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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改元就是指中国封建时期皇帝即位时或在位期间改换年号。
每个年号开始的一年称元年。新皇帝即位后,一般都要改变纪年的年号,称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以改元,如汉武帝改了十一次年号,唐高宗用过十四个年号。唐玄宗即位初年改元“先天”,这年即称先天元年,后改元“开元”,又改元“天宝”。到了明代以后,才规定一帝一元,才有可能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如明成祖年号是永乐,明成祖就是称为永乐皇帝。
日本天皇即位时亦会改元,明治维新以前一直都是一旦遇到事情就瞬间改元,所以一个皇帝最少也有3个年号(即使才在位3年也一样)。到了江户时代明治天皇登基之后,就颁布了一世一元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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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有了皇子,有可能打了胜仗,有可能闹了饥荒求吉利,总之这个没有明确规定的,有大事就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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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年号纪元法原先年号的纪元,启用年号纪元法新年号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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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皇帝改朝换代了
参考资料: 妈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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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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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与改元 文 / 风子2000
年号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帝王纪年的名称。最早的年号当属西汉武帝刘彻。刘彻即位之年(公元前140年),即为建元元年。大慨汉武帝很满意自己的这一项发明,在位五十余年,前后一共使用了十一个年号。自武帝肇始以来,从此历代帝王即位,一般大多立有年号。而且还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由于年号的名称,含有粉饰太平的需要。所以一般多有表达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之寓意。有些过于热门的吉祥词汇,如“太平”、“永安”之类,还被不同的帝王先后使用。
组成年号的字数,一般绝大多数均为二字;少有四字的,而三字的年号则极其少见。三字年号始于新朝王莽,王莽篡汉之初,所用年号即是三个字的:始建国。在中国封建历史中,三字年号的现象,基本上仅为此孤例。至五代时,梁武帝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十月,改元为“中大通”。同是这个梁武帝在大同12年(公元546年)四月,又改元为“中大同”。这两次改元,新旧年号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差别。新的年号只是在称谓上,表示对旧年号的延续。如果将上述二例三字年号计算在内,在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三字年号的现象也仅此三例而已。
还有因为避讳造成同一个年号,有两种写法的现象,如北宋时,西夏元昊初立,其时尚奉北宋仁宗赵祯的“明道”年号。但因其父名讳德明,为避父讳,乃改明道为显道。所以西夏之显道,即北宋之明道也。是为同一年号,因避家讳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称谓。
在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最多的帝王,当非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莫属。在武则天当政的武周时期,前后不过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却使用了十八个年号,可谓空前绝后。而且武则天充分利用年号的更替,来巩固自己武周的统治。如“天授”、“天册万岁”等等,都是在宣扬天赐神权那一套。既然上有所好,于是自有一班佞臣来附合。如公元701年,民间谣传有天神降世,并留下巨大的足印。于是武则天立即改元为“大足”,未即一年,自觉不妥,又改元“长安”。曾加赠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不久又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神龙元年武则天死,遗制去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最后大慨是明白了,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女皇帝最难的道理。
