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闻一多先生的革命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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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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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为探寻救国之路而上下求索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字友三,1899年生于湖北省浠水。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接受西洋美术教育。1923年9月,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在国内出版。1925年5月他回国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毅然南迁,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大会上怒斥国民党特务,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特务暗杀,年仅48岁。主要著作有《红烛》、《死水》、《唐诗杂论》、《离骚解诂》等。
“你可知‘MACAU’(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随着电视纪录片的播放,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曲在全国不胫而走。它的词作者,就是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和著名民主斗士闻一多。
五四之夜,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并成为清华园内学运的活跃人物;
把澳门、香港、台湾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比作从母亲身边掳走的七个孩子,创作了《七子之歌》,在1999年澳门回归时广为传唱。
1912年,13岁的闻一多便以鄂籍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那里度过了10年学子生涯。其间他学习刻苦,参加了多种学生团体并成为活跃人物。五四运动爆发当天,闻一多激情难耐,深夜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饭厅门前。这年暑假他破例没有回家,致信父母说:“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他在校参加了宣传,并作为清华代表出席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先后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他在专攻美术时,又喜欢戏剧和酷爱诗歌。1923年9月,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由郭沫若协助在国内出版,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留美期间,弱国子民所受的歧视愈发激起闻一多对祖国的热爱。他说:“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对澳门、香港、台湾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他比作从母亲身边掳走的七个孩子,创作了《七子之歌》。70多年后迎接澳门回归之际,《七子之歌·澳门》又被谱曲广为传唱。
1925年闻一多归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随后参加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并编辑《诗镌》。奉系军阀枪杀著名报人邵飘萍后,闻一多南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股长。曾亲绘一幅反军阀的大壁画,悬于黄鹤楼前。
早年信奉国家主义,对共产主义有偏见。抗战时期目睹国民党腐败和人民困苦,遂走出书斋呐喊:
“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加入民盟之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身为名教授,却在课外靠刻字养家。昆明警备司令以重金请他刻印章时,却嗤之以鼻。
1927年以后,闻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由浪漫诗人转而成为谨严学者,研究领域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并兼及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令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此外,他在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方面也造诣颇深,其篆刻以高深的美学修养和古文字功底刚柔得体,时人奉为精品。卢沟桥抗战炮声响起后,闻一多鄙视文人周作人等为家室所累而留城甘受敌统治,不惜舍弃多年的珍藏,为不当亡国奴在战火中只身南下。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信奉国家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只破坏不建设。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抗战期间他走出书斋深入社会,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他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3000余华里的步行团,深入了解到社会下层的痛苦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1943年春,蒋介石抛出《中国的命运》一书宣扬新专制主义,闻一多认为是“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不久,他读到了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深为其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发表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在大后方引起震动。他通过阅读各种进步书籍,详细了解到共产党的各种情况,发自内心喊出:“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进步教授吴晗和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华岗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于1944年夏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
抗战后期,国统区物价飞涨,贪污盛行,没有“外快”的教授靠工资大都难以养家糊口。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是国内名师,除上课外也要穿有补丁的破长衫,只好标价给人刻印章以维持全家生活。昆明警备司令慕其盛名,派人找他刻印并称可出重金。闻一多出于对国民党军警的鄙视,不顾得罪此人可能带来的危险,对其嗤之以鼻。
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拍案而起,面对台下特务威胁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坚定地表示“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几小时后,他在回家路上便被特务打死;毛泽东曾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如今闻亭屹立在清华园内,前面有他叼烟斗的塑像。
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写下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和宣言。特务学生对他极为仇视,在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中张贴恐吓传单,故意将其名改为类似俄国人的“闻一多夫”。1945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当局竟出动由特务等组成的“军官总队”,冲入校园投掷手榴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已极,亲赴烈士灵堂祭奠,并手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在为四烈士举行的出殡游行时走在队伍最前列。
