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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师让我们摘抄6篇文章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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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的深度
作者：风为裳
我跟杨炎结婚八年。没见过公公。开始我以为杨炎是怕我嫌弃那个家，不肯带我回去。于是我积极表态：选了你．就做好了接受你的父母的准备．无论他们是穷是富，是老是病。杨炎握着我的手，含情脉脉，却不说话。
有一次．我甚至买好了三张去他家的车票．兴冲冲地摆到他面前。说：“冲儿都5岁了，也该见见爷爷奶奶了。”却不想杨炎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把车票撕得粉碎。杨炎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冲儿没有爷爷．我也没有爹。”回手。他把一个杯子摔到了地上。我从没见过他生那么大的气。
我沉默着把收拾好的包打开。把给公公婆婆买的礼物扔进了垃圾箱。那个晚上，我睡在了冲儿的床上。
杨炎从农村出来．我知道他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每年过年过节，他都要买很多东西寄回家里。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娘．来城里住些日子吧!娘去了哥哥姐姐家。他总心急火燎地奔过去。看得出他想家，却从不提回家的事。杨炎也从来不提爹。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
第二天是周末，杨炎把冲儿送到姥姥家。他回来接过我手里正洗的衣服．第一次跟我说起我从未见过面的公公。
杨炎是家里的老三．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上了大学。这我是知道的。从前我总说：咱爹咱娘真的很伟大。农民家庭供出三个大学生．那得受什么样的煎熬啊!那时．杨炎总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不接我的话。
杨炎上初三那年，姐姐继哥哥考上大学后．也考上了本省最好的师范学校。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家人都在侍弄那二分烤烟地．阳光明晃晃的．把家里人的心情都晒得焦躁。姐姐带着哭腔说：我不去了．我去深圳打工，供小炎上学。
爹重重地把手里的锄头摔在地上：“不上学，也轮不到你!”
他抬起头，说：“姐．我16了，我不念了。”母亲在一边抹眼泪。哥哥蹲在地边．有气无力地说：“我再找两份家教．咱们挺挺。我毕业就好了。”
家里东凑西凑还是没凑够姐姐的学费。爹抬腿出去。回来时，手里攥着一把崭新的票子。他把马上就可以卖好价钱的烤烟地贱卖给了村里的会计。娘说：“就这点地都卖了，咱往后吃啥喝啥?”爹说：“实在不行。就让老疙瘩下来。”或者爹只是那样一说，杨炎却记在了心里。尽管他说了不念书的话，但这话从爹的嘴里说出来。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姐姐上学走了。爹出去帮人家烤烟叶。爹的手艺好，忙得不可开交。杨炎却因为爹的那句话．学习上松懈下来．反正早晚都是辍学的命．玩命学又怎么样?很快。他便跟一帮社会上的孩子混到了一起。
直到有一天．他跟那些所谓的“朋友”去水库玩了一天回到家时．看到爹铁青着脸站在门口等他。
见了他，爹上来就给了他一巴掌：“既然你不愿意上学。那好，从明天起你就别上了，跟你i舅去工地上做小工!”
他瞪着爹．心里的委屈一下子涌上来，他喊：“凭什么让他俩上学．不让我上?”
爹说：“因为你是老疙瘩，没别的理由。”
他梗起脖子，说：“不让我上学，我就不活了。”杨炎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整整饿了自己5天．娘无奈地找来了村里的叔叔伯伯。爹说：“想上学可以，打欠条吧，你花我的每一分钱，你都给我写上字据，将来你挣钱了．都还给我。我和你娘不能养了儿子．最后还谁都指望不上。”
他坐起来．抖着手写好字据。他咬牙切齿地说：“你放心．我一分一厘也不会欠你的。”
那晚．他跑到村东头的小河边哭了一夜。爹一定不是亲的，否则．怎么会如此对他?人家的老儿子。不都是心头肉吗?
他上学后，很少回家。可是爹却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叫他回家帮他干活。烤烟要上架，他一个人干不过来，要杨炎回家帮忙。麦子黄了，不及时收割会掉粒．还要杨炎回家抢收。杨炎咬着牙。拼命地干活，他想考上大学就好了。离开这个家，也就算逃离苦海了。
那次割豆子。杨炎一镰刀下去．割伤了腿。娘给他抹药时，他问：“娘。我是你们要来的吧?”
娘叹了口气，说：“别怪你爹，他也是被逼得没法儿了，他怕你们都走了。孤得慌。”
他看了看正在院子里侍弄那半垄萝卜的爹，说：“人家的父母砸锅卖铁都供孩子上学，哪像他。一天只知道钱钱钱。他一天到晚净干那没用的。”
爹每年都要在院子里种半垄萝卜．也许是土质不好，萝卜全都很小很小．几乎不能吃，全家人只能喝味道很难闻的萝卜缨子汤。
娘还当好东西一样，把萝卜缨子晒干，给他泡水喝。想想他就有气。
上高中时，哥哥毕业上班了．姐姐的生活费也可以自理了。按理说家里的条件好了很多。爹应该对他松一点了。
可是，每次他回家拿生活费、资料费．爹都郑重其事地掏出那张欠条．让他把钱数记在后面，签上名字、日期。每次写这些时．他都会咬紧牙关。然后把对爹的感情踩在脚底下。
那年临近高考，家里的麦子又黄了。爹捎信给他．让他回来割麦子。他终于没忍住，回家跟爹大吵一架：“你就不能割，干啥偏指着我呀?”
