〕之言，宫中的传言，
不可道也。 没法说呀。
所可道也， 若是说出来呀，
言之丑也。 那可真是丑死啦。)
据说这首诗是讽刺春秋时卫宣公家族乱伦丑事的。卫宣公为他的儿子从齐国娶来一个女人，看到她长得美，便据为己有，这就是宣姜。卫宣公死后，宣姜又与卫宣公的庶子私通，生了五个孩子，这首诗就是讽刺这件事的(事见《左传》闵公二年)。这首诗是否就是为卫宣公家族作的，现在无从断定，但它斥骂统治者的糜烂生活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这类丑事无代无之。《鄘风·相鼠》一诗骂统治者:“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看那老鼠还有张皮，而有人却没有道德，这种人还不如死了好!
2雅诗
雅诗多为反映贵族阶级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其中又有《大雅》和《小雅》之分。《大雅》多为西周早期的诗，《小雅》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的诗。《大雅》多为赞美诗，赞颂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小雅》多为怨刺诗，表达下层贵族牢骚不平的情绪。从风格上说，《大雅》雍容典雅，诗味不浓；《小雅》生动活泼，艺术价值较高。如《小雅》中的《采薇》一篇，向来被称道，它写了一个人出征同玁狁〔xiǎnyǔn险允〕(即后世的匈奴)打仗，经历了长期艰苦的生活，最后回到家乡的心情:
昔我往矣， (回想我出征的时候，
杨柳依依。 杨柳也露出惜别的情意。
今我来思， 现在我回来了啊，
雨雪霏霏。 飘落的雪花铺天盖地。
行道迟迟， 一步步走在路上，
载渴载饥。 渴干嗓子饿扁了肚皮。
我心伤悲， 我心里满怀悲伤，
莫知我哀。 没有人理解我的愁绪。)
这是一首很动人的抒情诗。《小雅》里的这类诗，风格上类似国风，其中有的就是民歌。
3颂诗
颂就是歌颂，是国王和诸侯用于祭祀和重大典礼的乐歌。颂诗又分三部分:《周颂》31首，是周天子专用的；《鲁颂》四首，是鲁国诸侯专用的；《商颂》五首，是宋国诸侯歌颂其祖先的，因宋国是武王灭商后，由商民族建立的诸侯国，所以称商颂。颂诗是统治者的庙堂歌辞，所以都呆板平直，绝少诗味，是《诗经》中文学价值最低的部分，但有史料价值。
《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为“诗”，孔子称之为“诗三百”，并无“经”的名目。到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才被称为《诗经》，成为封建社会的神圣经典之一，在封建社会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隋代以后确立科举制度，《诗经》是考试内容之一，读书人都认真研究它，对它十分熟悉。《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后历代诗人都自觉地学习《诗经》，继承这个传统，用他们的创作去反映社会现实。如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都积极提倡《诗经》讽谕怨刺的精神，主张用诗歌干预政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使他们的诗歌获得了不朽的价值。《诗经》的许多语汇至今仍被运用着，如“琴瑟之好”、“鹊巢鸠占”、“切磋琢磨”、“乔迁之喜”、“小心翼翼”、“投桃报李”等等，可见《诗经》影响之深远。
追问
这位知友，您让我汗颜啊，我的标题给您造成这么大误会，真是抱歉啊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展开全部
一生涡
“一生涡尽文字出”——余英时人生简介
余英时在一篇自述性文章《我走过的路》里面，把自己一生求学走过的路作了叙述。“我求学所走过的路是很曲折的。现在让我从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直到读完研究院为止，即从1937年到1962年。这是我学生时代的全部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37-1946年，乡村生活；1946-1955年，大变动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国学院中的进修。”(余英时《我走过的路》，《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页。)
一 乡居九年，体认中国传统
余英时1930年出生在天津，祖籍潜山县官庄乡。在他父亲以前，他的家族是极为普通农家，世代生活在穷乡僻壤，半耕半读没有功名。他父亲余协中先生，从乡下私塾到新式学堂，自燕京大学到哈佛大学，完全是自己读出来的。1926年，余协中自美国学成归国，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西洋历史。余英时的母亲张韵清女士是清雍正朝宰相张廷玉之后，外祖父家是200多年的桐城“相府”—其实是内阁大学士的府第。他母亲在曾经文风鼎盛的桐城，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能文、能诗、能词。他曾找到一本《桐旧集》 (桐城县历代文人诗词集，计24本)，里面有他母亲和姨母的作品，可惜留下的不多。而他母亲在生他时，因难产而死。母亲显赫的家世，其实对他并无多大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余英时不到7岁。父亲由天津随校南迁，他则随伯父一家回到故乡潜山官庄，一住就是九年。余英时曾经说道：“这九年的乡居，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相信：当时所见的官庄乡与一两百年以前的情况，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最原始的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交通工具是轿子、滑竿、两条腿。他在乡下与祖母生活，还亲眼看到裹小脚等传统风俗文化。但这九年的生活，在余英时的记忆里“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其一，他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享受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教育；其二，乡居九年也可称之为社会教育，他只觉地了解了在都市生活以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的，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的，道德力量远远高于法律力量的生活。这九年里，余英时所受的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却是极少的，读过三四年私塾，所读的书籍仅限于《三字经》、《百家姓》、《左传》、《战国策》等，还读遍了《罗通扫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使他掌握了中国文字的规则。余先生以为，九年乡居的生活虽然失去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但却能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自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因为这种直接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知识，绝不是任何书本上可以获得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今天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还有一点真切的了解，那便是受了这生活之赐。”
