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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的篆刻生涯
—赵之谦篆刻
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颠峰。其中诸多的历史经典,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任颐、赵叔儒、易大厂,直至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始于明,盛于清中期,以丁敬、邓石如为代表,开派立宗,形成两大体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赵之谦初学篆刻之时,赵次闲、钱松还在世,皖派则有吴让之。赵之谦家在绍兴,离杭州不远,在当时的交通以及社会环境下,受地域影响,从浙派入手,便成
为必然。事实上赵之谦是从学陈曼生开始的。他36岁时说:“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则尽弃之。”(《杭四家印谱〈附二陈〉序》)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弃曼生,却没弃浙派。在34岁与魏稼孙在福州相遇之前,一直有仿浙派的作品。这期间的作品,大约有近百方传世。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有年款的作品是24岁的两方:《躬耻》、《理得心安》。此时印风明显是浙派,但很快就发现有邓石如的皖派风格的出现。26岁前后刻的《陶山避客》,款称:“学完白山人作。此种在近日已如绝响。俗目既托为文何派,刻印家又狃于时习,不知几理,可慨也。”同期所刻的《蕺子》也是仿邓石如,而另一方《付以豫茂臣氏之印信》则称“略有秋景陁意”。约同年刻的《以豫白笺》和27岁刻的《郭承勋印》又明显是汉印风。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介于浙派、皖派、汉印之间,摇摆不定的。然而,他不满足于浙派、皖派和汉印,而是在寻求浙、皖两派合处的同时,上溯秦汉,进而将触角伸向汉碑汉镜等等。其取法之广,是前无古人的。
辛酉冬,避乱温州的赵之谦应在福建为官的老友付节子的邀请,航海到了福州。次年3月,魏稼孙来访,二人一见如故,结为金石交。二人的结交,对于赵之谦篆刻艺术来说,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魏稼孙虽不刻印,却对印学有精解,且好集印谱。赵之谦印名在外,魏早为之心仪。相见之初,互赠诗稿,赵为作书画。之后,一起探讨印论,并请赵为其刻印。赵之谦精于篆刻,而不好刻印,“以少有合故”(《何传洙印》款)。即便遇到魏稼孙这样的知音,也不轻易奏刀。魏稼孙深知其为人,故以激将法迫使其刻印。首先,魏提出为赵集印谱,索赵的旧作,所集不过几十方,不足以成谱。而且面对旧作,赵之谦自己也不能满意。为此,赵之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批量性的刻印,为自己,为魏稼孙,也为付节子等好友们刻。其次,二人探讨印论时,魏稼孙或有意将赵与丁敬、黄易等前辈高手相比,以为赵不及丁黄,这样激起了赵要与古人争雄的创作心理。赵在为魏刻《魏锡曾》、《稼孙》对印时,刻款道:“稼孙目予印为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又在《赵之谦印》刻款云:“龙泓无此安详,完白无此精悍”。又在另一方《赵之谦印》刻款云:“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之工”。更在《松江树镛考藏印记》刻款云:“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模印家立一门户。”本来就不服输,俯瞰千古的赵之谦创作欲被激发,一发而不收。他在致友人函中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这种创新欲望,应该说与魏稼孙的促使不无关系,而为赵编印谱是个关键性契机。
魏稼孙为赵集《二金蝶堂印谱》是壬戌夏开始的。赵之谦大量创作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约半年而成初稿。次年的秋冬魏至京小住,新增部分作品,而后随刻随寄,直到甲子年,才完成印谱。在壬戌、癸亥、甲子(34至36岁)3年中,赵为魏稼孙刻二十多方,为同年同事老友胡澍刻近二十方,为金石家好友沈均初(应读为韵初)刻30余方。加上自用印及为其他好友的所刻之印,三年刻印二百余方,占赵之谦一生刻印的一半多。
大批量的精心创作,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为了补充《二金蝶堂印谱》,另外一个原因,是篆刻前辈吴让之的存在和刺激。 (1799~1870年)长赵之谦30岁,是当时惟一的前辈篆刻巨匠。魏稼孙在决定编《二金蝶堂印谱》之初,便拟请吴作序。癸亥夏秋之际,魏专程到泰州访吴让之,出示《二金蝶堂印谱》初稿,吴应请为作序,中云:“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赵之谦得印谱序后,以为吴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如想象那么高,仅称自己“已入完翁室”。这对赵之谦来说恐怕是个不小的刺激。也促使他去开创新局,超越皖派。
这期间的二百方作品已看不到浙派风格了,而且形式多样,变化丰富,某些印章反差极大。印风虽然未能统一,却能反映出赵之谦一心想要开辟道路的追求。
约三十四岁刻的《悲翁》,款云:“由宋元刻法迫秦汉篆书。”—追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强调刀笔的统一和秀美的结体。35岁刻的《会稽赵氏双勾本印记》,《之谦》连珠印,《二金蝶堂藏书》等等,是其中精品。
约同年刻《魏锡曾印》,款云:“此最平实家数,有茂字意否?”—追求汉印平实中见朴茂的境界,开赵叔儒、陈巨来为代表的近代海派印风。此类以汉印为蓝本的作品是这个时期赵之谦白文印的主要取向。同年的《二金蝶堂》,35岁刻的《赵之谦印》,36岁刻的《吴潘祖荫章》等等,皆为此类精品。
约三十六岁刻的《郑斋所得》,款云:“略似六国币。”—取法汉金文,追求线条的爽朗,结构的巧妙,平中寓奇。《灵寿华馆》、《镜山所得金石》等是此类名品,开黄牧甫印风。35岁刻的《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巧妙构思也是黄牧甫印风的基础。
35岁刻的《积溪胡澍川沙沉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以《莱子侯刻石》为形式,以篆书为形体,追求古拙浑厚,启吴昌硕印风之萌。《灵寿华馆》(款称法啶君开褒斜道碑)等印是为同类。
34岁刻的《锡曾审定》,继31岁刻《丁文蔚》之后,再次尝试单刀直入,开齐白石之先河。
35岁刻的《巨鹿魏氏》,加十字界格,师法秦印,强调刀笔并重,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真正去接近秦印,古典而现代。在此之前的所谓“师法秦汉”,是只师法汉印而已。这种实践,为吴昌硕及以后的印人提供了新的模式。新发现的《灵寿华馆所藏金石记》属于此类。37岁之后直至44岁的8年间
虽然也为自己刻了若干好章,有38岁刻的《为五斗米折腰》,约四十一岁刻的《安定佛再世坠落娑婆世界凡夫》,43岁刻的《汉学居》,44岁刻的《金石录十卷人家》等等,这是他印风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可惜,八年间所刻也不到70方。在10年赶考,4次礼部试均告失败之后
44岁的赵之谦心灰意冷,转求实务,呈请分发,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为官是他的理想,他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爱好—篆刻。在壬申春(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之后,南下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赵的江西任上同事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54岁为潘祖荫刻《赐兰堂》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
缺乏知音大概是他在江西不刻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好像是失去了篆刻创作的原动力。观其一生所刻,皆是为自己及亲朋好友所作,绝无泛泛的应酬作品。他曾在杭州(42岁)以字画为生,晚年也有过应酬,但却从未以篆刻鬻食,这表明了他不愿以篆刻为生的态度。也可知其对篆刻艺术爱好的纯粹。
我们不能不为他惋惜,毕竟他是在盛年息刀的,这是赵之谦的一件憾事,也是篆刻史上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