爹狠狠地磕掉烟袋里的烟灰。不紧不慢地说：“养儿防老，我不靠你靠谁?”
他没黑夜没白天地割了三天麦子，麦子割完．他头也不回地回了学校。
那年高考．他考了全乡最高分。他给哥哥姐姐写了封信，信里说．他不指望爹能供他上大学，希望他们可以借他一点钱，这些钱将来他都会还。信里面写得很决绝。那时，他的眼里只有前程，亲情于他，不过是娘的一滴滴眼泪．一点用处也没有。
上大学走的那天．他噙着泪离家，甚至没跟爹打声招呼。他已经很多年没叫他爹了。在他眼里，爹更像是一个债主，有了他一笔笔债压着．杨炎才能使劲地往外走。杨炎吸了一口烟说，我能有今天，也算拜他所赐!
走到村口．杨炎回头看家里低矮的土房，一不小心看到站在门口的爹．他手搭凉棚向他离家的方向望。杨炎转过头，心变得很硬很硬。
杨炎说：“小云。第一次去你家，你爸给我剥橘子，跟我下象棋，和颜悦色地说话，我回来就哭了一场。这样的父亲才是父亲啊。”说完，他的眼睛又湿了。
我不知道那位未曾谋面的公公为何会以这样无情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儿子．难道贫穷把亲情都磨光了吗?
杨炎从一本旧书里找出一张皱皱的纸．我看见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好些账．下面写着杨炎的名字。杨炎说：“还清了这张纸，我就不欠他什么了。”
我看得出杨炎不快乐，他对冲儿极其溺爱．他不接受别人说冲儿一点点不好，就连我管冲儿．他都会跟我翻脸。我知道杨炎的心里有个结。
跟单位请好假，我对杨炎说要出差几天．然后去了杨炎的老家。
打听着找到杨炎家，尽管有了心理准备还是吃了一惊。家里三个在城里工作的儿女，都寄钱回来．怎么他们还住着村里最破的土坯房?看来杨炎说的公公爱钱如命果然不假。
院子里还有半垄杨炎说的萝卜地。每年婆婆还是会寄些晒十的萝卜缨给我。嘱咐我泡水给杨炎喝。我嫌那味道太难闻，总是偷偷扔掉。
婆婆出来倒泔水．看到我，愣了一下。说：“你怎么来了?”我和杨炎结婚时，婆婆去过。
把我让进屋，昏暗的光线里．我看到佝偻在炕上的老人。他挣扎着起来。婆婆说：“这是小云，杨炎家的。”公公哦了一声．用手划拉了一下炕，说：“走累了吧?快坐。”
他没有想象中凶神恶煞．感觉他只是个慈祥的乡下老头。
我说：“爹，你咋了?”婆婆刚要说，公公便给她递了个眼色，说：“没啥，人老了，零件都不好使了。”婆婆抹了抹眼睛，开始给我张罗饭。
帮她做饭的当儿，婆婆问起杨炎和冲儿。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公公，他装作若无其事，可我知道他听得很仔细。
跟婆婆出去抱柴，我说：“杨炎还在记恨爹呢!”
婆婆的泪汹涌而出。她说：“都说父子是前世的冤家，这话一点不假。你爹那个脾气死犟，杨炎更是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其实。最疼小炎的还是你爹。你看这半垄萝卜，你爹年年种．就是家里再难的时候，也没把它种成别的。就是因为杨炎内虚．有个老中医说萝卜缨泡水能补气．你爹就记下了。年年都是他把萝卜缨晒好了，寄给你们。然后让我打电话，还不让我说是他弄的……”
“那为什么爹那时那样对杨炎呢?”
婆婆叹了口气。
“那时候杨炎在外面交了不三不四的朋友．你爹若不用激将法，怕是那学他就真的不念了。每次找他回来干活，都是你爹想他，又不明说，谁知那孩子犟，两个人就一直顶着牛……
“你爹的身体不行了，动哪哪疼．可是他不让我跟孩子说，他说，他们好比啥都强，想到他们仨．我就哪都不疼了。他说什么也不肯看病．小炎给的那些钱，他都攒着，说留给冲儿上大堂…” 我的眼睛模糊了。父爱是口深井。儿子那浅浅的桶，怎么能量出井的深度呢?