二 战乱流亡，师从钱穆
1946年夏天，余英时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辗转经过南京、北平，到了沈阳（1945年，余英时父亲在沈阳创立东北中正大学）。此时已16岁的余英时从未接触过现代式教育，父亲要求他在一年的时间里补修各种现代课程，主要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经过一年的努力，1947年夏余英时考取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奠定了他的治学道路。1947—1948年间，因为国共内战，余英时随家人先后从沈阳流亡到北平、上海。1949年秋，余英时考进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在燕京的一学期里，他修了西洋史、英文、中国近代史等课程，还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三年间，余英时还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以及“五四”时期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在思想上，他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而不能接受极端的激进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则持同情态度。余英时此时对西方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必须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更好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性。
1950年春天，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母，原以为是短期探亲，很快就回去，但父亲告诉他钱穆先生刚刚创办了新亚书院，要他跟钱先生念书。他清楚地记得父亲带他到九龙桂林街的新亚去见钱先生的情景。校舍在三、四楼，十分简陋，楼下吵闹得很，图书馆根本不存在，谈不上是大学规模，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小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钱先生出来问他读书的情况，并说新亚初创，只有一年级，他转学便算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但必须考试一次。第二天去考，钱先生主持，没给考题，只叫他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的文字。钱先生当场阅卷后面带微笑，他便算被录取成为新亚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
余英时后来回忆：“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为自傲的事。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一但是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他在新亚就读的两年半，正值新亚最艰困的时期。钱先生常要奔走于港台两地，筹募经费，上课并不多。
后来，新亚获得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情况开始逐步改善。1952年夏初，余英时成为新亚第一届毕业生之一。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层楼创办了新亚研究所的前身，余英时也是研究生之一，研究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导师钱穆一再叮泞，不要过分注意断代而忽略贯通，更不可把社会经济史弄得太狭隘，以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配合不起来。钱穆走出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又当面指点余英时，并启示史学的多元性，还导引余英时以开放不封闭的研究方法。”
余英时曾说，在香港的五年“是我个人生命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钱先生，我以后40年的生命，必然是另一种样子。”“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绝大的塑造作用。”他自己治史受钱穆启发最深最大。（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三 麻省哈佛，受教于杨连升
1955年，钱穆先生推荐余英时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自此至1977年他举家迁往康涅狄格州，出任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前，有22年生活的重心都在哈佛。
在哈佛，他有幸遇到塑造他个人学术生命的另一位宗匠—杨联升先生。他刚到哈佛时，年仅41岁的杨联升学术事业正如日中天，被称为当时世界汉学界“第一流”兼“第一线”的学者。杨先生出身清华经济系，但对史学的兴趣已超乎经济学，修过陈寅格的课，历任哈佛耶鲁讲师，1946年得哈佛博士，稍后一直在哈佛任教直至退休。他在中西学术界都是备受推重之人，胡适在1953年5月15日给他的信中即称他是“最渊博的人”。
余英时综述杨先生把一己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走近于王国维、陈寅格的“训话治史”的道路，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观微而知著。谨守证据考订关口的杨联升，曾借傅斯年“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的话来形容西方汉学的捕风捉影，故有意用中国的研究传统来矫正西方汉学的流弊。主张治史者如果在文献层次上发生严重错误，则构造的历史图象无论采用什么理论观点，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杨联升自然知道余英时受钱穆启发很多，所以常常开玩笑说余英时是“带艺投师”。在研究生时代，任其自由发挥己见，从不质疑他的预设，批评和建议仅限于立论根据。其后整整30年，余英时每有所著述，往往先请杨先生过目。“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逐渐养成不敢妄语的习惯。而美国40年，无形中转益多师，不胜枚举”。
