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诸葛亮的过失？

历史上，诸葛亮有什么过失？我只知道是街亭，诸葛亮错用马谡，此人刚愎

自用，抬高自己，招致街亭失守，刘备死前说过：此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

街亭失守对蜀国带来什么影响？

Answer 1

论诸葛亮的过失

诸葛亮是蜀汉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但其在领导行为上的战略失误、自知不足、不善育才、不当用人、不善授权、赏罚不平、不善纳谏等领导过失，使得蜀汉最先灭亡，蜀汉“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领导对组织管理的好坏具有决定性影响，是组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目标的带头行为。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蜀汉政权的主要领导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化身，在他辉煌的一生中，几乎计无不中，谋无不成，近乎神，而他又本性谨慎，除“失街亭”、“兵屯渭南”外，很少有人论及他的失误。然而，为什么三国时期蜀汉政权最先灭亡？ 细读《三国演义》及《三国志》后不难发现，诸葛亮也有不审时度势、穷兵黩武、用人失误等多方面的缺憾。本文通过对诸葛亮不当的领导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了蜀汉“成也诸葛，败也诸葛”，以期对现在的组织领导者有所启示。
一、战略失误
战略是指组织发展的全局方略，是组织实现目标的重大方针与计划，正确的战略是组织走向成功的前提。诸葛亮在隆中制订三分天下的战略为蜀汉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其后荆州战略失误为蜀汉灭亡埋下失败种子。荆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其处要冲，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曹、孙、刘要吞并四海称霸天下，都必需先占据荆州。诸葛亮以惊人的智慧，绝妙的策划，在赤壁大战中捷足先登，一举夺取了荆州，并以此为基地，随后取得四川和汉中，初步实现了隆中战略，实现三分天下的局势。然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①当四川吃紧时，刘备授意诸葛亮将荆州交给心腹关羽，守荆州责任重大，关羽接印，诸葛亮擎着不授，又语重心长地叮嘱半天。这一动作表现了诸葛亮的忧虑，他清楚关羽的致命要害，把孙刘联盟，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一再告诫关羽，最后诸葛亮还是听从了刘备的意见，显示出诸葛亮对当时局势估计严重不足。做出令关羽攻打樊城的决定，结果樊城未下而荆州失守，关羽败亡。刘备听说关羽被杀，执意出川讨伐不该讨伐的东吴，破坏联吴抗曹战略决策，诸葛亮仅点到为止也没有拒理力谏，以致刘备之败。本来刘备进位汉中王后，诸葛亮应建议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加强荆州的防卫力量，才是执行隆中决策的正确方针。诸葛亮战略失误，使荆州地失人亡，因而夭折了隆中战略。总观荆州之失全过程，关羽的责任是次要的，主要领导责任应由诸葛亮承担，这比“马谡失街亭”的错误更大，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深远。因为荆州这一步牵涉到蜀汉发展，事关隆中战略布局。诸葛亮一生事业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与荆州战略失误存在直接的关系，荆州地失人亡标志着蜀汉由盛转衰。
二、自知不足
《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作为一位高明的领导者非常需要具备知人的本领，更重要是自知，只有这样才能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宋朝司马光说：“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②诸葛亮朋友司马徽也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天”则是历史规律，只有遵循，无法抗拒。首先，诸葛亮后半生缺乏对蜀汉实力与环境的自知，匡复汉室的时机与实力已不存在：
（1） 三国统治集团中蜀汉最弱。失荆州及刘备死后，蜀国由盛转衰，统一天下已不可能。
（2） 对手十分强大。仅以一对手司马懿为例，诸葛亮自知有了司马懿，出师必不利，故听说曹睿封了司马懿后大惊：“必为蜀中之大患。”后听说司马懿被罢官又大喜。司马懿被封为平西大将军后，诸葛亮则“顿失跌足，不知所措”。
（3） 蜀魏百姓均已厌战。长年战争难得一时平静，而诸葛亮却要连年北伐，也是逆天而行。其次，诸葛亮对自身认识不足。诸葛亮好友崔州平也曾指出“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其后更有很多例子：一出祁山前，太史谯周奏曰：“臣夜观天象，北方星曜倍明，未可图也。”并劝孔明：“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也？”孔明曰：“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在五次北伐失败之后，六出祁山之前，谯周又奏种种不祥，劝其谨守待时。而诸葛亮不顾一切，坚持出征。六出祁山是他最后的北伐，成功寄托在上方谷，然而又是“天不祚汉”，司马父子濒死而得救，诸葛亮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他之后，姜维继承遗志，九伐中原，最后也连连失败，三国“分久必合”，一统于晋，诸葛亮和姜维都没有改变蜀汉的命运。天下乃有德者取而居之，并非一直是刘家的天下，两人不自知，不自量罢了。
三、不善育才