婆婆说：“他每天晚上梦里都喊儿女的名字．醒了，就说些他们小时候的事。他说，孩子小时候多好，穷是穷点。可都在身边，叽叽喳喳的．想清静一会儿都不行……”
我站在村口给杨炎打手机。我告诉他：父亲的爱像右手。它只知道默默地给予。却从不需要左手说谢谢……
专任教授”的骄傲
陈平原
36年前，夏秋之际，粤东山村一间破旧的教室里，走进一个16岁的插队知青。作为民办教师，那是他的第一堂课。山村孩子没上过幼儿园，头一回被拘在教室里，坐那么长时间，很不适应。不一会儿，有人举手：“老师，我要尿尿。”你刚给他解释，上课的时候不要随便走动；那边又有人哭起来了，问为什么，说是尿裤子了。本以为初入道，从一年级教起比较保险，没想到当“孩子王”还真不容易。可抱怨归抱怨，这个知青，却从此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这名知青走出大山，念完了大学，再念研究生，最后落户在未名湖畔。有了早年教书的经验，深知上课时不能让听众有急于上厕所的感觉，二十几年来，这位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大学博士班的教师，认真面对每一堂课。大概是天道酬勤吧，这位昔日的知青，居然被评为2006年的北大十佳教师，真让人感慨系之。
你猜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去年，我总共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专业学会以及北京大学颁发的6个奖；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这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因为，其他的奖都是肯定我的专业研究，只有这个是表彰我的教书育人。课讲得好不好，这在业绩表上远不及科研成果显眼；但作为大学教师，我更看重这“传道授业解惑”。
这些年来，除了专业研究，我还关注大学教育问题。其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教师这一职业的“荣誉感”正在急遽滑落。几年前，曾应邀在北大迎新会上演讲，会上，有新生突然发问：老师，看你挺聪明的，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当一辈子教师？当时我急了，慷慨陈词，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新生跟我解释，说父母都是教书的，对他考上北大中文系不太满意，担心他毕业后只能教书。是的，在很多人眼中，像我这么个年纪，即便没混上省长市长，也得弄个校长院长当当。不久前，在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上，主持人悄声问我，你有没有更好听一点的头衔？我说没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直到今天，眼看许多“成功人士”的名片上，印满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一面不够来两面，还有折叠式的；像我这样干干净净，只写教职的，不太多。对此，我一点也不感觉难堪，甚至还不无得意，说这才叫“专任教授”。
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在我看来，当一名教师，尤其是当一名北大的教师，是很幸福的事情。说这话，不是为了应景，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给北大学生讲课，有一种满足感。你还在备课的时候，就已经能预感到学生会在哪些地方点头，哪些地方赞叹，哪些地方发笑，哪些地方质疑。这种台上台下，单凭眼神就能相互沟通的默契，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北大课堂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国内外其他大学讲课，也会有渐入佳境的时候；但在北大课堂上，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则是家常便饭。所以，面对各种诱惑时，之所以有那么多教师毫不犹豫地选择北大，主要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名分，而是因为学生。每当你走上讲台，面对那么多纯洁的、热诚的、渴望知识的眼睛，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的祖父教过私塾，我的父母是中专语文教师，而我和我的妻子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这种“一脉相承”，使得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很深的感情。教书光荣，但教好书不容易。除了个人的天赋、才学以及后天的努力，学术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从不敢说“是金子就会发光”之类的大话。古今中外，“怀才不遇”的，那才是常态；像我这样，就那么一点点才华，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得益于北大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更得益于我所在的小集体——北大中文系。留校教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风雨，全靠诸位前辈遮挡，我才得以从容读书。只是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退出讲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林庚先生上最后一课时，学生们如痴如醉，久久不愿散去；钱理群教授最后一次在北大讲鲁迅，多少听众热泪盈眶。现在，他们或者退而不休，回到安宁的书斋，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著述；或者已经谢世，隐入历史的深处。作为仍然活跃在讲台上的教师，我衷心感谢他们曾经给予的提携与鼓励。
说到这，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此次获奖，说明我没有太辜负他们的期望；悲的是老成凋谢，天丧斯文，2006年，北大中文系竟然有6位教授不幸仙逝。除了刚才提及的97岁的诗人、文学史家林庚先生，还有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徐通锵先生，文学史家褚斌杰先生，民间文学专家汪景寿先生；更让人悲伤的是，年仅49岁的孟二冬教授也离我们而去。孟教授教书育人的事迹广为传颂，其他几位先生，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4
来生”选择里的今生期待
毕书之
“假如有来生，你想做哪国人？” 按当下时髦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但对于这个“伪命题”的选择，却多少可以折现人们对于当下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因此倒也不能说全然没有意义。
"
在刚刚过去的九、十月里，中国和印度的媒体不谋而合地用一次调查问卷，分别回答了上述这个“伪命题”。《印度时报》最近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报告，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达等五大城市对18-35岁的群体所作的调查中，将近90%的受访者坚持“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原因主要包括“丰富的精神遗产令人骄傲”、“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期待”等。（10月30日《环球时报》）在中国这边，9月里某著名网站所做的一项“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截至9月10日晚，10234参与者当中，64%的选票表示“不愿”。对于“不愿”的因，认为自己“缺乏尊严感”的占了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幸福离我很遥远”。