1962年，余英时获取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哈佛毕业后，余英时历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余英时在哈佛与杨联升合教了九年中国制度史、通史等，使他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制度本身有基本的了解。他觉得：在历史的进程中，思想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有不少思想曾凝聚为政治社会制度，所以，不了解制度也不能捕捉思想。研究历史，他感到客观的实证和主观的体会均不可偏废，必须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才能达到主客统一。
四 一生涡尽文字出
余英时在《内在超越之路》一书的总序中说：“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余先生的这种治学策略，我以为至少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借助西方人文价值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审视和清理；二是重新发掘并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自身特殊的魅力和活力——就像当年的林语堂那样，不断彰显东方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某些特质，并以此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余英时一生痴迷于书籍与学问，力求实现他的早年构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余英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91年到1992年兼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余英时毕生与大学有不解之缘，他在密西根大学教了四年、哈佛教11年、耶鲁十年、普林斯顿14年。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那是一个从胡适、傅斯年、钱穆以来就有着深厚根基的研究机构，余英时的当选是他的荣誉，也是中研院的有福。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在《到思维之路》中，余英时谈到中国已成为历史上思想战争战火最激烈的角落，学术界激荡着形形色色的思潮，其结果是铲除了旧有的一切思想根基，摧毁了西方学术界传布过来的一切思想幼苗，带来的并不是创建，而是教条，束缚了全中国人的智慧。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界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的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批判学说、解构之类，有些所谓思潮似乎是临时借西方人的杯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在《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一书中，他把一个史家的深浓学养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结合得相当成功，正如他自己说的，“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
余英时的气质中自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尊严在于他从不为学术外的其它势力所束缚。作为追求纯粹的学人，他以一种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尽管“一生涡尽文字出”，他还是坚守着一份传统知识分子的“迂”，一种单纯的倔犟。
治学上一丝不苟、铮铮风骨的余英时，为人却是很质朴平实、感情醇厚。在“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寂寞学术生涯中，他与夫人陈淑平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在主持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工作时，有很多远道而来的学生，余英时总是热情接待，不辞辛劳，践行的是仁者爱人、提携后进的传统。
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The Kluge Prize)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余英时则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他说自己“一辈子在书斋工作”，得奖原因相信是由于“一生的学术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当作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则“是对学问的大不敬”。
尽文字出
“一生涡尽文字出”——余英时人生简介
余英时在一篇自述性文章《我走过的路》里面，把自己一生求学走过的路作了叙述。“我求学所走过的路是很曲折的。现在让我从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直到读完研究院为止，即从1937年到1962年。这是我学生时代的全部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37-1946年，乡村生活；1946-1955年，大变动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国学院中的进修。”(余英时《我走过的路》，《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页。)
一 乡居九年，体认中国传统
余英时1930年出生在天津，祖籍潜山县官庄乡。在他父亲以前，他的家族是极为普通农家，世代生活在穷乡僻壤，半耕半读没有功名。他父亲余协中先生，从乡下私塾到新式学堂，自燕京大学到哈佛大学，完全是自己读出来的。1926年，余协中自美国学成归国，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西洋历史。余英时的母亲张韵清女士是清雍正朝宰相张廷玉之后，外祖父家是200多年的桐城“相府”—其实是内阁大学士的府第。他母亲在曾经文风鼎盛的桐城，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能文、能诗、能词。他曾找到一本《桐旧集》 (桐城县历代文人诗词集，计24本)，里面有他母亲和姨母的作品，可惜留下的不多。而他母亲在生他时，因难产而死。母亲显赫的家世，其实对他并无多大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余英时不到7岁。父亲由天津随校南迁，他则随伯父一家回到故乡潜山官庄，一住就是九年。