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岗的躬耕南阳考证
史料、文献、文物和文学记载诸葛亮躬耕地是南阳卧龙岗（国家AAAA级历史名胜区，豫西南名胜之首）。
东汉和三国时期，襄阳没有隆中这个地名，隆中一名是襄阳人习凿齿在其著作《汉晋春秋》第一次提出的，也就是说是他起的名。习凿齿治学不够严谨，历史上多有诟病。他的史学观点很多有待考证。且隆中相传只是诸葛玄去世前和诸葛亮曾经住过的地方，诸葛玄去逝后，诸葛亮不愿依附刘表，便与其弟妹去南阳卧龙岗躬耕，这些都有历史记载的。另外，诸葛亮的弟弟在南阳娶妻（《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取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可以证明诸葛亮和其弟弟确实在南阳躬耕。自东汉以来，隆中一直属襄阳管辖，“躬耕南阳”跟襄阳隆中没有必然联系。
文史记载的史料显示：隆中跟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南阳诸葛庐”、“三顾茅庐”等都没有联系，所以专家推断今日之隆中最多是诸葛亮的寓居之处，而南阳卧龙岗是诸葛亮仙逝后蜀国故将黄权及其族人最先建庵祭祀诸葛亮的地方，后世官方多认定南阳卧龙岗为诸葛孔明躬耕地。
魏晋时期，蜀国故将黄权与其族人已在卧龙岗上建庵祭祀（躬耕地纪念建筑前身—诸葛亮庵），这是诸葛亮逝世后，国内最早也是第一处建庵祭祀诸葛亮的地方。唐宋时期，卧龙岗诸葛庵已闻名天下，并多次出现在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宋元明清时期，官方多次认定南阳卧龙岗为诸葛亮躬耕地。
西晋时期未有人对诸葛亮躬耕地提出疑问,从陈寿到李兴皆记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东晋南北朝时期有人称襄阳隆中有诸葛亮“故宅”、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隆中即为躬耕地,但因与古代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界标的记载相左,不能使人信服。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元明时期官修史书持南阳说。
唐代的《诸葛庐碑》(赵均《金石林时地考》)载, 庐“在南阳县城西南七里”。杜甫有《武侯庙》名诗,其中有“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之句。裴度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中云:“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来从虎,时称卧龙。”吕温的《诸葛武侯庙记》载:“南阳坚卧,待时而起。”沈迥的《武侯庙碑铭》曰:“伊昔武侯,碗足南阳。退藏于密,不曜其光。”胡曾的《南阳》诗也有“乱世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草庐”的句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最为景仰诸葛亮的诗人李白,曾于开元年间(712~741年)先后遨游过襄阳和南阳,并分别写下了《襄阳曲四首》、《襄阳歌》和《南都行》等涉及当地风土人情、历史名人及典故的诗文。在《襄阳歌》中,李白提到的历史名人中有晋朝的名士山简和羊祜,也提到了襄阳名胜岘山“堕泪碑”等,但只字未提诸葛亮。而在《南都行》中,李白不仅提到了陶朱公范蠡,五大夫百里奚等南阳历史名人外,还有“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的句子。除此之外,李白还在一首以诸葛亮自况的《留别王司马嵩》诗中感叹道:“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父吟。”由此可知,李白心目中的诸葛亮是南阳、而不是襄阳历史名人。另外,李白还曾作《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中有:“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垄亩躬自耕。”而“卧龙”当指地名。
