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永不背明到断绝来往：看朝鲜王朝是如何与明王朝渐行渐远的？
朝鲜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朝鲜原封不动地继承高丽末期的对明“事大”外交方针，企图以此来保证：政治上李氏王权的安定；经济上物资交易的要求；文化上先进文化的来源。因此，明朝与朝鲜的外交，在朝鲜视为重大国策。 朝鲜基于“事大”政策，面对明朝政治变化，往往是调整与应对，藉此取得较大利益，增进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
一、朝鲜初期的局势及对明政策的确立朝鲜王朝建立后，就以 思想上的“抑佛崇儒” 、 外交上的“事大交邻” 和 经济上的“以农为本” 为基本国策。
朝鲜把明朝尊为宗主国，对明朝采取事大主义，以示敬意；对女真、日本、蒙古采取交邻主义，以强调平等之意。“事大”是上下的、向心的关系，属于不平等的关系。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国际环境下，朝鲜与明朝交往的特殊形式。
事大主义的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每年的“朝贡”赴京使团。从朝鲜王朝建立开始，在朝贡体制下，两国一直保持着建立在汉文化礼仪之上的稳固的政治外交关系。而“交邻”是平行的、松散的关系。
李成桂一直是比较亲明的，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高丽国王辛禑与崔莹合谋攻打辽东之时，当时镇守北边的将领李成桂就上疏谏阻，说出师有“四不可”，第一条即是“以小逆大”之不可。在谏疏不被采纳的情况下，李成桂以兵谏阻止了那起“以下犯上”的事件。
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此前的高丽王朝长达近五百年，在其国内有深厚的基础。李成桂虽然夺取了权力，但国内仍然存在着一些反对势力，政权尚不稳固。
“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李成桂想要在国内站稳脚跟，仍须遵循高丽的旧路，寻求取得明朝的册封。 因此，李成桂政权建立后，事大主义就成为朝鲜对明外交的基本策略。
同时，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由于朝鲜长期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因此，包含着君臣关系规范的事大理论也被他确立为处理朝鲜与明朝之间关系的基本理念，也是朝鲜把儒家礼治当作立国之本的具体反映。
为此，李成桂对明展开了积极的“事大”外交，积极主动地与明改善关系，诚心诚意要与大明修好，借以消除高丽末年政权频繁更迭给两国关系蒙上的阴影。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七月，李成桂在废黜高丽末王王瑶而亲即王位之后，就命知密直司事赵胖作为正使前往明朝通报情况，没有马上更改高丽国号，对明外交也未称王，仅称“权知国事”。新朝国号也请求明太祖裁定，以此表明认同明朝的中华正统，中国天子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李成桂对明展开了积极的“事大”外交，积极主动地与明改善关系
从1392年7月到12月，在半年的时间里，李成桂先后六次派遣使团来明朝，最终得到了明太祖的承认，信奉儒学的朝鲜王朝获得了外在的合法性，并与明朝建立起密切的宗藩关系。
使臣带回朱元璋的旨意后，李成桂宣布“可自今除‘高丽’国号，尊用‘朝鲜’之号。”以后的朝鲜，就在“事大”的原则下发展与明朝的交往，一切以明朝为归依，成为明朝最为重要的藩属国。请求中国皇帝赐予国号，在朝鲜历史上也仅此一次。
此外，朝鲜还专门纂修了《事大文轨》，具体规定与明交往的各项礼节、制度等，这也是其他朝代未曾出现过的。
朱元璋虽赐朝鲜国号，却并未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所以，李成桂只能以“权知朝鲜国事”的身份属理朝鲜政务。
朱元璋不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的原因，一是中国奉行君臣大义，对于高丽的权臣废立以及所发生的朝代更替，心中不能毫无遗憾。其二，朱元璋对朝鲜的开国国君李成桂存有一个误会，即将李成桂当作了高丽权臣李仁任之子，并将之载入《皇明祖训》。这样一来，李成桂父子连弑高丽四代君王，过恶自是不轻。
朱元璋虽赐朝鲜国号，却并未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
事实上李成桂乃是全州（位于全罗道）世家，其父李春仕恭愍王官至户部尚书。
对于朱元璋将李仁任的过恶加在自己头上，李成桂自然感到十分委屈， 所以多次上奏明朝，请求予以改正。
这一时期，明朝与朝鲜的交往颇不融洽，边界纠纷、女真问题、表笺事件，接连发生摩擦，但并不影响李成桂对明朝政权正统地位的认同。这样，当时的两国关系便在明廷承认李氏政权，又不正式对李成桂册封的情况下进行，明朝与朝鲜的关系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但 李成桂定下的事大之策，为其后继者世代相承，成为朝鲜王朝世代遵循的国策，构成朝鲜与明朝关系的基础。
朝鲜太祖三年（1394，洪武二十七年）六月，应朱元璋之意，李成桂派遣第五子靖安君李芳远亲自赴明朝贡。李芳远在知中枢院事赵胖、参赞门下府事南在的陪同下，出使明朝。
他在明京师期间，“帝引见再三，殿下敷奏详明，帝优礼遣还。”李芳远之出使，使得朱元璋改变了对朝鲜的看法，成见有所减轻。
李成桂定下的事大之策，为其后继者世代相承
二、太宗朝外交政策的杰出实践1400年李芳远即位，即太宗，这是一位是颇有建树的朝鲜国王。在位期间，太宗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推动文化进步，为与明朝关系的全面恢复，尤其是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李成桂易代过程中，李成桂诸子中李芳远出力最多，其智慧及魄力也为他人所不及。