余英时曾经说道：“这九年的乡居，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相信：当时所见的官庄乡与一两百年以前的情况，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最原始的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交通工具是轿子、滑竿、两条腿。他在乡下与祖母生活，还亲眼看到裹小脚等传统风俗文化。但这九年的生活，在余英时的记忆里“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其一，他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享受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教育；其二，乡居九年也可称之为社会教育，他只觉地了解了在都市生活以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的，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的，道德力量远远高于法律力量的生活。这九年里，余英时所受的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却是极少的，读过三四年私塾，所读的书籍仅限于《三字经》、《百家姓》、《左传》、《战国策》等，还读遍了《罗通扫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使他掌握了中国文字的规则。余先生以为，九年乡居的生活虽然失去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但却能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自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因为这种直接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知识，绝不是任何书本上可以获得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今天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还有一点真切的了解，那便是受了这生活之赐。”
二 战乱流亡，师从钱穆
1946年夏天，余英时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辗转经过南京、北平，到了沈阳（1945年，余英时父亲在沈阳创立东北中正大学）。此时已16岁的余英时从未接触过现代式教育，父亲要求他在一年的时间里补修各种现代课程，主要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经过一年的努力，1947年夏余英时考取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奠定了他的治学道路。1947—1948年间，因为国共内战，余英时随家人先后从沈阳流亡到北平、上海。1949年秋，余英时考进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在燕京的一学期里，他修了西洋史、英文、中国近代史等课程，还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三年间，余英时还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以及“五四”时期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在思想上，他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而不能接受极端的激进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则持同情态度。余英时此时对西方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必须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更好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性。
1950年春天，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母，原以为是短期探亲，很快就回去，但父亲告诉他钱穆先生刚刚创办了新亚书院，要他跟钱先生念书。他清楚地记得父亲带他到九龙桂林街的新亚去见钱先生的情景。校舍在三、四楼，十分简陋，楼下吵闹得很，图书馆根本不存在，谈不上是大学规模，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小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钱先生出来问他读书的情况，并说新亚初创，只有一年级，他转学便算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但必须考试一次。第二天去考，钱先生主持，没给考题，只叫他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的文字。钱先生当场阅卷后面带微笑，他便算被录取成为新亚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
余英时后来回忆：“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为自傲的事。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一但是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他在新亚就读的两年半，正值新亚最艰困的时期。钱先生常要奔走于港台两地，筹募经费，上课并不多。
后来，新亚获得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情况开始逐步改善。1952年夏初，余英时成为新亚第一届毕业生之一。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层楼创办了新亚研究所的前身，余英时也是研究生之一，研究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导师钱穆一再叮泞，不要过分注意断代而忽略贯通，更不可把社会经济史弄得太狭隘，以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配合不起来。钱穆走出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又当面指点余英时，并启示史学的多元性，还导引余英时以开放不封闭的研究方法。”
余英时曾说，在香港的五年“是我个人生命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钱先生，我以后40年的生命，必然是另一种样子。”“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绝大的塑造作用。”他自己治史受钱穆启发最深最大。（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三 麻省哈佛，受教于杨连升