培养人才是领导的重要职责，因为无论领导者将来晋升或退位，总是需要人才接替，且培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聪明的领导，追求事业上的成功，除依靠自己的才智之外，更重要是借助别人的力量。培养人才，对于被培养人而言是一种激励；培养人才有利于加强下属的参与管理，将繁琐的较小的工作交给下属完成，领导可抽出更多时间从事组织的战略及策略研究。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勉强算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人才队伍，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又有魏延、王平等人，但这些人都有其缺憾：关羽骄矜自大、张飞脾气暴躁、魏延难以驾驭、马谡性情轻狂，他们给西蜀带来一次次的致命打击。诸葛亮说：“此病不在兵寡，在主将而！”所以，诸葛亮只得让关羽守华容、荆州，让马谡守街亭，让刘封、孟达守上庸。而这些人连连违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政策。最后诸葛亮指定降将姜维为帅，也只因朝中无能人不得已而为之，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诸葛亮非常清楚蜀汉人才状况，但并没有引起对诸葛亮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首先，未选拔任用才能超过自己之人。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更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三国志》之作者陈寿评曰：蒋琬、费一“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其次，不给人才改过自新的机会。第一次北伐，失街亭而斩马谡， 《三国志·蜀书·马谡传》习凿齿评诸葛亮“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李严在刘备入蜀时屡建奇功，官至尚书令，“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刘禅）北伐由于劳师远征，得汉中并未得民，粮草皆得从险难的蜀道运送，加上天雨，李严运粮不济，情有可原。可诸葛亮厉斥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并撤销李严一切职务。第三，不锻炼人才。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薄”，这种战术完全莫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智慧垄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亮葛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第四，公开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嫉妒别人才能，特别是比自己高明的人，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领导不能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即使有这种心思，应将其变成忧患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特别是领导能力，因为领导不需要亲自冲锋陷阵，只要能驾驭下属即可。但诸葛亮却不能善待有才能特别是有可能一方面或多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才，像李严、廖立、魏延等有才有功之人，都遭到排斥打击甚至被杀戮的结局。
四、用人不当
用人之道，是领导才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过程的重要工作。正确用人必须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前已论述，诸葛亮非常清楚荆州之重要，然而诸葛亮对守荆州人员方面的严重估计不足，做出关羽守荆州，导致荆州地失人亡。让马谡去守街亭，表面看来马谡失街亭及被斩都是咎由自取，但因此把马谡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庸才”的代名词，是不公正。马谡是个人才，街亭之战以前，参军马谡跟随诸葛亮多年，屡出奇谋，克敌制胜，为蜀军立下过大功，比如献计征服孟获，离间魏帝与司马懿。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谋士在街亭兵败，可见用人不当。
� 五、不善授权
现代社会，领导工作千头万绪，极为繁杂，如果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会应接不暇，难免事与愿违，所以领导必须学会正确授权。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工作勤勤恳恳， “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以至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其在上后主的《自贬疏》中道：“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其对手司马懿有评价诸葛亮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而在西汉时期，陈平任汉左丞相，刘恒皇帝一日问，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右相周勃答不出来，刘恒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候；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史记。陈平传》） 陈平、诸葛亮是当时的高官，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独立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
六、赏罚不明
