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福的开国劳模曾广福
1952年7月，担任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的曾广福，到新乡市开会。回来时，乘火车到安阳，会务组发给他5万元（合新币5元）路费，让他自己搭车回家。钱一到手，曾广福就打开了小算盘：这5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不能随便花，得派个正经用场。考虑之后，他走进了商店，走来走去往货架上看，看到了雨伞和手电筒。他想，这两件东西不错，饲养员夜里照看牲口，需要照个亮；阴天下雨收拾草料，也需要个挡雨的家什。买下之后还剩下一点钱，思谋半天，最后又买了100双筷子。他的想法是，我是代表群众来开会的，回去一家发一双筷子，也算是个纪念。
东西买完了，腰包空了，天也傍黑了，曾广福甩开大步兴冲冲地上了路。心里想，夜里赶路，不花住宿费，不挨太阳晒，一举两得。
一滴水没喝，一口饭没吃，曾广福连续奔走一夜加一上午，终于走完了135公里路，带着两脚血泡回到了董杜庄。 1953年秋的一天，曾广福接到紧急通知，让他到聊城参加一个会议。当时莘县到聊城刚通车不久，只有几辆木炭客车，运行很不正常。为了不误开会，县政府临时雇了一辆人力车，送曾广福去聊城。这下可难坏了曾广福：坐吧，让别人拉着自己，这种事从来没有办过；不坐吧，车已经雇好，钱也开出去了，没法退。正在犹豫间，几位领导同志不由分说，把他推到车上。车夫拉起来就走，曾广福在车上如坐针毡，浑身难受。
刚出北关，曾广福从车上溜下来，对车夫说：“你回去吧，我腿脚利落，自己走着去比坐车还快哩。”车夫不干：“不行，政府雇了我，我刚出城就回去，没法交代。”曾广福说：“外行拉架子，比划比划是那个回数就行呗！”车夫说：“到聊城40公里，你一个人得走到啥时候？还是上车吧！”曾广福执意不肯，说：“你要真过意不去，就陪着我走，你拉空车，我步撵，看谁走得快。”车夫无奈，只得同意。
两个人说着话走了一二公里路，曾广福问：“你这车好拉不？叫我试试。”车夫刚一松把，曾广福的一双大手就把他推进车厢里，自己拉起车来一溜小跑。不管车夫如何叫喊，都无济于事。车夫看曾广福不坐车铁了心，只好作罢。 1955年7月，曾广福接到一张350元的汇票，寄款单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说明栏中写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津贴”。
当时，350元可以盖好几间新房，有些人劝他盖房子，也有的说他“你整天为公事跑腿，鞋不知磨破了多少双，应该买辆自行车”；还有的劝他“把钱存到银行里，以后给儿子办喜事”。
曾广福谁的话也没有听，他说：“我的房子还能住几年，不用翻修；自行车是个新式玩意儿，现在还不是咱庄稼人骑的，等日子过好了，大家都骑上了自行车，你们不让我买我也买；儿女还小，结婚成家还早哩。这几百元钱虽说是汇给我的，实际上是人民的钱，应该用在公事上。”于是，他把350元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合作社的会计，算作集体收入。后来，全国人大又陆续寄来2000多元，曾广福除外出开会花去300元外，其余全部交给了集体。
其实，这不是他交的第一笔款。1949年，他当选为全省劳模，奖给他200斤小米，就都分给了大伙儿，自己一粒没留。1954年，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给他一条毛毯，他给了村里的贫困户。 1958年秋后，大跃进的风越刮越烈。地区要树一批高产典型，考虑到知名度，决定树董杜庄。
一天，地县领导专程来找曾广福，在一片已经收获的花生地旁，问曾广福：“这花生亩产多少斤？”“500斤！”
领导提示说：“这么好的花生秧怎么才能收500斤？我到别村去了，人家那里亩产5000斤。”
曾广福憨笑中透着机灵：“那可能是人家的种子好，明年我们也用他们的种子。”
