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念的悬念的艺术
悬念的形成、保持和加强，还需要依靠“抑制”和“拖延”的艺术手法，有的剧作理论也称之为“延宕”或“缓解”。它指在尖锐的冲突和紧张的剧情进展中，作者利用矛盾诸方各种条件和因素，以副线上的某一情节或穿插性场面,使冲突和戏剧情势受到抑制或干扰,出现暂时的表面的缓和，实际上却更加强了冲突的尖锐性和情节的紧张性，加强了观众的期待心理。延宕手法的另一种方式，是在冲突的紧张时刻突然落幕，造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和间隔，从而大大加强了艺术效果。
悬念和延宕交替进行的格式，与观众看戏时的精神忍受限度有关，始终不懈的紧张，只会使观众感到疲惫，暂时的缓解，是调节情绪，为进一步紧张作精力上的准备。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矛盾的发展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必然迂回曲折有进有退，也必然会产生想不到的变化。要懂得如何在戏里安排悬念，首先必须熟悉生活中事物发展的规律，戏剧悬念的美学价值在于是否符合生活发展规律，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 突转，也称陡转、突变，指剧情向相反方面的突然变化，即由逆境转入顺境，或由顺境转入逆境。它是通过人物命运与内心感情的根本转变来加强戏剧性的一种技法；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它可以是主人公对自己身份或者与其他人物关系的新的发现，也可以是对一些重要事实或无生命实物的发现。在创作实践中，发现通常总是与突转相互联用或者同时出现，剧本往往通过发现来造成剧情的激变。例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第四场，俄狄浦斯为了解救城市的苦难，全力以赴查访杀父娶母的罪人，最后由于报信人无意之中透露真情,发现正是自己在无意中犯下了这一罪孽，于是,一个公正贤明的国王成了一个自我放逐的瞎眼乞丐。
最早提出发现与突转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第十、第十一章中认为发现与突转是情节的主要成分。长期以来，这两种手法被认为是编剧艺术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技巧,并被广泛使用。在剧本创作中,好的突转场面不光着眼于剧情的起伏跌宕，而且立足于人物刻画，力求通过情节的合情合理的突转写出人物剧烈丰富的心理变化与感情活动。 根据人物的梦境、幻觉、遐想、回忆等心理活动来组织舞台时间和空间，把过去、现在、未来相互穿插、交织起来。追求主观真实的现代派戏剧常采用这种结构方式。它主要导源于“意识流”。如A.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贯串始终的是威利的心理冲突和潜意识活动，作者通过威利的神思恍惚、自言自语，在下意识中听到笛声、笑声，把舞台时空自然地过渡、闪回至以往，又通过第三者的打断，使之回到现实，以此形象地展现人物一生的悲剧命运。
时空交错的结构方法，突破了传统戏剧按客观时序反映生活的局限，通过多层次、多变化的时空组织，表现人物隐秘复杂的内心生活。但由于人的意识活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跳跃性，使用不当，也会形成情节结构上的凌乱、模糊。
中国戏曲由于不拘泥于舞台的写实性，时间与空间的运用历来比较自由，也有一些戏局部使用时空交错的结构手法，着重表现人物内心活动，但不像现代派戏剧那样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与跳跃性。 悬念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结构手段，古往今来，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艺术领域，其中，以戏剧及影视艺术见长。如，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开端是从忒拜城的瘟疫写起的，开场时的悬念把当时的情势和以前的事情联系起来。其后，情节就在揭示悬念的驱动下，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直至国王俄狄浦斯在查访过程中，发现凶手竟然是自己。这样的“悬念式”开头也为其他许多剧作家所采用。
在以阿加莎·克里斯蒂娜、柯南道尔为代表的一系列悬疑小说中，不少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如侦探小说中的经典《东方列车谋杀案》、《尼罗河谋杀案》、《大侦探福尔摩斯》等。在推理和悬疑两种不同艺术架构方式中，文学作品华丽转身为戏剧艺术，悬念在这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是戏剧艺术中处理悬念概念的至高追求。逻辑缜密、情节合理的悬念设置在戏剧，这一需要观众时刻保持鲜活的注意力和紧张感的艺术形式中，尤为重要。
戏剧文学情节一般可以概括为“起”“承”“转”“合”四个部分。“承”和“转”是剧本的“中段”。“承”是上承他事，是事件的发展部分，由开场中事件的起因而来，并按着事件内在的规律发展。作为从开头到高潮的中间部分，“承”是十分重要的过渡，虽然戏剧的情节都是朝着高潮奔去的，但是如果事件一发生就直奔高潮，显然无法满足观众的戏剧心理和审美情趣。因而在“承”的部分，剧作家常常运用“延宕”手法使戏剧情节曲折向前，而“延宕”-这一典型悬念手法内置结构，也再剧作文本的创作过程中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