由于一个年号,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永远使用下去,所以不时有更改年号的事情发生。分析中国历史上,更改年号的例子;可以发现一般更改年号的原因,大约有如下四种情况。其一。原来的皇帝不满意正在使用的年号,而下诏进行更改的。如西汉武帝在公元前110年正月,因东巡,封禅于泰山,故改元“元封”。其二。是因为旧皇驾崩新皇刚立。如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二月,武帝死,皇太子弗陵嗣位。次年即公元前86年,即改年号为“始元”。其三。改朝换代。例如公元九年,王莽篡汉。即废原来“初始”年号,改元为“始建国”。其四。本来的皇帝因为统治不力而变成傀儡,权力被原来的臣子操纵。这样的例子在下文有多处提及,就不再重复地记述了。
有关新旧年号之间,具体更替的时间问题。经过分析发现,其中也有许多可以深入的话题。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而新旧年号的更改,不可能总是发生在两个自然年的更替之际。首先来分析“改元”一词的含义,可以知道“改元”的本义中,除了“改”是更改意思之外;而“元”的意思是指元月。这个元月的意思,当然 是指第二年的元月。原来旧皇帝虽已殁,但其年号一般仍然会顺延至是年年末。因此所谓“改元”是指更改明年元月以后的年号。
具体分析“改元”的特殊情况,在上述改元的规律之外,还有四种特别的情形。其一。改朝换代。那些目空一切的开国之君,当然没有耐心为没落前朝旧主等待到来年。自然是在宣布开国之日,就颁定新的年号。其二。在同一帝王当政期间,也不必凡事都要等到新年伊始。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在任何时间就宣布更改年号。如公元713年,本来是唐朝先天二年,因为十一月,唐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于是十二月就改元为“开元”。其三。虽然是在同一朝代之间的新老交替,而继任者的辈份一般要晚于先皇。所以大多是会耐着性子,等到新年。可是如遇非常时期,同样也会有权宜之计。如北宋末年,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建康,借口以慰民望,即以靖康二年五月为建康元年。其四。皇帝已成为身不由已的傀儡,凡事得看别人的脸色,也就难以说明具体的原因了。
还有原先已拟就新的年号,后来因故又被重新更换的:如南宋时孝宗乾道年间,本已改明年元月为“纯熙”,后又因故再改为“淳熙”,此为同一皇帝所用年号二次变更的例子。一字之差只是音同字不同而已,背后大慨也不会有太多的故事。近年江苏高邮地区出水了大批南宋铁钱,其中既有面文为:“淳熙元宝”的铁钱,还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纯熙元宝”的实物。可证史书中关于孝宗原拟用“纯熙”为年号,后又更改为“淳熙”的记载是真实的。
另外还有一个二次更改年号的例子,就充满了太多的血腥。这就是一般为人熟悉的清朝咸丰末年的“祺祥政变”,又称为“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七月,岁次辛酉。清文宗奕泞病殁于承德避暑山庄,遗诏肃顺等八人为赞襄务大臣,以辅助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继承帝位。八大臣遵守遗诏、总摄朝政,拥立载淳登临大宝,并拟定明年改元“祺祥”。慈禧联络在京的恭亲王奕(讠斤),于九月三十日先发制人,逮捕了八大臣。慈禧再以两后“一同治政”为名,谕用:“同治”年号,而废“祺祥”。有的学者认为“祺祥”年号为八大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就已确定,至十月初五被慈禧明令废除,共仅存六十九天。感叹“祺祥”年号之短,实为历史少见,以致世人知清代尚有祺祥年号者不多也。其实此说不确,“祺祥”本为其时明年元月所拟用的年号,而因变故在明年元月之前被取消。所以“祺祥”年号并非是仅存六十九天,而是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它只是短暂地存在于虚拟之中而已。
又有同一帝王一年换了三个年号的奇怪现象。如西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正月,先是东海王司马越囚长沙王,改元永安,七月奉惠帝命讨伐太弟颖,因兵败,惠帝被太弟颖所迫,改元建武。十一月张方逼惠帝迁长安,复改元永安,十二月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改元永兴。是故,历史上的公元304年,在中国的年号纪年之中,又可以被分别记作:晋惠帝司马衷甲子:1)永安元年(公元304年一月)、2)建武元年(公元304年七月)、3)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十一月)、4)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十二月)。发生在西晋的故事,在东晋时几乎又被同样复制了一遍。公元402年,正月改元元兴,下诏讨桓玄,桓玄举兵东下,三月,桓玄入建康,复称隆安六年,未几,改元大亨。所以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于公元402年壬寅,一年之间前后使用了:元兴、隆安、大亨三个年号。
