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则故事，急！！

Answer 1

创立新中国的故事
——制定国号、国歌、国旗、国徽的前前后后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34人，济济一堂，共商建立新中国大计。筹备会主任由毛泽东担任。与会代表共同讨论了新中国建国大纲（后称《共同纲领》）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项政策，并提出制定新中国象征的国号、国旗、国歌、国徽等。筹委会分设六个筹备小组。与会代表分别参与这几个小组的筹备工作。时任民进中央常务理事的马叙伦被推为制定新中国象征的国旗、国歌、国徽小组负责人。

　　筹备会议开幕后，大家对新中国的国号，特别重视，因为国号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身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亲自主持“国号”问题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热烈发言，最终于9月27日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

　　国号确定后，国都设在哪里，是代表们极为关心的问题。这项工作，也由马叙伦小组负责。马叙伦小组组织专家讨论，很快取得共识。9月27全体会议时，审议小组提出关于国都地点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并自当日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国号”、“国都”有了基本方案后，马叙伦更抓紧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马叙伦立即开展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等工作，组织评选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小组成员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在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从6月中旬开始，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9月21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634位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欢聚一堂，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职责，对新中国的各项大政方针，进行审议，经过十天的热烈讨论，修订并通过了各项决议，包括共同纲领、国号、国旗、国歌、国都等等决议。

　　马叙伦夜以继日地工作了数十天，心身疲惫，此时他已64岁，在开国大典后，在家中休息，没有出席一些会议，但他还惦记着国徽的设计工作，同时还想着新中国成立后，应有自己的国庆纪念日，可是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和政协大会上，都没有提过并作出此项决议，而自己作为这方面工作的筹备小组负责人，心有内疚，认为新中国不能没有国庆日。他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有三个日子可选择：一、9月21日，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大会开幕，政协筹委会主任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因此9月21日可作为国庆日的一个方案；二、9月30日，全国政协对新中国成立的各项议程全部审议通过，新中国诞生有了法律依据，这个日期也可以考虑作为国庆日的一个方案；三、10月1日，是新中国开国大典，是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很有国际意义。他认为这三个日期都很好，再分析比较后，认为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在国际上影响更大，因此他亲自提笔写好新中国的国庆日的建议书，并委托许广平带去参加10月9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大会即将结束时，许广平即席请求发言，得到主席的同意后，许广平读了马叙伦常委的建议，提出将10月1日定为新中国的国庆日的议案，毛泽东即席让大家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的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

　　新中国已走过60年的辉煌历程，想起当年为新中国献身的人们，想起为建立新中国作出贡献的人们，在他们中间，有共产党人，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还有不少不曾相识的人，甚至有的还是国共谈判的对手，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走到一起，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呢，那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法宝——统一战线的强大凝聚力，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界人士，把自己的赤诚的心献给新中国的事业。今天，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已经建成了一个繁荣富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靠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奋斗，开拓创新，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则
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应在南京多杀。”法律量刑主观随意，加上杀人定指标，错杀、滥杀在所难免。

　　群情激奋，镇反扩大化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民众的热情和要求节节升高，舆论向着“不要宽大，该杀就杀”的一面引导。1951年3月23日《天津新生晚报》）发表文章，认为应该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决不会因宽大无边而感激涕零，悔过自新，恰恰相反，他们却钻了宽大无边的空子，以为人民可欺，阴谋复辟，出卖祖国，这样死心塌地自绝于人民的坏蛋，再对他讲宽大，不坚决镇压，其结果，就是人民批评政府“有天无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产党讲宽大”。

　　正是由于这样的舆论导向，“镇反运动”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为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旗号的阶级报复运动，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

　　从具体实施来看，采取的是“先镇压、后进行法律补充”的倒置式办法，补充法律依据也只是为了更快、更多、更严厉的镇压这种阶级异己分子，而不是为了宽宥这些人。在运动中夸大、渲染和制造仇恨，以“革命”的名义大开杀戒。1951年5月《上海大公报》有一篇署名丁浩川的文章《无情地憎恨敌人》，文章称：在镇压反革命中间，有时我们还听到这一类的论调：“改造不就行了么，何必杀呢？”说这些话的人很天真。他们以为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既然也都是人，在这些人的胸腔里就总应该长着一颗人心。文章提醒那些对反革命分子有恻隐之心的人去想想自己的儿女后代，再想一想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所派遣来的那些特务，他们正在伸着两双血手，爬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