1946年夏,西南联大解散,闻一多也想随师生北返清华,却苦于全家搬迁费用而滞留。这时国民党当局认为昆明民主力量削弱,又嚣张起来,于7月11日夜间用无声手枪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当时一些名学者跑到外国领事馆要求避难,市内又盛传黑名单下一个便是闻一多,地下党通知他暂时隐蔽。闻一多却把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参加了15日下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会上本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介绍丈夫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特务却叫嚷捣乱。闻一多忍无可忍,对着会场内的千名师生和嚣张的特务,发表了一生中著名的最后演讲,宣布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会后他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五时许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便遭军用吉普车内冲锋枪扫射而死,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负重伤,凶手则驱车扬长而去。这一“李闻惨案”使中外震惊,周恩来在南京愤怒谴责说:国民党进攻共产党,双方都有武器还可以对打;对李、闻这样手无寸铁的文人竟也下此毒手,而且还要采取怯懦的暗杀方式。面对全国声讨浪潮,军统便出面诡称是其成员听到闻一多“辱骂领袖”,因“义愤”擅自开枪而非上峰指令。
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赞扬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的精神,提出:“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后来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写下的批语中,又称颂闻一多“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几十年后的清华园中,已分别矗立起闻亭和自清亭。闻亭前屹立着闻一多瘦身材、戴圆眼镜、叼烟斗的塑像。石碑上刻着他的名言:“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朝闻道,夕死可矣”,从五四狂放诗人最终成为共产党的拥护者,闻一多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升华。
闻一多的人生充满变化。他曾是以《红烛》、《死水》而饮誉一时的诗人;继而从感情奔放的诗人转为冷静的学者;最终走出书斋,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这看似充满矛盾,实则一以贯之,即无论是诗人、学者还是战士,闻一多总是在为探寻救国之路而上下求索。
从少年时代起,闻一多就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赴美后看到的巨大反差更增强了他的爱国情怀。正如他所说:“我爱中国固因她是我的祖国,而尤因她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他想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中寻找医治民族病症的药方,在书斋内探寻无效后终于走上了社会活动。闻一多早年曾信奉反共的国家主义,但他通过长期的切身体会和不断寻求真理,终于端正了认识,在抗战后期转而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以为民主事业奋斗而不惜牺牲的事迹,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最高升华。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字友三,1899年生于湖北省浠水。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接受西洋美术教育。1923年9月,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在国内出版。1925年5月他回国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毅然南迁,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大会上怒斥国民党特务,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特务暗杀,年仅48岁。主要著作有《红烛》、《死水》、《唐诗杂论》、《离骚解诂》等。
“你可知‘MACAU’(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随着电视纪录片的播放,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曲在全国不胫而走。它的词作者,就是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和著名民主斗士闻一多。
五四之夜,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并成为清华园内学运的活跃人物;
把澳门、香港、台湾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比作从母亲身边掳走的七个孩子,创作了《七子之歌》,在1999年澳门回归时广为传唱。
1912年,13岁的闻一多便以鄂籍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那里度过了10年学子生涯。其间他学习刻苦,参加了多种学生团体并成为活跃人物。五四运动爆发当天,闻一多激情难耐,深夜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饭厅门前。这年暑假他破例没有回家,致信父母说:“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他在校参加了宣传,并作为清华代表出席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先后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他在专攻美术时,又喜欢戏剧和酷爱诗歌。1923年9月,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由郭沫若协助在国内出版,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留美期间,弱国子民所受的歧视愈发激起闻一多对祖国的热爱。他说:“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对澳门、香港、台湾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他比作从母亲身边掳走的七个孩子,创作了《七子之歌》。70多年后迎接澳门回归之际,《七子之歌·澳门》又被谱曲广为传唱。
1925年闻一多归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随后参加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并编辑《诗镌》。奉系军阀枪杀著名报人邵飘萍后,闻一多南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股长。曾亲绘一幅反军阀的大壁画,悬于黄鹤楼前。
早年信奉国家主义,对共产主义有偏见。抗战时期目睹国民党腐败和人民困苦,遂走出书斋呐喊:
“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加入民盟之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身为名教授,却在课外靠刻字养家。昆明警备司令以重金请他刻印章时,却嗤之以鼻。
