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事件的缉凶
一声沉闷的枪响，一颗罪恶的子弹，不仅中断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中断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希望纳入世界民主规范与轨道的进程，打碎了无数仁人志士美好的民主梦想。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社会各方都希望尽快侦破宋教仁被刺一案。案件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他闻讯后当即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黄兴与陈其美各方联络，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悬赏万元缉拿凶手；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沪宁铁路局认为凶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路局声誉，也主动拿出5000元赏金缉凶……
随着侦破工作的有力开展，原本扑朔迷离的案情真相，如剥笋般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身材矮壮、满脸横肉的凶手——原清军武官、山西人武士英被抓。可他并不认识宋教仁，也不知道所杀何人，只是流落上海生活无着，为了1000元大洋赏金，按他人提供的照片，如此制造了震惊天下的“宋案”。一番审讯之后，武士英很快就供出了主使人——江苏驻沪巡查长、中华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应桂馨曾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庶务科长，孙中山发现他品性不佳，为人奸诈阴险、骄横跋扈，将其撤职。此后，应桂馨便来到上海谋职。上海租界巡捕房紧急搜查了位于法国租界的应桂馨住宅，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一位名叫周南陔的警探灵机一动，以计谋骗得应桂馨一名小妾的信任，从一个藏在墙角洞穴中的小箱内，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信件与电报。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电报、信件竟与北京政府有关，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国务秘书洪述祖——此二人乃袁世凯心腹。事关中国政局，缉查此案的巡捕房不得不慎之又慎。但无可更移的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宋案确与国务院相连，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有推脱不掉的责任与无法洗清的嫌疑。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孙中山再也无法安心开办实业修造铁路了，宋教仁遇刺，凭直感，他觉得此案与袁世凯有关，于是他马上结束日本访问行程提前回国。3月25日他抵达上海，当天召开国民党高层干部会议，认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宋教仁遇刺时，黄兴正在现场，当时一气之下，就想以同样方式予以还击，用暗杀手段对付袁世凯。后来冷静下来，觉得已是民国时期，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不能轻易动用武力，应按法律程序解决。4月16日、17日，应桂馨、武士英两犯由租界引渡到中国上海司法当局，所有与案情有关的证据全部移交。在黄兴、陈其美等人坚持下，上海地方法庭决定于1913年4月25日公开审理宋案。
然而，就在开庭审理前一天，凶手武士英竟在严密的监护下中毒身亡。凶手目的昭彰，显系杀人灭口，以掩盖真相，干扰司法。本已明朗的案情急转直下，再次陷入迷雾与僵局之中。4月25日夜，程德全、应德闳将宋案案情侦查情况及相关证据通电公布。《民立报》、《国风报》、《国光新闻》等全国报纸闻风而动，纷纷发表文章，称北京政府为“万恶之政府”，抨击“政府杀人，政府暗杀人”。一时间，全国各地因刺宋案激发，变得动荡不安。
对于如何妥善处理和解决刺宋一案，国民党内部分歧很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此时的孙中山，可谓完全看清了袁世凯集权独裁的真实面目，认为靠法律无济于事，只有迅速组织军队，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说：“若有两师军队，我当亲率北上问罪。”而以黄兴为首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则认为，一旦开战，列强就会乘虚直入再次瓜分中国，况且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相比，实力远远不及。会议一次次地召开，双方认识不同，各执一端，也就无法制定具体而有力的应对措施。
直接凶手武士英已死，供出的幕后主使人应桂馨万般抵赖，与应桂馨电函往来的洪述祖逃入青岛租界，一时间又找不到赵秉钧授意暗杀的充分证据，刺宋一案极有可能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