领导又启发说：“过秤的时候你可能不在家，这花生肯定不止500斤。”曾广福说：“我亲自过的秤，错不了！”于是，董杜庄这个典型泡了汤，地区改树台前作典型，成绩是亩产谷子5000斤。地区组织到台前参观，曾广福量了台前的谷穗长度，又查了每亩的棵数，和台前的人争论开了：“你们的谷子每亩棵数和我们差不多，谷穗没有我们的大，为什么我们每亩800斤，你们每亩5000斤？你们既然产量比我们高5倍多，为什么爱国粮比我们卖得少？”问得人家无言以对。
回到村里，一位村干部告诉他，省城来的一位记者到董杜庄转了一圈，写了一篇亩产万斤粮的稿子，说是近几天就见报。曾广福一听火了：“马上派人到济南找那个记者，稿子不许发表。今后不管哪里的记者来写稿，党支部要严格把关，一句瞎话也不能说！” 1959年，大跃进兴起的集体食堂办不下去了，群众的生活成了问题。曾广福不顾打成右倾的危险，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向上级反映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终于，上级给董杜庄公社发下了15万斤救济粮。
粮食来了，曾广福主张马上根据各队的困难情况发下去，尽快解决群众饿肚子的问题。不料，县里派来的驻社工作组组长却不同意，一直拿“停一停”、“等一等”这样的话搪塞。
停了一段时间，函丈村一年一度的古会到了，工作组长下令动了救济粮，派人磨面，准备到古会上卖丸子、卖包子趁机赚它一笔钱。曾广福一听火了，立即找到工作组长，质问道：“国家给的救济粮，你挡着不发，群众饿得眼冒火星子你不管，反而要拿救济粮赚大钱，发国难财，这种做法我坚决反对！”
工作组长也来了硬的：“我是工作组长，你是公社副书记，你得听我的！”曾广福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有权监督你，你要是真敢拿着人民的救命粮赚黑心钱，我就把你告到北京去！”
工作组长害怕了，救济粮很快发到群众手里。 1963年，小麦大丰收，原来的打麦场太小，必须扩大。一天下午，十几个劳力你来我往担水泼场，干到天黑，还有一亩大的一片没有泼完，只好收工。
第二天一早，大家担着水桶来到场边，却见场已全部泼完了。大家还在纳闷，忽听场那头麦秸堆里传来打鼾声，跑过去一看，是曾广福。只见他浑身湿漉漉的，两脚全是泥。原来他为了抢时间，一个人干了一通宵。
场压好了，小麦开始上场。曾广福打捆、装车、拉车，汗水湿透了褂子、裤腰，他也顾不得擦一擦。别人下晌吃饭，他自己看场，让人家捎两个干粮来垫肚子。夜里，他东场转到西场跑个不停，谁也不清楚他在哪里睡的觉，反正他白天黑夜都没有进过家门。
三天后，麦子全部上场，晒打开始了，曾广福却不见了。后来，有人看到场边上有一堆麦子一动一动的，扒开一看是曾广福。只见他脸色发黄，浑身发抖，原来他发开了疟疾。大伙儿要送他回家休息，他却死活不肯。一位社员提来一瓦罐凉开水，他捧起来咕咚咕咚喝了一气，用褂子抹了抹嘴，大手一挥：“没事了，来，翻场！” 改革开放初期，一天中午，一辆小轿车停在曾广福家门口，车上下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见了曾广福很有礼貌地说：“省里来咱地区商谈业务，涉及到你们企业，想请你面谈一次。”曾广福一听与本乡企业有关，便爽快地上了车。
车没有进地区机关，却进了一家豪华饭店。一进门，酒宴已摆好，一群穿着花里胡哨的人正在恭候。曾广福顿时警觉起来。那位干部模样的人说话了：“今天在场的都是地区和省里领导的子女亲戚，有事作难了，想请您老帮一把。”
曾广福装作满不在乎地说：“没有外人，摆这阵势干啥？有啥事，尽管说。”
“河南的一位朋友急需铝锭，托我们帮忙。我们几个啥关系都找了，就是办不成。听说国家计委有您的熟人，想以咱聊城地区需要为由，劳您大驾往北京跑一趟。如实在脱不开身，写封信也行。”曾广福一听明白了，原来是伙“倒爷”。他故意问：“要多少？”“100吨，少了不嫌，多了更好。”
曾广福又问：“有啥说法吗？”对方赶紧说：“好处费10万元，怎么样？要不行，再加两万活动费也可以。”
曾广福一听笑了，他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你们趁早别在我身上费劲了，‘曾广福’这三个字，搬座金山来也买不走！”
说到这个份上，这伙“倒爷”才知道今天请错了菩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