由于这一时期的大量文献是记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和诸葛亮开始由历史人物向艺术形象的过渡,南阳纪念诸葛亮的祠庙有所扩展,南阳诸葛庐也随之名扬天下,刘禹锡的《陋室铭》便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 宋人坚持诸葛亮躬耕南阳说,并对襄阳隆中与诸葛亮的关系作了解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初,琅琊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彻底否定了习凿齿、郦道元的隆中东汉属南阳说,视隆中为诸葛亮“寓居地”。南阳说的愈发巩固,也使南阳武侯祠的规模不断扩大,从绍兴八年(1138年)岳飞过南阳谒武侯祠时手书武侯出师二表跋文中的“细观壁间昔贤所赞文辞赋及先生祠前石刻二表”诸文字可知,当时的南阳武侯祠已颇具规模了。
元明时期,官修史书持诸葛亮躬耕南阳说,襄阳方志承认隆中汉代不属南阳郡。
元代咏赞南阳卧龙岗和襄阳隆中的诗赋主要有周伯琦的《南阳武侯庙》、崔某的《望卧龙岗有感》和元介翁的《隆中草庐歌》等。而这一时期,国家严肃的历史地理书籍依然持诸葛草庐南阳说,如《大元一统志》在卷3河南江北行省《古迹》中载:“卧龙岗在南阳县境,诸葛孔明躬耕之地。” 《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官修历史地理专著,在这部专著中,诸葛亮躬耕南阳说的观点贯穿始终。该书卷30中载:“卧龙岗在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中。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岗云。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处。”同书卷60襄阳府《山川》条又载:“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书院,汉诸葛亮尝隐于此。”从表面上看,《大明统一志》似乎是两说并存,但细心玩味不难看出,该书认为隆中只为孔明当年“尝隐”之地,而躬耕地和草庐是在南阳。如果我们再注意了总编纂李贤在卷30“南阳流寓”条和卷60“襄阳流寓”条之后,此问题就更一目了然了。对于前者李贤曾说:“诸葛亮,本琅琊人,汉末避乱寓居南阳之西岗,躬耕陇亩。”而在其后者该书云:“诸葛亮琅琊人,寓居南阳,往来隆中。”官修史书记载如此,而襄阳方志对隆中东汉时的归属这一关键问题也有明确态度,如万历《襄阳府志》载:“万山以西,汉水以北为南阳邓县所辖。”襄阳隆中在汉水之南,自是历史地理的史实 。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明确点明：“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是诸葛亮早期随其叔父诸葛玄生活，说明两人一起到过襄阳。二是诸葛亮在襄阳的时间应该是在建安初年，而非其他时间段。三是司马光在这里为什么要用“寓居”而不用“躬耕”？“寓居”不是“躬耕”的同义词，司马光应该是清楚的。四是司马光清楚地点明了“襄阳隆中”这个地点，对这个令 “襄阳说”非常头疼的史料。寓居襄阳隆中”就是《资治通鉴》对东汉末年隆中区划归属问题的最明确阐述。《资治通鉴》是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襄阳隆中仅仅是其躬耕南阳前的“寓居”之地。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次提及“南阳”这个地名，其地理指向非常清楚。如卷五十九：“（孙）坚前至南阳，众已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坚诱而斩之；郡中震栗，无求不获。前到鲁阳，与袁术合兵。术由是得据南阳。”《资治通鉴》这里提及的“南阳”显然就是南阳太守张咨所据的“南阳城”以及包括宛县在内的一小片地区，不可能是南阳郡，更不可能是指南阳郡所辖的任何不包括宛城在内的另外一个小地方，尤其是汉水南岸的隆中。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对诸葛亮“躬耕南阳”做任何的否定和修正，反而将隆中的地理方位明确认定为“襄阳隆中”；明确将诸葛亮在这里的活动定性为“寓居”而非“躬耕”；明确将诸葛亮与襄阳人士往来的时间确定为诸葛亮“躬耕南阳”之前的“建安初”；同时，摈弃和修订了一些前世杂史似是而非和相互矛盾的记载，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
文史记载，提到襄阳隆中，一般指“亮宅”、“亮家”、“寓居”等，提到南阳卧龙岗，一般指“诸葛亮躬耕地”、“三顾茅庐”、“卧龙诸葛”、躬耕南阳“、”躬耕陇亩“等。据史学专家考究和史志记载，诸葛亮一生居住过的地方很多，诸葛亮还曾在河南平顶山（诸葛亮叔父诸葛玄在平顶山逝世并葬于此地）、南阳市方城县、南阳市唐河县等地方居住过。1992年8月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诸葛亮躬耕地新考》指出，诸葛亮躬耕地并非一处，但最后是在南阳卧龙岗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