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18.1:殷有三仁行各异,善有端曲宜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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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译文】
微子离开了殷纣王,箕子沦为他的奴隶,比干因劝谏他被杀。孔子说:“殷商之末有三位仁人。”
【注释】
“微子”,纣王的同母兄长,因封地在微,故称“微子”。周朝建立后被封于商朝旧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成为宋国的开国国君,故以宋为氏,又称“宋微子”。其弟微仲是第二代宋君,也是孔子的十四世祖。
“之”,指纣王。商朝末代君主,又称“商纣王”、“殷纣王”。因其极度荒淫无耻、暴虐无道,而与夏桀并称“桀纣”,成为暴君的代名词。
“箕子”,纣王的叔父。因封地在箕(音“基”),故称“箕子”。商灭周兴之后,箕子率众向东迁徙,在今朝鲜平壤一带建立了“箕子朝鲜”。
“比干”,纣王的叔父,因封地在比,故称“比干”。
“殷”,即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也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因始建之君为夏朝的商国之君成汤,故灭夏后便以“商”为号。商朝国都起初迁移频繁,直到迁至“殷”后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评析】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纣王为人利口善变、头脑敏捷,兼且勇力惊人,但是傲慢拒谏、文过饰非,极度暴虐荒淫。“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太师即箕子,少师即比干。但箕子和比干都不肯走。“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另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为也。乃披发佯狂而为奴”。是故子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纣王无道,微子等三人皆屡加劝谏,这便是“以道事君”,乃仁人之举。是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至于三者或“去之”,或“为之奴”,或“谏而死”,其行迹则各有不同,而“三仁”亦各有端曲。
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须知“不可则止”并非“不可则死”;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参见《善读「论语」5.2》)。可见孔子并不反对邦无道时的自我保护;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参见《善读「论语」15.7》)。可见孔子亦不反对邦无道时的退隐不仕;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参见《善读「论语」7.11》)。可见孔子绝不主张作无谓的牺牲,而是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所谓“惧”,并非惧其事,而是惧无所“成”;所谓“成”,非指成其事,乃指成其仁。
子曰:“好仁者,无以尚之”。仁道的价值至高无上,虽以生命之宝贵,亦不能超越其上。因此,孔子并不反对必要的牺牲。只是这种牺牲必须必要,不可无谓;必须慎重,不可轻忽。是故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参见《善读「论语」15.9》)。就是说,只有在“求生”而有害仁道之时,才能“无求生”;只有在“杀身”方可成仁道之时,才能“有杀身”。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只有在“生”与“义”无法两全时,方可“舍生而取义”,否则“舍生”本身即属不义。
由此观之,“微子去之”,与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主张最为相合。而箕子“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之言,以及比干“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之言(假定这真是他们所言),则与孔子的一贯主张较有出入。至于“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则不仅无助于使纣王弃无道而就有道以“成仁”,反而更增纣王罪业,成为纣王暴虐无道的罪证之一,也成了箕子自己所反对的“彰君之恶”。
当然,孔子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和“微子去之”,只适用于无道之君;而箕子、比干的“为人臣”之言,则只可用于有道之君。若以无道为有道,以有道为无道,则属不明不智;不明不智,也就无以成仁。正如孔子所言:“未知,焉得仁?”
能使恶人弃恶从善,当然是“仁”。若不能使恶人改善,那么便使恶人没有机会为恶,其实也是一种“仁”。“微子去之”,便属于这后一种“仁”。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译文】
微子离开了殷纣王,箕子沦为他的奴隶,比干因劝谏他被杀。孔子说:“殷商之末有三位仁人。”
【注释】
“微子”,纣王的同母兄长,因封地在微,故称“微子”。周朝建立后被封于商朝旧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成为宋国的开国国君,故以宋为氏,又称“宋微子”。其弟微仲是第二代宋君,也是孔子的十四世祖。
“之”,指纣王。商朝末代君主,又称“商纣王”、“殷纣王”。因其极度荒淫无耻、暴虐无道,而与夏桀并称“桀纣”,成为暴君的代名词。
“箕子”,纣王的叔父。因封地在箕(音“基”),故称“箕子”。商灭周兴之后,箕子率众向东迁徙,在今朝鲜平壤一带建立了“箕子朝鲜”。
“比干”,纣王的叔父,因封地在比,故称“比干”。
“殷”,即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也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因始建之君为夏朝的商国之君成汤,故灭夏后便以“商”为号。商朝国都起初迁移频繁,直到迁至“殷”后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评析】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纣王为人利口善变、头脑敏捷,兼且勇力惊人,但是傲慢拒谏、文过饰非,极度暴虐荒淫。“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太师即箕子,少师即比干。但箕子和比干都不肯走。“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另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为也。乃披发佯狂而为奴”。是故子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纣王无道,微子等三人皆屡加劝谏,这便是“以道事君”,乃仁人之举。是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至于三者或“去之”,或“为之奴”,或“谏而死”,其行迹则各有不同,而“三仁”亦各有端曲。
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须知“不可则止”并非“不可则死”;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参见《善读「论语」5.2》)。可见孔子并不反对邦无道时的自我保护;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参见《善读「论语」15.7》)。可见孔子亦不反对邦无道时的退隐不仕;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参见《善读「论语」7.11》)。可见孔子绝不主张作无谓的牺牲,而是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所谓“惧”,并非惧其事,而是惧无所“成”;所谓“成”,非指成其事,乃指成其仁。
子曰:“好仁者,无以尚之”。仁道的价值至高无上,虽以生命之宝贵,亦不能超越其上。因此,孔子并不反对必要的牺牲。只是这种牺牲必须必要,不可无谓;必须慎重,不可轻忽。是故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参见《善读「论语」15.9》)。就是说,只有在“求生”而有害仁道之时,才能“无求生”;只有在“杀身”方可成仁道之时,才能“有杀身”。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只有在“生”与“义”无法两全时,方可“舍生而取义”,否则“舍生”本身即属不义。
由此观之,“微子去之”,与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主张最为相合。而箕子“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之言,以及比干“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之言(假定这真是他们所言),则与孔子的一贯主张较有出入。至于“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则不仅无助于使纣王弃无道而就有道以“成仁”,反而更增纣王罪业,成为纣王暴虐无道的罪证之一,也成了箕子自己所反对的“彰君之恶”。
当然,孔子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和“微子去之”,只适用于无道之君;而箕子、比干的“为人臣”之言,则只可用于有道之君。若以无道为有道,以有道为无道,则属不明不智;不明不智,也就无以成仁。正如孔子所言:“未知,焉得仁?”
能使恶人弃恶从善,当然是“仁”。若不能使恶人改善,那么便使恶人没有机会为恶,其实也是一种“仁”。“微子去之”,便属于这后一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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