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现象的“王海现象”在现实社会的存在
作为一个原本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普通青年,王海绝对是个异数,他早已催生出众多的仿效者。在“王海现象”出现之后,公益打假、公益诉讼成为20世纪末中国的崭新词汇。福建龙岩的丘建东屡次针对公用电话乱收费,去打几毛钱、一两块钱的官司;郑州打工青年葛锐针对火车站候车室乱收几毛钱的入厕费,与堂堂铁路局一再提起诉讼,败而不懈,较真到底。他们以其“不经济”的诉讼方式不仅维护了消费者的部分权益,同时更将“王海现象”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
“王海现象”最直观的一个结果是促进了一些国有大中型商场从假冒伪劣天堂脱胎换骨的进程。当王海在天津对无入网证的无绳电话机提起诉讼的时候,当众多个人打假者纷纷出击“菌必治”的时候,所到之处,同类伪劣产品一时销声匿迹。相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正规军”打假来说,个人打假作为“游击队”,其直接作用可能显得微乎其微,但他们对于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催醒、激励、鼓舞,却有其独特的作用。
南宁事件后,记者曾就这个问题请教北京的何山老师,他对于王海的近况已比较生疏,但他十分镇定地说,只要《消法》第49条没有改,个人打假者就一直可以继续下去。
个人打假群体中,仍不乏一批执著打假并日益自我完善的真正英雄,他们有的和王海一样也开了公司,但仍未放弃个人打假索赔,他们也获得了或多或少的利润,没有像一些前行者一样,因“弹尽粮绝”、心力交瘁而成为个人打假舞台上的匆匆过客。
仔细分析这些个人打假的“不倒翁”,可以发现他们有3种打假的生存方式:一是纯粹的个人打假,看准对象,备足证据,每次购买数额不大的假货,在与商家的“私了”(协商)中获取短平快的效益————他们不仅要防备商家的抵赖甚至报复,还要小心避免一旦告上法院后被法院否认其消费者身份带来的困境;二是公司打假,在积累了相当的调查能力之后,接受厂家的委托,帮助厂家调查假货源头,向公安机关举报,和政府部门联手打假;三是两者相结合,一边从事公司打假业务,一边有选择地打假索赔,借此赢得媒体和舆论的支持,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即便在这两年的困难时期,当初一度负债累累的臧家平、叶光等人,目前也已“脱贫”。
个人打假者的真正的生命之源来自于民众和假冒伪劣,假冒伪劣泛滥的局面一日未得根本性好转,老百姓由此而生的恐惧、愤怒和期盼便一日不会消失,个人打假者作为政府打假的补充力量的作用也永远不会丧失。
《南方周末》记者曾对王海笑言,你现在已经被“毁容”了。王海一脸苦笑:我知道,无所谓。转而又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最大的作用就是启蒙,这个作用早已实现,我没有太多的奢求。
现在,个人打假形势更加恶化,作为“王海现象”的“开山师祖”,王海本人也已被部分“毁容”,并一再声称退出个人打假领域的时候,个人打假的路还能走多远?
即便王海走了,“王海现象”仍将继续。

2025-03-03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