赏罚是领导的重要手段，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若明，四方可行。赏罚分明，体现了褒扬贬抑，指示了人们行为的方向，强化正义的进取，弱化错误的选择。赏贵信，罚贵必，赏罚应公平。然诸葛亮赏罚不明：首先，罚不平。关羽华容道放曹操，事先立下军令状，但因刘备求情“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容将赎罪”，诸葛亮就饶了关羽，放纵了关羽，以致后有荆州之败。《三国志。蜀书。蒋琬费一姜维传》记载，刘备发现诸葛亮提拔的蒋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在发怒中“将加罪戮”，而诸葛亮硬说蒋琬乃“社稷之器”，还要求刘备“重加器之”。坚持斩杀马谡，晋人习凿齿认为可惜，当朝大臣蒋琬也认为诸葛亮斩马谡确实有些过分， 《三国志·马谡传》：“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其次，赏不信。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赵云与邓芝为疑兵，因诸葛亮错用马谡，北伐失利。赵云、邓芝在”兵弱敌强“的形势下，”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退军无损失，却被诸葛亮”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在视察时发现兵将、军资无损，从邓芝口中知道是赵云”亲自断后“，才使”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的实情后，也只是以赵云将士保存下来的”军资余绢分赐将士“，而赵云则以”军事不利，不应有赐“谢绝，建议全部充府库。军事失利完全是诸葛亮拒谏、固执、独断专行用个人爱将马谡为先锋所致，赵云为补救他用人的失误亲自断后以保将士、军资无损撤退，本应是有功将领，诸葛亮却推卸责任将其贬职，即使知道了实情，诸葛亮也不肯为赵云恢复原职，这就不仅有知过不改的错误，而且更有错上加错之嫌。可见，诸葛亮赏罚不明。
七、不善纳谏
政军统帅的诸葛亮不善于纳谏，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以致做出多次错误决策：
第一，平定南中时，诸葛亮开始并不接受马谡“攻心”战略，采用武力镇压的手段，待遇到严重阻力后，才想起马谡“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建议。
第二，北伐时，大臣曾反对诸葛亮与降魏的叛将孟达通好，指出“孟达小子，昔时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复之人，何足与书耶”。可诸葛亮宁肯不用国内有才之人，对叛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欲“诱达以为外援”，与书孟达，但孟达“无款诚之心”，始终不愿作为诸葛亮北伐的“外援”朋友，给了无可奈何的诸葛亮当头一棒。
第三，北伐时“数有战功”的魏延，北伐时亦提出过亲带精兵五千奇袭长安，诸葛亮领主力出斜谷，一举而定咸阳以西争长安、占关中的正确建议，却被诸葛亮以“危计”拒绝，以后也一直不纳魏延之建议。
第四，马谡是诸葛亮深为器重提拔的青年将领，刘备生前就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第一次北伐，“论者皆言宜令为先锋”的应是“宿将魏延、吴懿”等将领，而诸葛亮却拒“众意”，固执地任用马谡为先锋，“统大众在前”，导致街亭惨败，枉送了一大批将士的性命。象诸葛亮这样的领导都因不善纳谏自取其败。
不同意见到底对领导行为能起什么作用，结合诸葛亮行为可总结如下：
第一，不同意见的表达，实际上是向领导提供更多可选择的计划，如诸葛亮可选择对南王“兵战”、“心战”或“两者结合”，选择“立即北伐”、“不北伐”或“蓄势而发”。
第二，不同意见的表达，有利于各计划之间互相比较，显出优劣，取长补短。如魏延北伐战略，虽显草率，但在当初蜀魏实力相差太大情况下，不采取险招不可能取胜。
第三，不同的逆反意见的讨论，有利于给下属提供更多锻炼机会，有利于培养人才。
第四，不同意见的讨论，有利于统一认识，这样一旦做出最后决定，上下就会同心同德，共同实施计划，诸葛亮北伐遭到谯周、李严等反对，其未先做好统一思想工作，执意北伐，结果均无功而还，又劳民伤财。
第五，不同意见的讨论，还能提高决策的可行性，当实践第一方案不行时，可用第二方案，平南时， “兵战”不行，而用“心战”，就是一例证。
第六，不同意见的讨论，还能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如斩马谡之误，诸葛亮曾因“华容”一案放过关羽，曹操也有割发代首时候，为什么就不能放过马谡，让马谡戴罪立功，况且马谡虽说带兵不行，但是一位难得“高参”。
第七，不同意见的讨论，还能避免领导自己受人愚弄和左右，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可以使领导全面了解情况，周密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也有利于领导自身知识和领导能力的提高。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为蜀汉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为蜀汉政权“鞠躯尽瘁，死而后已”，使他成为功业彪炳的千古名臣。唐代诗圣杜甫在诗《蜀相》中称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笔者也非常欣赏，但诸葛亮的领导方式上的失误的也为蜀汉灭亡埋下为种。赤壁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暂时的平衡。荆州丢失，关羽丧命，刘备倾全国之兵，怒伐东吴，全军覆没，病死白帝城。诸葛亮受托辅少主，开始执政，也只西南一隅，且南中反叛，国内动荡，矛盾加剧，面临“民穷兵疲”的困境。加之不满百万人口的蜀汉，官僚机构出奇的臃肿，以致赋役繁重，百姓无法生活，三国蜀汉最短命也就成了必然结局。总之，诸葛亮出师二十几年，对蜀汉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功不可没。但由于其自负专断的心态，过于谨小慎微和保守的性格，无论是用贤纳谏、南征平叛，还是挥师北伐等，都曾犯有严重的领导错误，特别是蜀汉建立后没有把国家重点放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政治改革、精简机构、用贤致治，导致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社会动荡、矛盾加剧，从而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当然蜀汉最先灭亡不是诸葛亮个人所愿意看到的，但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领导责任。正所谓：蜀汉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可能有偏激不当之处，择善而取之。