1927年以后,闻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由浪漫诗人转而成为谨严学者,研究领域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并兼及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令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此外,他在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方面也造诣颇深,其篆刻以高深的美学修养和古文字功底刚柔得体,时人奉为精品。卢沟桥抗战炮声响起后,闻一多鄙视文人周作人等为家室所累而留城甘受敌统治,不惜舍弃多年的珍藏,为不当亡国奴在战火中只身南下。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信奉国家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只破坏不建设。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抗战期间他走出书斋深入社会,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他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3000余华里的步行团,深入了解到社会下层的痛苦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1943年春,蒋介石抛出《中国的命运》一书宣扬新专制主义,闻一多认为是“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不久,他读到了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深为其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发表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在大后方引起震动。他通过阅读各种进步书籍,详细了解到共产党的各种情况,发自内心喊出:“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进步教授吴晗和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华岗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于1944年夏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
抗战后期,国统区物价飞涨,贪污盛行,没有“外快”的教授靠工资大都难以养家糊口。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是国内名师,除上课外也要穿有补丁的破长衫,只好标价给人刻印章以维持全家生活。昆明警备司令慕其盛名,派人找他刻印并称可出重金。闻一多出于对国民党军警的鄙视,不顾得罪此人可能带来的危险,对其嗤之以鼻。
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拍案而起,面对台下特务威胁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坚定地表示“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几小时后,他在回家路上便被特务打死;毛泽东曾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如今闻亭屹立在清华园内,前面有他叼烟斗的塑像。
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写下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和宣言。特务学生对他极为仇视,在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中张贴恐吓传单,故意将其名改为类似俄国人的“闻一多夫”。1945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当局竟出动由特务等组成的“军官总队”,冲入校园投掷手榴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已极,亲赴烈士灵堂祭奠,并手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在为四烈士举行的出殡游行时走在队伍最前列。
1946年夏,西南联大解散,闻一多也想随师生北返清华,却苦于全家搬迁费用而滞留。这时国民党当局认为昆明民主力量削弱,又嚣张起来,于7月11日夜间用无声手枪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当时一些名学者跑到外国领事馆要求避难,市内又盛传黑名单下一个便是闻一多,地下党通知他暂时隐蔽。闻一多却把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参加了15日下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会上本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介绍丈夫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特务却叫嚷捣乱。闻一多忍无可忍,对着会场内的千名师生和嚣张的特务,发表了一生中著名的最后演讲,宣布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会后他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五时许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便遭军用吉普车内冲锋枪扫射而死,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负重伤,凶手则驱车扬长而去。这一“李闻惨案”使中外震惊,周恩来在南京愤怒谴责说:国民党进攻共产党,双方都有武器还可以对打;对李、闻这样手无寸铁的文人竟也下此毒手,而且还要采取怯懦的暗杀方式。面对全国声讨浪潮,军统便出面诡称是其成员听到闻一多“辱骂领袖”,因“义愤”擅自开枪而非上峰指令。
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赞扬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的精神,提出:“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后来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写下的批语中,又称颂闻一多“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几十年后的清华园中,已分别矗立起闻亭和自清亭。闻亭前屹立着闻一多瘦身材、戴圆眼镜、叼烟斗的塑像。石碑上刻着他的名言:“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朝闻道,夕死可矣”,从五四狂放诗人最终成为共产党的拥护者,闻一多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升华。
闻一多的人生充满变化。他曾是以《红烛》、《死水》而饮誉一时的诗人;继而从感情奔放的诗人转为冷静的学者;最终走出书斋,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这看似充满矛盾,实则一以贯之,即无论是诗人、学者还是战士,闻一多总是在为探寻救国之路而上下求索。
从少年时代起,闻一多就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赴美后看到的巨大反差更增强了他的爱国情怀。正如他所说:“我爱中国固因她是我的祖国,而尤因她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他想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中寻找医治民族病症的药方,在书斋内探寻无效后终于走上了社会活动。闻一多早年曾信奉反共的国家主义,但他通过长期的切身体会和不断寻求真理,终于端正了认识,在抗战后期转而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以为民主事业奋斗而不惜牺牲的事迹,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最高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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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作出人在一八九九年的黄冈浠水县 他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洪波追到大会上把你教学方案撑起,而且,刚开机好吧懂了最后一次演讲 下午,他主持面试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反动派的面孔 可是在当天晚上 他被国民党刺杀享年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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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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