李芳远即位初期，正值明朝处于“靖难之役”时期， 李芳远利用明朝急需得到朝鲜战马以补充战争所造成的损失的机会，取得了在和平时期所不能取得的外交成绩，如建文帝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
燕王朱棣入继大统，朝鲜在得知明政权更迭的消息后，立即做出反应，李芳远迅速派使臣赴明贺朱棣登极，“以（河）斋为左政压贺登极”。同时，向永乐帝请赐新的浩命、印章。永乐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遣使以金印、浩命赐朝鲜国王李芳远”。
李芳远如此顺利地取得永乐帝的册命，除了明朝对于朝鲜依然有马匹的需求外，还源于李芳远与永乐帝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此前（1394），李芳远曾以世子身份出使过明朝，回国途中拜见了时为燕王的朱棣，得到亲切接待，“过燕府，燕王亲见之，旁无卫士，唯一人侍立，温言礼接甚厚。因使侍立者馈酒食，极丰洁。”从而为朝鲜与明朝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朝鲜建立初期的三朝，由于亟需取得明朝的册命以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对明展开了积极的“事大”外交，对于明朝的要求多委曲以从。到朝鲜太宗时期，双方外交关系已经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局面。
建文帝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
三、光海君的两端外交与仁祖反正光海君时期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发生过一些波折。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公开与明朝对抗。双方从各自的战略意图出发，都力图把朝鲜争取到自己一方，使朝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朝鲜与明朝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宗藩关系，背明为礼所不容。特别是壬辰战争时隔不久，明拯济朝鲜于水火之恩，也不容光海君背明。但朝鲜又必须正视来自后金的军事威胁。
光海君非常了解后金的军事实力，兵马之精强，不下于完颜。朝鲜亲眼目睹了努尔哈赤势力的发展，又不能也不愿意背弃父母之邦的明朝，只好努力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陷于尴尬境地的朝鲜，企图在日益强大的后金与宗主国明朝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实为光海君采取的不得己之举。
另一方面，明朝在册立光海君事情上的犹疑态度，也是成为光海君外交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当时朝鲜国王宣祖立世子时就认为长子临海君无能无德，而次子光海君“自幼好学，聪明端厚，又能斥纷华，简俭自奉”，以其为贤，希望明朝能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但明廷礼部以“主器必长子”为由，多次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
直到宣祖国王崩，明朝也始终未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光海君十几年都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得不到正统的世子身份。宣祖崩后，光海君已获得“权知国事”的身份，明神宗依然认为“立国以长”朝鲜舍长立幼，要查问清楚，再作定夺。
五个月后，明廷礼部方才上奏：光海君袭封已成事实，只得以“事在彼邦，姑从其便”，勉强册立光海君为国王。这件事深深影响到了光海君，造成了他日后斡旋与明与后金之间的原因之一。
光海君在明与后金之间保持观望态度，采取不背明、不怒金的两面外交政策。这种政策招致了明朝的不满，大学士徐光启甚至主张对朝鲜实行“监护”。
光海君的两端外交也招致了朝鲜群臣的极力反对。明天启三年（1623），光海君的侄儿李倧断然举兵，奉金大妃复位，光海君被废黜，流于江华岛，史称“仁祖反正”。 被废黝的主要原因，是光海君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参与明朝与后金的萨尔浒之役前，对前往助明抗金的都元帅姜弘立授以“观变向背”的密旨。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政局转折的关键一战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政局转折的关键一战，不仅对明朝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在明朝与朝鲜关系上投下了阴影。
光海君和仁祖的理念及外交政策不同。仁祖是在朝鲜国内亲明派的拥戴下上台的，亲明派认为光海君背弃了明朝的“再造之恩”，是对明朝的“不诚”，因此发动政变，迫其下台。
金大妃的宣谕无异为仁祖的政治宣言，他要通过否定光海君的外交政策来团结士人，以巩固自身的政权 。仁祖的上台结束了光海君“不背明，不怒金”的两端外交政策，尊奉“以小事大，保国之道”的外交原则。 仁祖的向明倾向恢复了二百多年来朝鲜与明朝关系的常态，完成了光海君在“事大”与“事强”之间游移到仁祖“事大”的一个转变。
仁祖在得到明廷的认可后，更加坚定的实行亲明排金政策，使得朝鲜和明朝在动荡的明朝末年仍然维持着相互信任的宗藩关系，双方又迈入传统的关系形态之中。
随着后金对朝鲜的入侵及明朝的衰亡，朝鲜被迫称臣于后金，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也随着形势的改变而走向结束。
皇太极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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