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第二十七章 西方哲学的传入

Answer 1

任何哲学思想体系都会被人误解和误用。朱熹主张人应该由“格物”入手，从中得到永恒之理。但朱熹本人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个原则。他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对经书的研究上。他不仅相信有永恒之理，而且认为古圣先贤的言论就是这种永恒之理。这个学派的思想被统治者树立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加重了它的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色彩。

陆王是对保守主义的一种革命，到王守仁，这种革命达到高潮。他说每个人的“自觉”是每个人“本心”的内在亮光，人凭自觉会立刻知道自己的意志或思想是对还是错，然后结合具体情况决定具体该怎么做。

但王守仁的哲学同样被误解和误用。王守仁的追随者似乎相信自觉可以把样样事情都告诉人，包括“知道怎么干？”，这就达到荒谬的地步。

一位书生游寺遭寺僧冷遇，寺僧却对前来的大官毕恭毕敬。书生责问寺僧，寺僧说：“敬乃不敬，不敬却正是敬。”书生听了，打寺僧一巴掌。寺僧气问为何打人？书生说：“打乃是不打，不打却是打。”这是对心学和禅学的一种讥讽。

明朝被清朝取代后，程朱学派的理学和陆王学派的心学遭到知识界的抵制。他们批评更新的儒学在禅宗和道家的影响下，曲解了孔子的思想，把儒家思想原有的实践方面丢失殆尽。它们貌似儒家，更容易把人引入歧途。

从哲学本身来讲，这种指责并无意义。更新的儒学是儒学、佛学和道家思想（经过禅学）、道教思想的融合，是发展，是得不是失。

清朝学者提倡“汉学”。西汉离孔子的年代较近，佛学还没传入中国，此时期的儒家经典更符合孔子的原意。更新的儒学称为“宋学”。“汉学”和“宋学”之争是这一时期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清代汉学家重视古代文献的研究，在古书校勘、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等方面做成巨大成就。

明代书生为应付科举，注意力集中在“四书”上，对其它典籍知之甚少。“汉学”使读书人一旦打开眼界，便很难一心只读圣贤书。清代“汉学”的成就，使学者对古代思想的研究兴趣又重新兴起。

明朝末年，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欧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把当时欧洲的天文、数学成就介绍到中国。

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民族差异来区分自身和外族。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它的民族拥有发达的文明。中国人对外来的文化往往是蔑视和抵触的。佛学的传入激起道教的兴起。西方文化的传入，也引起了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发起的孔教运动。

汉代经学分为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学派深信孔子创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奉孔子为超人。康有为过之无不及。他从古代文献中找出许多材料，力图把儒家建立为一种宗教，建立相应的孔教组织。他在一九零二年著《论语注》时说：“孔子生当居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

康有为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这场改革只进行几个月就被镇压。康有为认为自己并不是鼓吹西方文化，而是为了实现中国古代孔子的思想。他在《大同书》里描绘孔子学说预见到的人类进化到第三阶段“太平世”的世界。这部书如此的大胆，如此的革命化，使最大胆的未来社会空想家都为之吃惊。

二十世纪不是热衷宗教的世纪。凌驾于基督教之上传来的科学和宗教正好背道而驰，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孔教运动也早已夭折。

应当提到，直到一八九八年，人们对西方哲学的知识十分有限。人们所知道的西方文化，除了坚船利炮外，只限于科学和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