有关洪武年号的故事,也是年号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现象。本来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皇帝,国号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高皇帝。至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死。太孙朱允(火文)嗣位,是为惠帝,改明年元为建文。建文初立,大慨是踌躇满志,希望能有一番作为。于是想通过撤藩,来巩固中央集权。谁知引火烧身,逼得燕王以“靖难”为名,起兵造反。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师攻入京城南京,宫中火起,惠帝建文不知所终。十七日,燕王朱棣即皇帝位,七月,诏自六月以后,革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五年。所以洪武纪年之中,无洪武三十二至三十四年,却有洪武三十五年,亦少见之怪事也。
在中国古代喜欢频繁改元的皇帝,为数甚多。可是也少数皇帝,有沿用先帝的年号的情形,如五代时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六月,晋高祖死,兄子重贵嗣,是为晋出帝。而此后的公元943年和公元944年,都没有按惯例改元,而是沿用天福年号。所以又有天福八年和天福九年的纪年。分析原因估计是因为本来晋称臣于契丹,而在晋高祖死时,出帝衰告于契丹,文中称孙而不称臣,以致契丹主怒。本来晋高祖于天福三年七月,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契丹主止晋主称臣,命称儿皇帝,十月契丹册封晋主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所以晋出帝嗣位,由于没有得到契丹主的首肯,一时到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是故才有沿用先帝年号的故事。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军阀混战,政权林立天下大乱的现象。主要有晋末的南北朝时期,以及唐末的五代十国时期。反应在纪年的年号上,也是纷乱异常。翻开中国历史年表,就会发现本来一个普通的年份,使用中国古代的年号纪年方法,竟然会有十余种之多。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公元403年,共有不同年号十一种。转摘如下:晋元兴二年、大亨二年、桓玄永始元年、魏天兴六年、后燕光始三年、后秦弘始五年、后凉神鼎三年、南凉弘昌二年、北凉永安三年、西凉李暠四年、南燕建平四年。又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公元936年,也有不同年号达八种之多。转摘如下:“丙申。唐清泰三年、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南汉大有九年、吴天祚二年、契丹天显十一年、闽永和二年、通文元年、后蜀明德三年”。面对如此众多的年号,不免让人有头晕目眩之感。大慨纵然有再好的记性,也难以记得明白无误。
由于年号太多难免有导致纪年混乱之弊。所以自明至清,历任帝王,从登基到驾崩,只使用一个年号。如清圣祖玄烨虽然在位长达六十一年之久,已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执政时间最长者,所以“康熙”也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而号称十全老人的清高宗弘历,执政时间也长达六十年之久。但在年号上也是没有什么新的创意,也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让今人,能够如此清楚地记得乾隆的逸事。
在中国近代史中,使用时间最短的无疑是袁世凯的“洪宪”年号。恰好说明了所有违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都只能是如同露水一般的昙花一现。也为在中国施行二千余年的年号纪年,敲响了最后的丧钟。至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日,各省代表开会于南京,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决定采用公历纪年。这才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余年的年号纪年方法,从此翻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
年号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帝王纪年的名称。最早的年号当属西汉武帝刘彻。刘彻即位之年(公元前140年),即为建元元年。大慨汉武帝很满意自己的这一项发明,在位五十余年,前后一共使用了十一个年号。自武帝肇始以来,从此历代帝王即位,一般大多立有年号。而且还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由于年号的名称,含有粉饰太平的需要。所以一般多有表达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之寓意。有些过于热门的吉祥词汇,如“太平”、“永安”之类,还被不同的帝王先后使用。
组成年号的字数,一般绝大多数均为二字;少有四字的,而三字的年号则极其少见。三字年号始于新朝王莽,王莽篡汉之初,所用年号即是三个字的:始建国。在中国封建历史中,三字年号的现象,基本上仅为此孤例。至五代时,梁武帝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十月,改元为“中大通”。同是这个梁武帝在大同12年(公元546年)四月,又改元为“中大同”。这两次改元,新旧年号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差别。新的年号只是在称谓上,表示对旧年号的延续。如果将上述二例三字年号计算在内,在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三字年号的现象也仅此三例而已。
