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大概剧情都是什么？
王实甫的《西厢记》、元稹的《全真记》、董解元的《西厢记》的大概剧情都是什么？最好有比较，答得好再加30分...
王实甫的《西厢记》、元稹的《全真记》、董解元的《西厢记》的大概剧情都是什么？最好有比较，答得好再加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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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 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 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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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 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
回答者：誉妹妹 - 举人 四级 9-1 22:10
这种故事放在现在看就一般了
回答者：中流砥柱dagong - 试用期 一级 9-2 01:34
《西厢记》：张生，进京赶考，借宿普救寺，可在考大学期间不专心学习，爱上相府小姐莺莺，莺莺父丧期间不衷心哀悼，也对张生一往情深。在丫鬟红娘的帮助下，最终互通心曲，张生金榜题名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元稹《会真记》董解元《西厢记》前半部分情节类似，不过《会真记》最后是张生为了前途，另娶显赫官员之女，对莺莺始乱终弃；董解元《西厢记》结局也是皆大欢喜，不过里面的红娘比较龌龊，以牵线为名，向张生勒索资财。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 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
回答者：誉妹妹 - 举人 四级 9-1 22:10
这种故事放在现在看就一般了
回答者：中流砥柱dagong - 试用期 一级 9-2 01:34
《西厢记》：张生，进京赶考，借宿普救寺，可在考大学期间不专心学习，爱上相府小姐莺莺，莺莺父丧期间不衷心哀悼，也对张生一往情深。在丫鬟红娘的帮助下，最终互通心曲，张生金榜题名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元稹《会真记》董解元《西厢记》前半部分情节类似，不过《会真记》最后是张生为了前途，另娶显赫官员之女，对莺莺始乱终弃；董解元《西厢记》结局也是皆大欢喜，不过里面的红娘比较龌龊，以牵线为名，向张生勒索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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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故事梗概：
唐贞元年间，前朝崔相国病逝，夫人郑氏带女儿莺莺、侍女红娘和小童欢郎一行30余人回河北博陵安葬，中途道路有阻，在河中府普救寺暂住。此时，河南洛阳书生张(名珙，字君瑞)赴长安赶考，路过河中府看望同窗好友白马将军，顺便游览普救寺时与莺莺相遇，产生了爱慕之情。张生为追求莺莺，在寺中借厢住下。
张生的住所与莺莺所住的西厢只一墙之隔。一天晚上，莺莺同红娘在园烧香祷告，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莺莺的才情进一步打动张生。
在为崔相国做超生道场时，张生、莺莺再次相遇。这时，守桥叛将孙飞虎带兵围住寺院，要抢莺莺为妻，崔夫人四处求救无援，许愿说：“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张生挺身而出，写信给白马将军杜确。杜确救兵赶到，孙飞虎兵败被擒。
不料崔夫人言而无信，不肯把莺莺嫁与张生，要二人兄妹相称。张生因此生病。红娘为张生出谋，让他月下弹琴，莺莺听后十分感动，让红娘前去看望张生。张生托红娘传书，表达想与莺莺月下相会之意，莺莺回信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约张生相会。当晚，张生跳墙赴约，由于红娘在场，莺莺假装生气，训斥张生莽撞，张生从此一病不起。莺莺放心不下，托红娘问汤药，传情诗。是夜，莺莺来到张生书斋，与张生订了终身。这件事被崔夫人觉察，她怒气冲天，拷问红娘，红娘拒理相争，巧妙地说服了崔夫人，使她只好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她又逼迫张生立即上京考试，如考不中，仍不把女儿嫁给他。
张生与莺莺惜别，上京应试，中了头名状元。然而崔夫人侄儿郑恒造摇说，张生已作了卫尚书女婿，逼崔夫人把莺莺嫁给他。就在这时，张生回到普救寺，在白马将军的帮助下，揭穿了郑恒的阴谋，与莺莺结为连理。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小说叙述唐贞元年间寄居蒲州普救寺的少女崔莺莺和书生张生恋爱、终被遗弃的悲剧故事。莺莺的悲剧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受封建礼教约束和被轻薄少年遗弃的善良少女的共同命运。可是元稹却诬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而把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说成是“善补过者”。这就未免颠倒黑白，文过饰非。