笔者无意于通过简单对比，去讨论“国内月亮与外国月亮谁更圆”之类没有意义的问题。毕竟，各国有各国的情况，不同的数字背后，是各自不同的生存土壤。接受调查者的身份、对生活的态度、宗教的信仰（佛教讲前世今生）、民主观念的张扬程度等等，都决定着对于“来生”命题的选择。
但让人难理解的是，作为一个“数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作为一个跺跺脚就能令全世界感受到震动的政治大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缺乏尊严感”？作为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强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看不到幸福”？显然，这样一个调查结果，与中国目前的现状实在相去甚远。撇掉一部分网民“遇物必反”的“愤青”逻辑，从这个不是很搭边的“参照”中，能反思出什么有价值的因素呢？
根据印度媒体的调查，印度人有强烈的归属感，很多人认为，“印度有不足，表面看也有点脏、乱、差，但印度有自己的特点，没有随着全球化的脚步迷失自己。不论你喜欢与否，这是印度，而不是别的国家”。这样的感觉在中国人身上似乎很缺乏。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翟华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感叹：中国人失掉自豪感了吗？当他说出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10%的经济增长率、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008年奥运会，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羡煞了多少“老外”，你们还要怎么着？
但中国人却好像就是对这些成就充目不见，倒是看自己怎么也不顺眼。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现代化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于是，到处都是“中国的xx”（xx几乎都来自美国），却全然没有平衡的心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总是要从人家的嘴巴里找到自己的坐标，人家说咱一句“OK”我们乐半天，人家皱皱眉头我们就有人愁得掉眼泪，外企的一句广告词，也会令我们动辄愤怒不堪。丧失了自豪感，如何不“缺乏尊严感”？
印度人自我认同的第二大原因是他们多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迅速，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虽说人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永不会满足止步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印度要早，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大家“吃得营养了、穿得洋气了、住得相对宽敞了”，按理说，大家幸福感应该更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看不到幸福”？学者孙立平先生的一个说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他认为，我们老说“改革开放以来”，好像这20多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概念，实际不然。在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到了90年代以来，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即使经济有快速发展，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直接受益，一部分人被甩到了同步增长的社会结构之外，而要通过后期的利益调整来实现其利益的保障。在保障体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产生与社会断裂开的“非认同感”。
面对这样一个很多人未必乐见的网调结果，我们不能讳疾忌医，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反思。不管是人对于自身物质性的关注，还是对于社会坐标的迷茫，提高对国家、社同的认同感，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都算是国家的“软实力”，都是“决胜未来”的力量，不能等闲视之。借鉴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在当前利益阶层多元化、社会群体复杂化的背景下，需要通过研究、考量各种社会群体的具体情况，从利益、荣誉感、文化力等多个方面，实现国民认同感的“整合”——这显然不是单个机构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从国家的高度通过统一有力的举措来实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4
最容易的路最好走吗
作者：陈彤
早些时候，看过一本书，《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地嫁给他？
现在我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他就是杀了十个老婆，后面还有赶不尽杀不绝的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通往荣华富贵最近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也是通向死亡的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普天之下的女人都会认为这其实是通向幸福的最容易的路吧？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你可以认为它不说明任何问题，但我想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极端——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一个女友失了恋，我们说天下男人又没有死绝，你那个男朋友也很一般，赶紧再找一个更好的弥补回来。于是我们把我们所认识的钻贵都往她那里推，因为这是一条捷径，每个女人都知道，这是最短的幸福之路——在千百万成功富有的男人中，只要一个肯对她说“YES”，她这辈子的幸福就到手了。
这事儿难吗？从理论上说，不难。她美丽，年轻，单纯，而且还很温柔，多才多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吧？但偏偏就等了很久很久。不是没有人追求她，但总是在谈婚论嫁的那一瞬，那些她中意的男人们，全身而退。也不是没有男人肯娶她，但那些肯娶她要她的，她又不肯——因为那些男人显然是一条太远的路，她说要跟那些男人吃多少苦，才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
于是，她的人生像在沙滩上找珍珠——难道她没有发现，沙滩上挤满了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每个人都光着一双脚，即使有珍珠，她凭什么能找到？即便是她有这个运气，她又有这个实力攥住这颗珍珠吗？
很多时候，人生最容易的路，看上去是那么短，但走起来，却是那么长——在沙滩上，最多捡到几枚花纹漂亮的贝壳，但珍珠，哪里轮得到你来捡呢？
我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剩下的就是为自己打算了。”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她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到25岁的他，人们劝她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她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就会越爱我。