1955年，钱穆先生推荐余英时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自此至1977年他举家迁往康涅狄格州，出任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前，有22年生活的重心都在哈佛。
在哈佛，他有幸遇到塑造他个人学术生命的另一位宗匠—杨联升先生。他刚到哈佛时，年仅41岁的杨联升学术事业正如日中天，被称为当时世界汉学界“第一流”兼“第一线”的学者。杨先生出身清华经济系，但对史学的兴趣已超乎经济学，修过陈寅格的课，历任哈佛耶鲁讲师，1946年得哈佛博士，稍后一直在哈佛任教直至退休。他在中西学术界都是备受推重之人，胡适在1953年5月15日给他的信中即称他是“最渊博的人”。
余英时综述杨先生把一己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走近于王国维、陈寅格的“训话治史”的道路，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观微而知著。谨守证据考订关口的杨联升，曾借傅斯年“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的话来形容西方汉学的捕风捉影，故有意用中国的研究传统来矫正西方汉学的流弊。主张治史者如果在文献层次上发生严重错误，则构造的历史图象无论采用什么理论观点，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杨联升自然知道余英时受钱穆启发很多，所以常常开玩笑说余英时是“带艺投师”。在研究生时代，任其自由发挥己见，从不质疑他的预设，批评和建议仅限于立论根据。其后整整30年，余英时每有所著述，往往先请杨先生过目。“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逐渐养成不敢妄语的习惯。而美国40年，无形中转益多师，不胜枚举”。
1962年，余英时获取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哈佛毕业后，余英时历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余英时在哈佛与杨联升合教了九年中国制度史、通史等，使他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制度本身有基本的了解。他觉得：在历史的进程中，思想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有不少思想曾凝聚为政治社会制度，所以，不了解制度也不能捕捉思想。研究历史，他感到客观的实证和主观的体会均不可偏废，必须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才能达到主客统一。
四 一生涡尽文字出
余英时在《内在超越之路》一书的总序中说：“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余先生的这种治学策略，我以为至少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借助西方人文价值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审视和清理；二是重新发掘并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自身特殊的魅力和活力——就像当年的林语堂那样，不断彰显东方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某些特质，并以此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余英时一生痴迷于书籍与学问，力求实现他的早年构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余英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91年到1992年兼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余英时毕生与大学有不解之缘，他在密西根大学教了四年、哈佛教11年、耶鲁十年、普林斯顿14年。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那是一个从胡适、傅斯年、钱穆以来就有着深厚根基的研究机构，余英时的当选是他的荣誉，也是中研院的有福。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在《到思维之路》中，余英时谈到中国已成为历史上思想战争战火最激烈的角落，学术界激荡着形形色色的思潮，其结果是铲除了旧有的一切思想根基，摧毁了西方学术界传布过来的一切思想幼苗，带来的并不是创建，而是教条，束缚了全中国人的智慧。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界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的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批判学说、解构之类，有些所谓思潮似乎是临时借西方人的杯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在《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一书中，他把一个史家的深浓学养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结合得相当成功，正如他自己说的，“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
余英时的气质中自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尊严在于他从不为学术外的其它势力所束缚。作为追求纯粹的学人，他以一种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尽管“一生涡尽文字出”，他还是坚守着一份传统知识分子的“迂”，一种单纯的倔犟。
治学上一丝不苟、铮铮风骨的余英时，为人却是很质朴平实、感情醇厚。在“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寂寞学术生涯中，他与夫人陈淑平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在主持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工作时，有很多远道而来的学生，余英时总是热情接待，不辞辛劳，践行的是仁者爱人、提携后进的传统。
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The Kluge Prize)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余英时则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他说自己“一辈子在书斋工作”，得奖原因相信是由于“一生的学术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当作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则“是对学问的大不敬”。
尽文字出
追问
不是啊，就是原来出自哪，这已经是引用了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