北宋苏轼曾在诗词里多次引用《莺莺传》的材料。秦观、毛滂都写过莺莺故事〔调笑转踏〕词。宋、金对峙时期，南戏里出现《张珙西厢记》，没有流传。北方出现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一般称为《董西厢》（又称《西厢□弹词》或《弦索西厢》）。它在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方面，都已经越出了《莺莺传》的窠臼，为后来王实甫《西厢记》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基础。
《董西厢》从根本上改变了元稹《莺莺传》的思想倾向，把莺莺受张生引诱失身的悲剧故事改变为莺莺和张生为争取自愿结合的婚姻、共同向封建家长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的喜剧。这一改变，赋予崔、张故事以新的主题思想，使它具有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董解元把轻薄文人张生改变为用情专一的青年；把深受封建礼教压抑的莺莺塑造成为能够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少女；加上对正面人物如红娘、法聪、白马将军和反面人物如郑恒、孙飞虎、老夫人等的刻画，初步完成了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改造。
《董西厢》是说唱艺术，它以六分之一篇幅叙述孙飞虎与法聪、白马将军的战斗,不免偏离篇末提出的“才子合配佳人”的主题。至于对张生、莺莺、老夫人等人物性格的塑造，虽已扭转了《莺莺传》的思想偏颇，但有些地方为了耸动听众迎合小市民的情趣，在着力描摹书中人物的情态时，不免有过火的地方。唱词说白的生动、泼辣,是说唱家的长技,但通俗有余,优雅不足,未能充分显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张生和莺莺的性格特征。这些地方，只有到了杰出戏曲作家王实甫手里才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从而完成了崔张故事由说唱诸宫调到杂剧的重新创造。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 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
唐贞元年间，前朝崔相国病逝，夫人郑氏带女儿莺莺、侍女红娘和小童欢郎一行30余人回河北博陵安葬，中途道路有阻，在河中府普救寺暂住。此时，河南洛阳书生张(名珙，字君瑞)赴长安赶考，路过河中府看望同窗好友白马将军，顺便游览普救寺时与莺莺相遇，产生了爱慕之情。张生为追求莺莺，在寺中借厢住下。
张生的住所与莺莺所住的西厢只一墙之隔。一天晚上，莺莺同红娘在园烧香祷告，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莺莺的才情进一步打动张生。
在为崔相国做超生道场时，张生、莺莺再次相遇。这时，守桥叛将孙飞虎带兵围住寺院，要抢莺莺为妻，崔夫人四处求救无援，许愿说：“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张生挺身而出，写信给白马将军杜确。杜确救兵赶到，孙飞虎兵败被擒。
不料崔夫人言而无信，不肯把莺莺嫁与张生，要二人兄妹相称。张生因此生病。红娘为张生出谋，让他月下弹琴，莺莺听后十分感动，让红娘前去看望张生。张生托红娘传书，表达想与莺莺月下相会之意，莺莺回信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约张生相会。当晚，张生跳墙赴约，由于红娘在场，莺莺假装生气，训斥张生莽撞，张生从此一病不起。莺莺放心不下，托红娘问汤药，传情诗。是夜，莺莺来到张生书斋，与张生订了终身。这件事被崔夫人觉察，她怒气冲天，拷问红娘，红娘拒理相争，巧妙地说服了崔夫人，使她只好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她又逼迫张生立即上京考试，如考不中，仍不把女儿嫁给他。
张生与莺莺惜别，上京应试，中了头名状元。然而崔夫人侄儿郑恒造摇说，张生已作了卫尚书女婿，逼崔夫人把莺莺嫁给他。就在这时，张生回到普救寺，在白马将军的帮助下，揭穿了郑恒的阴谋，与莺莺结为连理。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小说叙述唐贞元年间寄居蒲州普救寺的少女崔莺莺和书生张生恋爱、终被遗弃的悲剧故事。莺莺的悲剧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受封建礼教约束和被轻薄少年遗弃的善良少女的共同命运。可是元稹却诬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而把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说成是“善补过者”。这就未免颠倒黑白，文过饰非。
北宋苏轼曾在诗词里多次引用《莺莺传》的材料。秦观、毛滂都写过莺莺故事〔调笑转踏〕词。宋、金对峙时期，南戏里出现《张珙西厢记》，没有流传。北方出现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一般称为《董西厢》（又称《西厢□弹词》或《弦索西厢》）。它在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方面，都已经越出了《莺莺传》的窠臼，为后来王实甫《西厢记》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基础。