Answer 2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对于诸葛亮其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曾有过不少评述,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为贤者讳”之类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愿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对待和使用蜀国大将魏延问题上更是讳莫如深。《三国演义》中“魏延脑后有反骨”这一说,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这就须从历史本来面貌来辨其真伪。这里我只就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剧发点议论。

在汉末军阀割剧、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乡下知青”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　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批评关羽是破坏吴蜀联盟,导致蜀之颓亡的始作俑者,这可能言之过重,但关羽对损害吴蜀联盟应负很大的责任。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给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要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公元223年,刘备病危,白帝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其后两年“六月渡泸”、“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渐渐又开创了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有所作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一开始就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奇兵制胜,速战速决。在这一点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当时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卓越而可行的战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应该说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利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在事后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见魏延的主张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这斥责为“轻躁冒进”,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结果大好时机被丧失了。

诸葛亮对魏延似乎有点偏见,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个“万全之计”,竟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任为先锋主将,硬是强调什么“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无虞”,兜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缓慢笨拙地前进,使广大将士的体力和粮秣无益地消耗在长途跋涉之中。这样的进军使魏方得以喘息,从容地作好迎战准备,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致使蜀军失去时机。马谡终为张�所败,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计”之后只好南归了。其实,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马谡,诸葛亮要负主要责任。从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当时的战略重地,街亭之战也是关键性战役。街亭失,“进无所据”,退无所守,只得被迫放弃已取得的陇西三郡,退守汉中,导致整个北伐的失败。照理说诸葛亮应亲临前线督战,但他并没有“亲届街亭”;他的指挥部应设在街亭附近,但却设在大老远的祁山,在当时通讯落后的情况下,指挥不灵是必然的。《尉缭子》说:“立坐之阵,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孙子兵法》云:“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以千里而应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六韬》云:“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服礼,无以知士卒寒暑”。这说明,将帅要与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气。毛泽东在读《三国志》时批曰:“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亭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卦诰�小！闭飧隹捶ㄊ枪��蜕羁痰摹J潞笾罡鹆了渥髁恕白晕遗�馈?请将自己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严惩了马谡,但只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有乖先帝之明”,并未能总结自己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就是对“用人不当”似乎也认识不深,好像并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议。在其后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来老一套的进军路线,不敢取“循秦岭而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结果只能是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对策下使蜀军呆望于坚城之下。

