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鲁迅的文章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谈谈如何看待正始文人反抗旧礼教?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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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探析文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还是作家主观意识的产物?这一问题历来是文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深刻阐述了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代风尚、作家个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世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关键词]鲁迅文艺思想探析
1927年7月,鲁迅先生应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的邀请,在学者云集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文艺思想受到禁锢,文学研究气氛沉闷,观点杂乱。鲁迅先生在演讲中,依据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深刻阐述了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代风尚、作家个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指出,文学产生于社会现实,是社会现实的综合反映;而社会现实又制约着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影响着文学的发展。鲁迅先生一方面借古讽今,另一方面又对当时思维混乱的文艺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使人耳目一新。鲁迅先生的理论观点,对今天的文学研究,仍有着极高的借鉴价值。本文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析鲁迅先生的文艺思想。
一、文学源于生活,是社会政治的反映,社会政治决定文学的内容实质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先生已较为广泛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要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文学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从文学家的创作倾向到作品的风格,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到作品的艺术形式,都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鲁迅先生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明确指出:“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而在《现今的新文学概观》一文中,又更进一步说道:“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学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章后变。”①由此观之,鲁迅先生对于文学的起源、发展和变化观点十分明确,那就是:文学源于生活,但最主要的,最集中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社会政治确定文学的发展变化。
基于上述观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魏晋文学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环境是黄巾起义、董卓之乱,是东汉末年社会大动荡,再加上“党锢”之祸,社会政治一片黑暗,因而相对于汉代而言,“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变化”,出现了以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直接继承了汉乐府与民歌反应现实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的社会动乱和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作了真实的反映,表达了作者平定战乱,统一中原的迫切愿望和积极进取精神。其风格悲凉慷慨,文学史上称为“建安风骨”。这是魏晋文学的最初阶段。两晋期间,门阀制度确立,士族特权日增,社会矛盾相当激烈,政治十分恐怖,作家时时面临杀身之祸。如此黑暗的社会政治,使得当时玄学盛行,求仙问药之风弥漫全国。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其作品大多内容消沉,空洞玄虚,充满着出世、求仙和逃避现实的情调。稍有成就者,当数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在黑暗而残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虽也谈“玄”,却是出于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想在老庄的思想中寄托他们的反抗愿望,所以他们的作品隐晦曲折。这是社会政治决定文学内容和实质的又一典型例证。
对于历来被评论家认为超脱于世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作品,鲁迅先生也做了深刻的分析:“据我的意思
[关键词]鲁迅文艺思想探析
1927年7月,鲁迅先生应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的邀请,在学者云集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文艺思想受到禁锢,文学研究气氛沉闷,观点杂乱。鲁迅先生在演讲中,依据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深刻阐述了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代风尚、作家个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指出,文学产生于社会现实,是社会现实的综合反映;而社会现实又制约着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影响着文学的发展。鲁迅先生一方面借古讽今,另一方面又对当时思维混乱的文艺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使人耳目一新。鲁迅先生的理论观点,对今天的文学研究,仍有着极高的借鉴价值。本文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析鲁迅先生的文艺思想。
一、文学源于生活,是社会政治的反映,社会政治决定文学的内容实质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先生已较为广泛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要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文学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从文学家的创作倾向到作品的风格,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到作品的艺术形式,都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鲁迅先生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明确指出:“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而在《现今的新文学概观》一文中,又更进一步说道:“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学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章后变。”①由此观之,鲁迅先生对于文学的起源、发展和变化观点十分明确,那就是:文学源于生活,但最主要的,最集中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社会政治确定文学的发展变化。
基于上述观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魏晋文学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环境是黄巾起义、董卓之乱,是东汉末年社会大动荡,再加上“党锢”之祸,社会政治一片黑暗,因而相对于汉代而言,“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变化”,出现了以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直接继承了汉乐府与民歌反应现实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的社会动乱和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作了真实的反映,表达了作者平定战乱,统一中原的迫切愿望和积极进取精神。其风格悲凉慷慨,文学史上称为“建安风骨”。这是魏晋文学的最初阶段。两晋期间,门阀制度确立,士族特权日增,社会矛盾相当激烈,政治十分恐怖,作家时时面临杀身之祸。如此黑暗的社会政治,使得当时玄学盛行,求仙问药之风弥漫全国。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其作品大多内容消沉,空洞玄虚,充满着出世、求仙和逃避现实的情调。稍有成就者,当数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在黑暗而残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虽也谈“玄”,却是出于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想在老庄的思想中寄托他们的反抗愿望,所以他们的作品隐晦曲折。这是社会政治决定文学内容和实质的又一典型例证。
对于历来被评论家认为超脱于世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作品,鲁迅先生也做了深刻的分析:“据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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