还有因为避讳造成同一个年号,有两种写法的现象,如北宋时,西夏元昊初立,其时尚奉北宋仁宗赵祯的“明道”年号。但因其父名讳德明,为避父讳,乃改明道为显道。所以西夏之显道,即北宋之明道也。是为同一年号,因避家讳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称谓。
在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最多的帝王,当非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莫属。在武则天当政的武周时期,前后不过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却使用了十八个年号,可谓空前绝后。而且武则天充分利用年号的更替,来巩固自己武周的统治。如“天授”、“天册万岁”等等,都是在宣扬天赐神权那一套。既然上有所好,于是自有一班佞臣来附合。如公元701年,民间谣传有天神降世,并留下巨大的足印。于是武则天立即改元为“大足”,未即一年,自觉不妥,又改元“长安”。曾加赠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不久又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神龙元年武则天死,遗制去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最后大慨是明白了,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女皇帝最难的道理。
由于一个年号,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永远使用下去,所以不时有更改年号的事情发生。分析中国历史上,更改年号的例子;可以发现一般更改年号的原因,大约有如下四种情况。其一。原来的皇帝不满意正在使用的年号,而下诏进行更改的。如西汉武帝在公元前110年正月,因东巡,封禅于泰山,故改元“元封”。其二。是因为旧皇驾崩新皇刚立。如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二月,武帝死,皇太子弗陵嗣位。次年即公元前86年,即改年号为“始元”。其三。改朝换代。例如公元九年,王莽篡汉。即废原来“初始”年号,改元为“始建国”。其四。本来的皇帝因为统治不力而变成傀儡,权力被原来的臣子操纵。这样的例子在下文有多处提及,就不再重复地记述了。
有关新旧年号之间,具体更替的时间问题。经过分析发现,其中也有许多可以深入的话题。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而新旧年号的更改,不可能总是发生在两个自然年的更替之际。首先来分析“改元”一词的含义,可以知道“改元”的本义中,除了“改”是更改意思之外;而“元”的意思是指元月。这个元月的意思,当然 是指第二年的元月。原来旧皇帝虽已殁,但其年号一般仍然会顺延至是年年末。因此所谓“改元”是指更改明年元月以后的年号。
具体分析“改元”的特殊情况,在上述改元的规律之外,还有四种特别的情形。其一。改朝换代。那些目空一切的开国之君,当然没有耐心为没落前朝旧主等待到来年。自然是在宣布开国之日,就颁定新的年号。其二。在同一帝王当政期间,也不必凡事都要等到新年伊始。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在任何时间就宣布更改年号。如公元713年,本来是唐朝先天二年,因为十一月,唐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于是十二月就改元为“开元”。其三。虽然是在同一朝代之间的新老交替,而继任者的辈份一般要晚于先皇。所以大多是会耐着性子,等到新年。可是如遇非常时期,同样也会有权宜之计。如北宋末年,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建康,借口以慰民望,即以靖康二年五月为建康元年。其四。皇帝已成为身不由已的傀儡,凡事得看别人的脸色,也就难以说明具体的原因了。
还有原先已拟就新的年号,后来因故又被重新更换的:如南宋时孝宗乾道年间,本已改明年元月为“纯熙”,后又因故再改为“淳熙”,此为同一皇帝所用年号二次变更的例子。一字之差只是音同字不同而已,背后大慨也不会有太多的故事。近年江苏高邮地区出水了大批南宋铁钱,其中既有面文为:“淳熙元宝”的铁钱,还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纯熙元宝”的实物。可证史书中关于孝宗原拟用“纯熙”为年号,后又更改为“淳熙”的记载是真实的。
另外还有一个二次更改年号的例子,就充满了太多的血腥。这就是一般为人熟悉的清朝咸丰末年的“祺祥政变”,又称为“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七月,岁次辛酉。清文宗奕泞病殁于承德避暑山庄,遗诏肃顺等八人为赞襄务大臣,以辅助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继承帝位。八大臣遵守遗诏、总摄朝政,拥立载淳登临大宝,并拟定明年改元“祺祥”。慈禧联络在京的恭亲王奕(讠斤),于九月三十日先发制人,逮捕了八大臣。慈禧再以两后“一同治政”为名,谕用:“同治”年号,而废“祺祥”。有的学者认为“祺祥”年号为八大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就已确定,至十月初五被慈禧明令废除,共仅存六十九天。感叹“祺祥”年号之短,实为历史少见,以致世人知清代尚有祺祥年号者不多也。其实此说不确,“祺祥”本为其时明年元月所拟用的年号,而因变故在明年元月之前被取消。所以“祺祥”年号并非是仅存六十九天,而是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它只是短暂地存在于虚拟之中而已。
