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为什么成了贬义词？
公知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主要是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自居，其实并没有正真的独立性，也没有价值中立的批判精神，主要宣扬所谓的知识自主性。他们的很多言论，已经突破了底线。他们的立场，已经站在了对立面。就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性。他们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说出一些有悖常理，让人觉得荒唐可笑的话来。
事实上，“公知”也必须存在。无论公知们如何相互攻击和谩骂，永远比没有“公知”强。因为一个没有“公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已经令所有人绝望的社会：连知识分子都不再有对社会的大关怀，或者说是压制自己的这种关怀，这个社会就一定心脉已断。
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对中国目前的公知提出更高的要求。“公知”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相互攻击的水平上，他们的讨论必须有一定的科学证据和理论的支持，而不能仅仅因为立场。甚至，尽管大方向肯定重要，公知也不能停留在提出社会应该有的大方向（“左”还是“右）”的水平上。
中国目前的公知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媒体人士。这类人士通常都读过不少历史，也见过很多世面。第二类是文史哲和法学学者出生的公知。这些人士在某些领域的钻研超过第一类人士。第三类是基于社会科学的公知。
也就是说，这一类人首先是好的社会科学家，做出过出色的社会科学研究，然后才是公知。一个直觉的判断是，中国目前的公知主要是前两类。而我认为，中国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类公知，即，基于好的社会科学的公知。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社会科学的首要，甚至是唯一职责，是为制度设计和变迁准备知识基础。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有相对好的治理，都必须有发达的社会科学。西方近现代的崛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率先发展了社会科学，并且在很多制度设计上运用了社会科学所生产的知识：“坚船利炮”背后是一个相对好的制度体系。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善治和良政在中国扎根成长，每一个好的中国社会科学家都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知识传播到公共领域，并且试图影响社会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进程。毕竟，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因此，每一个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好的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是公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