看来,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战略战术上的谨小慎微必然导致用人标准上的“知�偏颇”、“求全责备”。尽管他在用人上比较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如拔庞统、蒋琬于小县,起杨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谨慎”的作风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对于那些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点,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终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仅作为借用力量。这种存在戒心的用人态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不仅对魏延,对其他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如对待刘封的“刚猛难制”,诸葛亮即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剪除。其实刘封倒是一员可信用的战将,后来刘备为此也很后悔。对有点自高自大,自诩“宜为诸葛亮之贰”的廖立,他虽也曾赞誉过他是可以与庞统相比的良才,可是长沙一失之后便不复重用。后来又因他发了点牢骚,如说孔明“不任贤达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蛮荒。对马谡先是欣赏他在“南战”中提出的“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他是有为的人才,而对刘备托孤时所说的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意见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对其失守街亭亦处置过严。

东汉末年是争城夺地,群雄竞起的年代,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还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就差了一筹。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固然这里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选拔人才上的求全责备、矩�偏颇是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员中谨小慎微的“老实头”居多,就是蒋琬、费�等人也是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精神。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刘备一生最突出地选拔了两个人,一是诸葛亮,一是魏延,而诸葛亮对于魏延并不怎么信任,似乎有点压制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魏延仍然忍辱负重在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中出生入死,羌中败郭淮,入川夺取西蜀,南战七擒孟获,北伐任先锋,天水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死张�,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后力挽狂澜,等等。治军严明,“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几乎无恶仗不与,且每战必克。特别是他提出的奇袭长安的战略建议实属善远之谋,可惜没被诸葛亮采纳。假如按魏延“循秦岭而东”的战略放手去干,其前景是难以估量的。难怪魏延常叹息:“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

曹操之用人高于诸葛亮就在于他主张“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大用者不务细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鸡,思补再鸣”,“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以大局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张绣降后哗变,后又再次投降,曹操对他优待并封为列侯,毕谌、魏种等人都曾欺骗过曹操,被擒后还是被重用。因此,曹魏阵营中文臣、武将辈出,从而开创了较大的局面。孙权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之理,既能观其短,亦会用其长,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委重任予周瑜、吕蒙、陆逊;他说鲁肃有两长(建议立帝王之业和联刘抗曹)一短(借荆州给刘备),不能因其一短而损其二长。刘备的知人善任也高于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胆信任和使用他,虽然麾下良将甚多,却始终把魏延视为卓异将才委独当一面之任。公元219年(建安24年)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其时拟迁治成都,行时要拔一将领守汉中,他深知汉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来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关重要,当时麾下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留守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然而慧眼识人,“乃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看来,刘备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胆使用魏延。魏延亦未负刘备所望,坐治汉中,独当一面,界连强魏,敌不敢犯,大去刘备北方之忧。而诸葛亮不仅“矩�偏摹?而且管得太细太死,“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使人才难得,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王夫之在评诸葛亮时就说:“人皆局�于循吏之矩”,“虽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后期弄得“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恐怕与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再则,诸葛亮也不很了解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要性。纵观西蜀后期的重臣中,本地人并不多,后继的蒋琬、费�和姜维均无大的作为,反而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看来,在培养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虽有“不肯下人”的缺点,但他对诸葛亮还是衷心服从的。在他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仍然能顾全大局,没有作出损害蜀国的事,即使在孔明死于军中、情况十分紧急复杂时也没有能证明魏延叛蜀归曹魏的证据。杨仪同魏延不和已经很深,诸葛亮一死,他们的冲突更趋表面化。“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命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魏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裴松之认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就算是一面之词,也可以看到杨仪造谣陷害以消灭自己政敌的恶劣行径。就是据本传记载,也不能说明魏延反叛降北,而只云诸葛亮病笃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孔明只是估计到魏延可能不从杨仪之命,做了一点不信任魏延的安排,当然也可能是杨仪假“丞相遗令”。果然魏延不甘为杨仪所制,反而赶在撤退前破坏栈道绝杨仪归路。断后一仗是姜维指挥的,也不能说明魏延就是降北叛蜀。看来,诸葛亮在处理杨仪与魏延的严重不和的问题上也是很不周全的。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线征战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诸葛亮身边干事,对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实有所不同。假如诸葛亮在临终前把他们二人召来榻前肝胆相照,晓之大义,托之重任,至少魏、杨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缓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只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这完全是不信任之举。