事实确实如此。她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望、荣誉、地位、爱情而发愁。她看上去走了一条漫长的路——写侦探小说，在她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
人，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喜欢不劳而获，喜欢不必费什么力气就已经全部得到。
这是一个讲求双赢的世界。你没有实力，没有硬碰硬的素质，单凭一颗恨嫁的心，最多是嫁到二流三流的男人，而且等到他们厌倦你抛弃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成长起来，除了茫然无措，追悔莫及，你还能得到什么？
我不是鼓励你去走一条很长的路，一条布满荆棘蜿蜒崎岖的路。我是想说，许多路，许多看上去很容易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路。它们不过是看上去很短，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你需要的不只是运气。
还不如索性咬紧牙关，把你的人生当作是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你终于达到光辉的顶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周围到处都是美丽人生。你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你就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就像舞蹈奇才伊莎朵拉·邓肯，无论生活怎样对她，她都一直在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巨大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她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光芒四射。我想她应该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在她的自传中，她自己说过，“……数年来被拒之门外；不过，这最后的打击对于我的感情本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以后，我把感情的所有力量投入到我的艺术之中，爱情没有给予我的快乐，我从自己的艺术追求中得到了补偿。”而事实上，她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并且也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
假如你不幸没有生在豪门，没有像帕丽斯·希尔顿那样幸运——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而且还只有25岁，那么你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很多，但她们都不是帕丽斯·希尔顿。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走了一辈子，最后却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条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38
作者：风为裳
我跟杨炎结婚八年。没见过公公。开始我以为杨炎是怕我嫌弃那个家，不肯带我回去。于是我积极表态：选了你．就做好了接受你的父母的准备．无论他们是穷是富，是老是病。杨炎握着我的手，含情脉脉，却不说话。
有一次．我甚至买好了三张去他家的车票．兴冲冲地摆到他面前。说：“冲儿都5岁了，也该见见爷爷奶奶了。”却不想杨炎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把车票撕得粉碎。杨炎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冲儿没有爷爷．我也没有爹。”回手。他把一个杯子摔到了地上。我从没见过他生那么大的气。
我沉默着把收拾好的包打开。把给公公婆婆买的礼物扔进了垃圾箱。那个晚上，我睡在了冲儿的床上。
杨炎从农村出来．我知道他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每年过年过节，他都要买很多东西寄回家里。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娘．来城里住些日子吧!娘去了哥哥姐姐家。他总心急火燎地奔过去。看得出他想家，却从不提回家的事。杨炎也从来不提爹。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
第二天是周末，杨炎把冲儿送到姥姥家。他回来接过我手里正洗的衣服．第一次跟我说起我从未见过面的公公。
杨炎是家里的老三．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上了大学。这我是知道的。从前我总说：咱爹咱娘真的很伟大。农民家庭供出三个大学生．那得受什么样的煎熬啊!那时．杨炎总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不接我的话。
杨炎上初三那年，姐姐继哥哥考上大学后．也考上了本省最好的师范学校。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家人都在侍弄那二分烤烟地．阳光明晃晃的．把家里人的心情都晒得焦躁。姐姐带着哭腔说：我不去了．我去深圳打工，供小炎上学。
爹重重地把手里的锄头摔在地上：“不上学，也轮不到你!”
他抬起头，说：“姐．我16了，我不念了。”母亲在一边抹眼泪。哥哥蹲在地边．有气无力地说：“我再找两份家教．咱们挺挺。我毕业就好了。”
家里东凑西凑还是没凑够姐姐的学费。爹抬腿出去。回来时，手里攥着一把崭新的票子。他把马上就可以卖好价钱的烤烟地贱卖给了村里的会计。娘说：“就这点地都卖了，咱往后吃啥喝啥?”爹说：“实在不行。就让老疙瘩下来。”或者爹只是那样一说，杨炎却记在了心里。尽管他说了不念书的话，但这话从爹的嘴里说出来。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姐姐上学走了。爹出去帮人家烤烟叶。爹的手艺好，忙得不可开交。杨炎却因为爹的那句话．学习上松懈下来．反正早晚都是辍学的命．玩命学又怎么样?很快。他便跟一帮社会上的孩子混到了一起。
直到有一天．他跟那些所谓的“朋友”去水库玩了一天回到家时．看到爹铁青着脸站在门口等他。
见了他，爹上来就给了他一巴掌：“既然你不愿意上学。那好，从明天起你就别上了，跟你i舅去工地上做小工!”
他瞪着爹．心里的委屈一下子涌上来，他喊：“凭什么让他俩上学．不让我上?”
爹说：“因为你是老疙瘩，没别的理由。”
他梗起脖子，说：“不让我上学，我就不活了。”杨炎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整整饿了自己5天．娘无奈地找来了村里的叔叔伯伯。爹说：“想上学可以，打欠条吧，你花我的每一分钱，你都给我写上字据，将来你挣钱了．都还给我。我和你娘不能养了儿子．最后还谁都指望不上。”
他坐起来．抖着手写好字据。他咬牙切齿地说：“你放心．我一分一厘也不会欠你的。”
那晚．他跑到村东头的小河边哭了一夜。爹一定不是亲的，否则．怎么会如此对他?人家的老儿子。不都是心头肉吗?
他上学后，很少回家。可是爹却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叫他回家帮他干活。烤烟要上架，他一个人干不过来，要杨炎回家帮忙。麦子黄了，不及时收割会掉粒．还要杨炎回家抢收。杨炎咬着牙。拼命地干活，他想考上大学就好了。离开这个家，也就算逃离苦海了。
那次割豆子。杨炎一镰刀下去．割伤了腿。娘给他抹药时，他问：“娘。我是你们要来的吧?”
娘叹了口气，说：“别怪你爹，他也是被逼得没法儿了，他怕你们都走了。孤得慌。”
他看了看正在院子里侍弄那半垄萝卜的爹，说：“人家的父母砸锅卖铁都供孩子上学，哪像他。一天只知道钱钱钱。他一天到晚净干那没用的。”
爹每年都要在院子里种半垄萝卜．也许是土质不好，萝卜全都很小很小．几乎不能吃，全家人只能喝味道很难闻的萝卜缨子汤。
娘还当好东西一样，把萝卜缨子晒干，给他泡水喝。想想他就有气。
上高中时，哥哥毕业上班了．姐姐的生活费也可以自理了。按理说家里的条件好了很多。爹应该对他松一点了。
可是，每次他回家拿生活费、资料费．爹都郑重其事地掏出那张欠条．让他把钱数记在后面，签上名字、日期。每次写这些时．他都会咬紧牙关。然后把对爹的感情踩在脚底下。
那年临近高考，家里的麦子又黄了。爹捎信给他．让他回来割麦子。他终于没忍住，回家跟爹大吵一架：“你就不能割，干啥偏指着我呀?”
