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上有哪些民族融合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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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这个概念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实现大同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
（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
（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
（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
（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
（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而言，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类型的融合与同化。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族融合的初步发展时期，诸侯国间频繁的兼并战争，大大加强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充分，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初步形成。中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加速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各族人民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的动乱时期，但也是第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与其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动乱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但是客观上那个促进了民族交流和游牧民族的汉化进程。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北方民族大融和的结果是鲜卑族消失，北方回归完全的汉文化。
隋唐时期
隋唐实行比较开明的对内对外，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交流得到新的发展。
唐朝中央政府承认周边各族在政治上的“自治权”，不直接干涉各族的内政，各民族的地方官吏由本族的统治者担任。唐政府对被征服部落民族首领册封很多。建立了众多羁縻程度不同的羁縻州护府。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二个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时期，其中元代更为突出。元朝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并于其后明朝中期以后形成新的民族——回族，虽然蒙元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交流的历史趋势。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其结果是大量的游牧民族融于汉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若说汉语则被元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征已逐渐丧失。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各民族的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与以往的经济、文化等自然交流不同，明末清初的民族同化带有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甚至引发屠杀。应以史为鉴，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提倡自然交流与融合。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但同时，满清贵族为了防止被人数占多数的汉人同化，严禁满汉通婚。虽然清政府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早年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时，大量汉人被掠为奴，编入满洲八旗之内，成为家内奴或拖克索（农庄）内从事生产的奴仆，为扩大兵源，从为奴的汉人中抽出一些壮丁（规定每20人抽一人当兵），后编为汉八旗，现今的满族就包括满洲后裔、当年的汉八旗人后裔和蒙八旗人的后裔。
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3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俄罗斯族和朝鲜族除外，近现代之后才有他们），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
（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
（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
（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
（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
（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而言，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类型的融合与同化。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族融合的初步发展时期，诸侯国间频繁的兼并战争，大大加强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充分，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初步形成。中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加速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各族人民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的动乱时期，但也是第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与其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动乱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但是客观上那个促进了民族交流和游牧民族的汉化进程。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北方民族大融和的结果是鲜卑族消失，北方回归完全的汉文化。
隋唐时期
隋唐实行比较开明的对内对外，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交流得到新的发展。
唐朝中央政府承认周边各族在政治上的“自治权”，不直接干涉各族的内政，各民族的地方官吏由本族的统治者担任。唐政府对被征服部落民族首领册封很多。建立了众多羁縻程度不同的羁縻州护府。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二个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时期，其中元代更为突出。元朝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并于其后明朝中期以后形成新的民族——回族，虽然蒙元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交流的历史趋势。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其结果是大量的游牧民族融于汉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若说汉语则被元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征已逐渐丧失。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各民族的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与以往的经济、文化等自然交流不同，明末清初的民族同化带有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甚至引发屠杀。应以史为鉴，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提倡自然交流与融合。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但同时，满清贵族为了防止被人数占多数的汉人同化，严禁满汉通婚。虽然清政府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早年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时，大量汉人被掠为奴，编入满洲八旗之内，成为家内奴或拖克索（农庄）内从事生产的奴仆，为扩大兵源，从为奴的汉人中抽出一些壮丁（规定每20人抽一人当兵），后编为汉八旗，现今的满族就包括满洲后裔、当年的汉八旗人后裔和蒙八旗人的后裔。
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3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俄罗斯族和朝鲜族除外，近现代之后才有他们），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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