从许多史籍的关键文字看,都没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敌。最可据的是,他没有乘断后之机北去,却仍是抢先南归,即使在无心自己人残杀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所败后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数人扶丧回蜀,要和费�联名宣布北伐部署,可惜为费�所出卖战败而死。再从众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认为丞相虽死,但北伐之伟业不能中断,应由我魏延继续“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汉投曹,他可能有三种选择:其一是率军在前线倒戈,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动,待杨仪率军撤退后再拔军驻汉中,静观形势,效当年之张鲁,凭借曾镇守汉中之威望独树一帜,这也不难办到;其三是学刘备当年夺取刘璋地盘之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夺取蜀汉政权,而后剪除杨仪之军,这也不是极难之事。然而,魏延并未选择其中任何一条,相反地倒是明白地声明,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要率军继承丞相之遗志继续北伐,这与叛蜀而降曹是无论如何扯不在一块的。

大凡历史的悲剧,就会有悲剧人物。当马岱提着魏延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魏延为蜀国的存在和发展舍生忘死,铁马金戈,没有死于对敌之战场,而丧于自己营垒的暗箭,有大功反而遭诛,殃及三族,半世威名,毁于一旦。事实上,那个造谣陷害魏延的杨仪倒是想叛蜀降北的。杨仪本性“狷狭”,反复无常,是个利欲熏心的权奸;他心胸狭窄,一向和文臣武将不和。但就是这么一个佞臣却为诸葛亮素所器重,临终时授以总督军权。杨仪除掉魏延“得胜”回成都后,自诩功高,不可一世;在未能取得“尚书令”高位后心怀怨恨,对费�说:“往者丞相亡殁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个自白又为费�密报了朝廷,于是“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但杨仪恶性难改,至徙所复上书诽谤,朝廷后来要查办他,他才自杀了。蒋琬、费�先是纵容杨仪去除掉魏延,后又除掉杨仪,诸葛亮尸骨未寒,而内部自相残杀。诸葛亮之死,而有魏延之死,其后有杨仪之死。此番折腾之后,蜀汉元气大伤,给蜀国造成每况愈下之势,诸葛亮对此也负有责任。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一千多年前当事者的是非应给以明确的判断,研究与回味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Answer 3

这个要说的话太多了，太多了。还有，其实街亭失守只对那次北伐产生影响，导致失败。但对大局的蜀魏战争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大。

这里我简单说两点主要的，更详细的上维基百科上看：

1。错误估计了天下形势，历史上还没有谁可以同时拥有蜀川之地还能坐拥荆州不失的，即使他派了大将关羽和数万兵力在那里（何况关羽那傲慢性子还不把魏国，吴国得罪遍了。事实也确实得罪了）。也还是失了荆州死了关羽父子，之后又气得刘备报仇，导致蜀国损失惨重。

这里他犯了兵家大忌，没有考虑周全，还错安了关羽。这是一大错。

2.在蜀国后期，在国力严重不如魏国的情况下北伐（另一种说法认为他积极北伐是为了以攻为守，以减缓蜀国的灭亡时间）。导致蜀国国力一日不如一日，加速了蜀国的衰落。

这里，他的错也是无奈之举。他不打人家，人家就来打他。与吴国的后期配合并不完美，最终三国被西晋统一。诸葛亮也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下场。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全是自己写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Answer 4

不管出发点怎么样，
我觉得孔明的北伐大计是拖垮蜀汉政权的根本原因。

Answer 5

亮哥的错好像还不止这个 备备的儿子 哪个二B 备备死的时后 说过如果他不行 就直接换掉 亮亮 你来做王好了 可是 亮哥 到死还在扶左哪个二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