爹狠狠地磕掉烟袋里的烟灰。不紧不慢地说：“养儿防老，我不靠你靠谁?”
他没黑夜没白天地割了三天麦子，麦子割完．他头也不回地回了学校。
那年高考．他考了全乡最高分。他给哥哥姐姐写了封信，信里说．他不指望爹能供他上大学，希望他们可以借他一点钱，这些钱将来他都会还。信里面写得很决绝。那时，他的眼里只有前程，亲情于他，不过是娘的一滴滴眼泪．一点用处也没有。
上大学走的那天．他噙着泪离家，甚至没跟爹打声招呼。他已经很多年没叫他爹了。在他眼里，爹更像是一个债主，有了他一笔笔债压着．杨炎才能使劲地往外走。杨炎吸了一口烟说，我能有今天，也算拜他所赐!
走到村口．杨炎回头看家里低矮的土房，一不小心看到站在门口的爹．他手搭凉棚向他离家的方向望。杨炎转过头，心变得很硬很硬。
杨炎说：“小云。第一次去你家，你爸给我剥橘子，跟我下象棋，和颜悦色地说话，我回来就哭了一场。这样的父亲才是父亲啊。”说完，他的眼睛又湿了。
我不知道那位未曾谋面的公公为何会以这样无情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儿子．难道贫穷把亲情都磨光了吗?
杨炎从一本旧书里找出一张皱皱的纸．我看见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好些账．下面写着杨炎的名字。杨炎说：“还清了这张纸，我就不欠他什么了。”
我看得出杨炎不快乐，他对冲儿极其溺爱．他不接受别人说冲儿一点点不好，就连我管冲儿．他都会跟我翻脸。我知道杨炎的心里有个结。
跟单位请好假，我对杨炎说要出差几天．然后去了杨炎的老家。
打听着找到杨炎家，尽管有了心理准备还是吃了一惊。家里三个在城里工作的儿女，都寄钱回来．怎么他们还住着村里最破的土坯房?看来杨炎说的公公爱钱如命果然不假。
院子里还有半垄杨炎说的萝卜地。每年婆婆还是会寄些晒十的萝卜缨给我。嘱咐我泡水给杨炎喝。我嫌那味道太难闻，总是偷偷扔掉。
婆婆出来倒泔水．看到我，愣了一下。说：“你怎么来了?”我和杨炎结婚时，婆婆去过。
把我让进屋，昏暗的光线里．我看到佝偻在炕上的老人。他挣扎着起来。婆婆说：“这是小云，杨炎家的。”公公哦了一声．用手划拉了一下炕，说：“走累了吧?快坐。”
他没有想象中凶神恶煞．感觉他只是个慈祥的乡下老头。
我说：“爹，你咋了?”婆婆刚要说，公公便给她递了个眼色，说：“没啥，人老了，零件都不好使了。”婆婆抹了抹眼睛，开始给我张罗饭。
帮她做饭的当儿，婆婆问起杨炎和冲儿。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公公，他装作若无其事，可我知道他听得很仔细。
跟婆婆出去抱柴，我说：“杨炎还在记恨爹呢!”
婆婆的泪汹涌而出。她说：“都说父子是前世的冤家，这话一点不假。你爹那个脾气死犟，杨炎更是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其实。最疼小炎的还是你爹。你看这半垄萝卜，你爹年年种．就是家里再难的时候，也没把它种成别的。就是因为杨炎内虚．有个老中医说萝卜缨泡水能补气．你爹就记下了。年年都是他把萝卜缨晒好了，寄给你们。然后让我打电话，还不让我说是他弄的……”
“那为什么爹那时那样对杨炎呢?”
婆婆叹了口气。
“那时候杨炎在外面交了不三不四的朋友．你爹若不用激将法，怕是那学他就真的不念了。每次找他回来干活，都是你爹想他，又不明说，谁知那孩子犟，两个人就一直顶着牛……
“你爹的身体不行了，动哪哪疼．可是他不让我跟孩子说，他说，他们好比啥都强，想到他们仨．我就哪都不疼了。他说什么也不肯看病．小炎给的那些钱，他都攒着，说留给冲儿上大堂…” 我的眼睛模糊了。父爱是口深井。儿子那浅浅的桶，怎么能量出井的深度呢?