又有同一帝王一年换了三个年号的奇怪现象。如西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正月,先是东海王司马越囚长沙王,改元永安,七月奉惠帝命讨伐太弟颖,因兵败,惠帝被太弟颖所迫,改元建武。十一月张方逼惠帝迁长安,复改元永安,十二月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改元永兴。是故,历史上的公元304年,在中国的年号纪年之中,又可以被分别记作:晋惠帝司马衷甲子:1)永安元年(公元304年一月)、2)建武元年(公元304年七月)、3)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十一月)、4)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十二月)。发生在西晋的故事,在东晋时几乎又被同样复制了一遍。公元402年,正月改元元兴,下诏讨桓玄,桓玄举兵东下,三月,桓玄入建康,复称隆安六年,未几,改元大亨。所以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于公元402年壬寅,一年之间前后使用了:元兴、隆安、大亨三个年号。
有关洪武年号的故事,也是年号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现象。本来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皇帝,国号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高皇帝。至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死。太孙朱允(火文)嗣位,是为惠帝,改明年元为建文。建文初立,大慨是踌躇满志,希望能有一番作为。于是想通过撤藩,来巩固中央集权。谁知引火烧身,逼得燕王以“靖难”为名,起兵造反。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师攻入京城南京,宫中火起,惠帝建文不知所终。十七日,燕王朱棣即皇帝位,七月,诏自六月以后,革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五年。所以洪武纪年之中,无洪武三十二至三十四年,却有洪武三十五年,亦少见之怪事也。
在中国古代喜欢频繁改元的皇帝,为数甚多。可是也少数皇帝,有沿用先帝的年号的情形,如五代时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六月,晋高祖死,兄子重贵嗣,是为晋出帝。而此后的公元943年和公元944年,都没有按惯例改元,而是沿用天福年号。所以又有天福八年和天福九年的纪年。分析原因估计是因为本来晋称臣于契丹,而在晋高祖死时,出帝衰告于契丹,文中称孙而不称臣,以致契丹主怒。本来晋高祖于天福三年七月,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契丹主止晋主称臣,命称儿皇帝,十月契丹册封晋主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所以晋出帝嗣位,由于没有得到契丹主的首肯,一时到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是故才有沿用先帝年号的故事。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军阀混战,政权林立天下大乱的现象。主要有晋末的南北朝时期,以及唐末的五代十国时期。反应在纪年的年号上,也是纷乱异常。翻开中国历史年表,就会发现本来一个普通的年份,使用中国古代的年号纪年方法,竟然会有十余种之多。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公元403年,共有不同年号十一种。转摘如下:晋元兴二年、大亨二年、桓玄永始元年、魏天兴六年、后燕光始三年、后秦弘始五年、后凉神鼎三年、南凉弘昌二年、北凉永安三年、西凉李暠四年、南燕建平四年。又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公元936年,也有不同年号达八种之多。转摘如下:“丙申。唐清泰三年、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南汉大有九年、吴天祚二年、契丹天显十一年、闽永和二年、通文元年、后蜀明德三年”。面对如此众多的年号,不免让人有头晕目眩之感。大慨纵然有再好的记性,也难以记得明白无误。
由于年号太多难免有导致纪年混乱之弊。所以自明至清,历任帝王,从登基到驾崩,只使用一个年号。如清圣祖玄烨虽然在位长达六十一年之久,已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执政时间最长者,所以“康熙”也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而号称十全老人的清高宗弘历,执政时间也长达六十年之久。但在年号上也是没有什么新的创意,也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让今人,能够如此清楚地记得乾隆的逸事。
在中国近代史中,使用时间最短的无疑是袁世凯的“洪宪”年号。恰好说明了所有违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都只能是如同露水一般的昙花一现。也为在中国施行二千余年的年号纪年,敲响了最后的丧钟。至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日,各省代表开会于南京,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决定采用公历纪年。这才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余年的年号纪年方法,从此翻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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