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聂耳的敬佩之情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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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2 · 知道合伙人教育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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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生平读后感
---
10100530208
沈雁
聂耳(
1912
-
1935
)
,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
,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
家。
他从小家境贫寒,
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
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
他的一系列作品,
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
是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另外由
赵丹主演的影片《聂耳》在
1959
年上映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
部音乐传记片。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
72
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
1912
年
2
月
15
日,聂耳
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
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
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
。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
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
从照片中看,
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
令人
佩服的是,
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
但跟着丈夫,
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
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
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
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
蔡锷功成名就之时,
聂耳还是黄口小儿,
但他从
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
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习武
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
十六岁那年,
聂耳终于憋不住了,
背着家人偷偷参军,
被编
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
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
又被军队遣散,
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
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
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
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
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
聂耳又写了篇
《我之人生观》
,
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
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
稽查员的工作。
谁知
“申庄”
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
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
聂耳失业了。
还好,
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
《申报》
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
耳的注意。
每月能挣十元津贴,
还管吃住,
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
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
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
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
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
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
练琴时得站在墙角,
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
初到不久,
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
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
聂耳的心狂跳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
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
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
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
于是,
人们常常
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
“错了”
,
“又错了”
,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
“小
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
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
“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
了好老师。
“一定能学会,
”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
,到“大世
界”
看杂耍,
聂耳却一声不吭,
躲进房间练琴。
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
一天至少
“恶补”
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
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
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
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
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
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
或者涂一身黑墨,扮
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
1959
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
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
“明月”
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
蔡楚生、
孙瑜、
卜万苍、
金焰、
郑千里、
王人美、
黎莉莉、
白丽珠、
赵丹、
周璇、
阮玲玉,
等等。
近观名人,
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
“风
头正健”
。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
天真,
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
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
做游戏,
输了,
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
“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
”聂耳
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
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
这在朋友中出了名。
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
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
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
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
聂耳因此对哲学
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
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
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
后来
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
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
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
汉的眼里,
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
两人阅历、
资历以及
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
年至
1935
年两年间,
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
一同创作了
《开矿歌》
、
《大路歌》
、
《毕
业歌》
、
《码头工人》
、
《苦力歌》
、
《打砖歌》
、
《打桩歌》
、
《告别南洋》
、
《春回来了》
、
《慰劳歌》
、
《梅娘曲》
、
《打长江》
、
《采菱歌》
、
《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
的一半。
聂耳的处女作
《开矿歌》
是两人合作的开端。
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
《义
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
“
《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
“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
”自信与笃定溢
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
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
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
完成的。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
23
岁。
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
1954
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
撰写碑文;
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
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
否有交往,
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
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
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
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
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
1934
年
4
月
1
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
十分出名。
初进
“百代”
,
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
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
“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
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
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
,临到末了他
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
用
“一致地赞许”
、
“批评甚佳”
等火爆字眼,
形容自己为电影
《渔光曲》
、
《桃李劫》
、
《大路》
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
。乐队很小,只
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
大家
的兴致很高。
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
聂耳根据云南等地
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
、
《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
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
《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
“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
。
“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
1935
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
《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
在
1934
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
“
1934
年是我的音乐年。
”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
都没有。话刚说完,
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
—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
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
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
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
“
金色大厅
”
演出。
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
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
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
声。聂耳在
“
百代时期
”
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
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
包括聂耳。
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
“
百代
”
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
《翠湖春晓》
,
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
《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
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
聂耳,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
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
。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
族危亡时代所造就。
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
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
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
2
月
7
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
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
。聂
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
《义
勇军进行曲》
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
不幸正逢聂耳去世,
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
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
战争结束前夕,
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
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
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
1949
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
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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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530208
沈雁
聂耳(
1912
-
1935
)
,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
,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
家。
他从小家境贫寒,
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
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
他的一系列作品,
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
是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另外由
赵丹主演的影片《聂耳》在
1959
年上映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
部音乐传记片。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
72
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
1912
年
2
月
15
日,聂耳
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
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
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
。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
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
从照片中看,
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
令人
佩服的是,
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
但跟着丈夫,
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
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
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
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
蔡锷功成名就之时,
聂耳还是黄口小儿,
但他从
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
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习武
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
十六岁那年,
聂耳终于憋不住了,
背着家人偷偷参军,
被编
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
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
又被军队遣散,
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
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
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
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
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
聂耳又写了篇
《我之人生观》
,
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
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
稽查员的工作。
谁知
“申庄”
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
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
聂耳失业了。
还好,
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
《申报》
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
耳的注意。
每月能挣十元津贴,
还管吃住,
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
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
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
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
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
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
练琴时得站在墙角,
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
初到不久,
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
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
聂耳的心狂跳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
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
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
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
于是,
人们常常
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
“错了”
,
“又错了”
,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
“小
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
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
“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
了好老师。
“一定能学会,
”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
,到“大世
界”
看杂耍,
聂耳却一声不吭,
躲进房间练琴。
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
一天至少
“恶补”
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
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
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
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
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
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
或者涂一身黑墨,扮
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
1959
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
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
“明月”
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
蔡楚生、
孙瑜、
卜万苍、
金焰、
郑千里、
王人美、
黎莉莉、
白丽珠、
赵丹、
周璇、
阮玲玉,
等等。
近观名人,
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
“风
头正健”
。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
天真,
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
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
做游戏,
输了,
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
“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
”聂耳
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
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
这在朋友中出了名。
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
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
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
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
聂耳因此对哲学
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
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
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
后来
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
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
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
汉的眼里,
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
两人阅历、
资历以及
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
年至
1935
年两年间,
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
一同创作了
《开矿歌》
、
《大路歌》
、
《毕
业歌》
、
《码头工人》
、
《苦力歌》
、
《打砖歌》
、
《打桩歌》
、
《告别南洋》
、
《春回来了》
、
《慰劳歌》
、
《梅娘曲》
、
《打长江》
、
《采菱歌》
、
《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
的一半。
聂耳的处女作
《开矿歌》
是两人合作的开端。
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
《义
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
“
《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
“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
”自信与笃定溢
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
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
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
完成的。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
23
岁。
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
1954
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
撰写碑文;
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
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
否有交往,
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
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
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
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
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
1934
年
4
月
1
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
十分出名。
初进
“百代”
,
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
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
“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
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
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
,临到末了他
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
用
“一致地赞许”
、
“批评甚佳”
等火爆字眼,
形容自己为电影
《渔光曲》
、
《桃李劫》
、
《大路》
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
。乐队很小,只
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
大家
的兴致很高。
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
聂耳根据云南等地
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
、
《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
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
《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
“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
。
“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
1935
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
《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
在
1934
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
“
1934
年是我的音乐年。
”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
都没有。话刚说完,
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
—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
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
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
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
“
金色大厅
”
演出。
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
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
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
声。聂耳在
“
百代时期
”
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
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
包括聂耳。
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
“
百代
”
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
《翠湖春晓》
,
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
《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
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
聂耳,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
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
。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
族危亡时代所造就。
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
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
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
2
月
7
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
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
。聂
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
《义
勇军进行曲》
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
不幸正逢聂耳去世,
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
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
战争结束前夕,
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
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
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
1949
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
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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