婆婆说：“他每天晚上梦里都喊儿女的名字．醒了，就说些他们小时候的事。他说，孩子小时候多好，穷是穷点。可都在身边，叽叽喳喳的．想清静一会儿都不行……”
我站在村口给杨炎打手机。我告诉他：父亲的爱像右手。它只知道默默地给予。却从不需要左手说谢谢……
专任教授”的骄傲
陈平原
36年前，夏秋之际，粤东山村一间破旧的教室里，走进一个16岁的插队知青。作为民办教师，那是他的第一堂课。山村孩子没上过幼儿园，头一回被拘在教室里，坐那么长时间，很不适应。不一会儿，有人举手：“老师，我要尿尿。”你刚给他解释，上课的时候不要随便走动；那边又有人哭起来了，问为什么，说是尿裤子了。本以为初入道，从一年级教起比较保险，没想到当“孩子王”还真不容易。可抱怨归抱怨，这个知青，却从此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这名知青走出大山，念完了大学，再念研究生，最后落户在未名湖畔。有了早年教书的经验，深知上课时不能让听众有急于上厕所的感觉，二十几年来，这位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大学博士班的教师，认真面对每一堂课。大概是天道酬勤吧，这位昔日的知青，居然被评为2006年的北大十佳教师，真让人感慨系之。
你猜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去年，我总共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专业学会以及北京大学颁发的6个奖；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这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因为，其他的奖都是肯定我的专业研究，只有这个是表彰我的教书育人。课讲得好不好，这在业绩表上远不及科研成果显眼；但作为大学教师，我更看重这“传道授业解惑”。
这些年来，除了专业研究，我还关注大学教育问题。其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教师这一职业的“荣誉感”正在急遽滑落。几年前，曾应邀在北大迎新会上演讲，会上，有新生突然发问：老师，看你挺聪明的，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当一辈子教师？当时我急了，慷慨陈词，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新生跟我解释，说父母都是教书的，对他考上北大中文系不太满意，担心他毕业后只能教书。是的，在很多人眼中，像我这么个年纪，即便没混上省长市长，也得弄个校长院长当当。不久前，在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上，主持人悄声问我，你有没有更好听一点的头衔？我说没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直到今天，眼看许多“成功人士”的名片上，印满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一面不够来两面，还有折叠式的；像我这样干干净净，只写教职的，不太多。对此，我一点也不感觉难堪，甚至还不无得意，说这才叫“专任教授”。
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在我看来，当一名教师，尤其是当一名北大的教师，是很幸福的事情。说这话，不是为了应景，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给北大学生讲课，有一种满足感。你还在备课的时候，就已经能预感到学生会在哪些地方点头，哪些地方赞叹，哪些地方发笑，哪些地方质疑。这种台上台下，单凭眼神就能相互沟通的默契，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北大课堂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国内外其他大学讲课，也会有渐入佳境的时候；但在北大课堂上，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则是家常便饭。所以，面对各种诱惑时，之所以有那么多教师毫不犹豫地选择北大，主要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名分，而是因为学生。每当你走上讲台，面对那么多纯洁的、热诚的、渴望知识的眼睛，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的祖父教过私塾，我的父母是中专语文教师，而我和我的妻子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这种“一脉相承”，使得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很深的感情。教书光荣，但教好书不容易。除了个人的天赋、才学以及后天的努力，学术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从不敢说“是金子就会发光”之类的大话。古今中外，“怀才不遇”的，那才是常态；像我这样，就那么一点点才华，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得益于北大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更得益于我所在的小集体——北大中文系。留校教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风雨，全靠诸位前辈遮挡，我才得以从容读书。只是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退出讲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林庚先生上最后一课时，学生们如痴如醉，久久不愿散去；钱理群教授最后一次在北大讲鲁迅，多少听众热泪盈眶。现在，他们或者退而不休，回到安宁的书斋，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著述；或者已经谢世，隐入历史的深处。作为仍然活跃在讲台上的教师，我衷心感谢他们曾经给予的提携与鼓励。
说到这，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此次获奖，说明我没有太辜负他们的期望；悲的是老成凋谢，天丧斯文，2006年，北大中文系竟然有6位教授不幸仙逝。除了刚才提及的97岁的诗人、文学史家林庚先生，还有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徐通锵先生，文学史家褚斌杰先生，民间文学专家汪景寿先生；更让人悲伤的是，年仅49岁的孟二冬教授也离我们而去。孟教授教书育人的事迹广为传颂，其他几位先生，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4
来生”选择里的今生期待
毕书之
“假如有来生，你想做哪国人？” 按当下时髦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但对于这个“伪命题”的选择，却多少可以折现人们对于当下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因此倒也不能说全然没有意义。
"
在刚刚过去的九、十月里，中国和印度的媒体不谋而合地用一次调查问卷，分别回答了上述这个“伪命题”。《印度时报》最近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报告，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达等五大城市对18-35岁的群体所作的调查中，将近90%的受访者坚持“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原因主要包括“丰富的精神遗产令人骄傲”、“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期待”等。（10月30日《环球时报》）在中国这边，9月里某著名网站所做的一项“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截至9月10日晚，10234参与者当中，64%的选票表示“不愿”。对于“不愿”的因，认为自己“缺乏尊严感”的占了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幸福离我很遥远”。
笔者无意于通过简单对比，去讨论“国内月亮与外国月亮谁更圆”之类没有意义的问题。毕竟，各国有各国的情况，不同的数字背后，是各自不同的生存土壤。接受调查者的身份、对生活的态度、宗教的信仰（佛教讲前世今生）、民主观念的张扬程度等等，都决定着对于“来生”命题的选择。
但让人难理解的是，作为一个“数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作为一个跺跺脚就能令全世界感受到震动的政治大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缺乏尊严感”？作为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强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看不到幸福”？显然，这样一个调查结果，与中国目前的现状实在相去甚远。撇掉一部分网民“遇物必反”的“愤青”逻辑，从这个不是很搭边的“参照”中，能反思出什么有价值的因素呢？
根据印度媒体的调查，印度人有强烈的归属感，很多人认为，“印度有不足，表面看也有点脏、乱、差，但印度有自己的特点，没有随着全球化的脚步迷失自己。不论你喜欢与否，这是印度，而不是别的国家”。这样的感觉在中国人身上似乎很缺乏。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翟华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感叹：中国人失掉自豪感了吗？当他说出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10%的经济增长率、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008年奥运会，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羡煞了多少“老外”，你们还要怎么着？
但中国人却好像就是对这些成就充目不见，倒是看自己怎么也不顺眼。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现代化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于是，到处都是“中国的xx”（xx几乎都来自美国），却全然没有平衡的心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总是要从人家的嘴巴里找到自己的坐标，人家说咱一句“OK”我们乐半天，人家皱皱眉头我们就有人愁得掉眼泪，外企的一句广告词，也会令我们动辄愤怒不堪。丧失了自豪感，如何不“缺乏尊严感”？
印度人自我认同的第二大原因是他们多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迅速，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虽说人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永不会满足止步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印度要早，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大家“吃得营养了、穿得洋气了、住得相对宽敞了”，按理说，大家幸福感应该更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看不到幸福”？学者孙立平先生的一个说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他认为，我们老说“改革开放以来”，好像这20多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概念，实际不然。在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到了90年代以来，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即使经济有快速发展，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直接受益，一部分人被甩到了同步增长的社会结构之外，而要通过后期的利益调整来实现其利益的保障。在保障体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产生与社会断裂开的“非认同感”。
面对这样一个很多人未必乐见的网调结果，我们不能讳疾忌医，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反思。不管是人对于自身物质性的关注，还是对于社会坐标的迷茫，提高对国家、社同的认同感，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都算是国家的“软实力”，都是“决胜未来”的力量，不能等闲视之。借鉴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在当前利益阶层多元化、社会群体复杂化的背景下，需要通过研究、考量各种社会群体的具体情况，从利益、荣誉感、文化力等多个方面，实现国民认同感的“整合”——这显然不是单个机构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从国家的高度通过统一有力的举措来实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4
最容易的路最好走吗
作者：陈彤
早些时候，看过一本书，《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地嫁给他？
现在我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他就是杀了十个老婆，后面还有赶不尽杀不绝的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通往荣华富贵最近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也是通向死亡的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普天之下的女人都会认为这其实是通向幸福的最容易的路吧？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你可以认为它不说明任何问题，但我想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极端——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一个女友失了恋，我们说天下男人又没有死绝，你那个男朋友也很一般，赶紧再找一个更好的弥补回来。于是我们把我们所认识的钻贵都往她那里推，因为这是一条捷径，每个女人都知道，这是最短的幸福之路——在千百万成功富有的男人中，只要一个肯对她说“YES”，她这辈子的幸福就到手了。
这事儿难吗？从理论上说，不难。她美丽，年轻，单纯，而且还很温柔，多才多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吧？但偏偏就等了很久很久。不是没有人追求她，但总是在谈婚论嫁的那一瞬，那些她中意的男人们，全身而退。也不是没有男人肯娶她，但那些肯娶她要她的，她又不肯——因为那些男人显然是一条太远的路，她说要跟那些男人吃多少苦，才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
于是，她的人生像在沙滩上找珍珠——难道她没有发现，沙滩上挤满了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每个人都光着一双脚，即使有珍珠，她凭什么能找到？即便是她有这个运气，她又有这个实力攥住这颗珍珠吗？
很多时候，人生最容易的路，看上去是那么短，但走起来，却是那么长——在沙滩上，最多捡到几枚花纹漂亮的贝壳，但珍珠，哪里轮得到你来捡呢？
我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剩下的就是为自己打算了。”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她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到25岁的他，人们劝她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她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就会越爱我。
事实确实如此。她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望、荣誉、地位、爱情而发愁。她看上去走了一条漫长的路——写侦探小说，在她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
人，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喜欢不劳而获，喜欢不必费什么力气就已经全部得到。
这是一个讲求双赢的世界。你没有实力，没有硬碰硬的素质，单凭一颗恨嫁的心，最多是嫁到二流三流的男人，而且等到他们厌倦你抛弃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成长起来，除了茫然无措，追悔莫及，你还能得到什么？
我不是鼓励你去走一条很长的路，一条布满荆棘蜿蜒崎岖的路。我是想说，许多路，许多看上去很容易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路。它们不过是看上去很短，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你需要的不只是运气。
还不如索性咬紧牙关，把你的人生当作是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你终于达到光辉的顶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周围到处都是美丽人生。你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你就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就像舞蹈奇才伊莎朵拉·邓肯，无论生活怎样对她，她都一直在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巨大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她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光芒四射。我想她应该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在她的自传中，她自己说过，“……数年来被拒之门外；不过，这最后的打击对于我的感情本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以后，我把感情的所有力量投入到我的艺术之中，爱情没有给予我的快乐，我从自己的艺术追求中得到了补偿。”而事实上，她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并且也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
假如你不幸没有生在豪门，没有像帕丽斯·希尔顿那样幸运——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而且还只有25岁，那么你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很多，但她们都不是帕丽斯·希尔顿。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走了一辈子，最后却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条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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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本读者随便抄上6篇就是了，除了笑话很短，都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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