《董西厢》从根本上改变了元稹《莺莺传》的思想倾向，把莺莺受张生引诱失身的悲剧故事改变为莺莺和张生为争取自愿结合的婚姻、共同向封建家长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的喜剧。这一改变，赋予崔、张故事以新的主题思想，使它具有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董解元把轻薄文人张生改变为用情专一的青年；把深受封建礼教压抑的莺莺塑造成为能够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少女；加上对正面人物如红娘、法聪、白马将军和反面人物如郑恒、孙飞虎、老夫人等的刻画，初步完成了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改造。
《董西厢》是说唱艺术，它以六分之一篇幅叙述孙飞虎与法聪、白马将军的战斗,不免偏离篇末提出的“才子合配佳人”的主题。至于对张生、莺莺、老夫人等人物性格的塑造，虽已扭转了《莺莺传》的思想偏颇，但有些地方为了耸动听众迎合小市民的情趣，在着力描摹书中人物的情态时，不免有过火的地方。唱词说白的生动、泼辣,是说唱家的长技,但通俗有余,优雅不足,未能充分显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张生和莺莺的性格特征。这些地方，只有到了杰出戏曲作家王实甫手里才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从而完成了崔张故事由说唱诸宫调到杂剧的重新创造。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 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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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元代杂剧，王实甫撰。故事发生在唐代，张生人京赶考，路过河中府，想顺便探望一下小时的同学、现在统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杜确。听说普救寺是当地的名胜古刹，闲中便往一游。游玩之时，蓦然间遇到一位绝色佳人，惹得他“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原来这位佳人乃是崔相国府的小姐莺莺，身边陪着的是丫鬟红娘。此刻她正与母亲崔老夫人护送其父棺柩至博陵安葬，为乱兵所阻，只得在普救寺的西厢暂住，并写信人京，叫侄儿郑恒前来迎接。
为了能够接近莺莺，张生也在普救寺住下，当他听说崔家要为老相国做斋超渡时，便也要求老和尚带一份斋追荐自己的父母。红娘接洽好做斋之事从方丈室走出，迎面撞见早已守候在门外的张生。张生连忙深深一揖，说道：“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氏，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红娘又好气又好恼，回去告诉莺莺，莺莺暗暗把此事记在心上。晚上，莺莺在花园中焚香祝祷，诉述一腔悲绪。这时张生隔墙听到莺莺长叹，便高吟一绝，表达情思。莺莺和韵一首，两人的感情得到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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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连环画
崔莺莺与张君瑞在十里长亭依依惜别。
做斋的日子中，莺莺素服出现，好似玉天仙离了碧霄，“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慌乱中，莺莺与张生偷偷地眉目传情。
此时忽然发生了河桥兵变。贼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强索莺莺做压寨夫人。出于无奈，老夫人声称：“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此时张生应声而出，修书一封，着人送给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杜确，请他派兵解围。杜确接信，立即率兵，打败了孙飞虎，解救了崔氏一家和全寺僧俗。
贼兵一退，张生等待着好事的到来。莺莺满心喜欢，红娘也逗趣逗乐。老夫人安排下酒宴，派红娘去请张生。张生喜不自禁，“‘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想不到刚一见面，老夫人人却叫莺莺“近前拜了哥哥”。一听说兄妹相称，莺莺芳心欲碎，张生愤然告辞，急坏了一旁的红娘。红娘悄悄与张生说：今晚小姐后花园烧香，先生可用琴音拨动她的心弦。晚上，张生听到红娘一声咳嗽，弹了一曲“风求凰”。莺莺闻之，不觉泪下，遂命红娘传话，不管母亲从中间阻，我们俩一定要好歹相随。
相思人骨，张生染病卧床。莺莺派红娘前去探望，带回张生情书一封。红娘暗自把信放在妆盒儿上。莺莺梳妆时见信，“颠来倒去不害心烦”。一见红娘在旁察颜观色，马上羞红了脸，并狠狠地斥责她不应拿这简来。红娘深知小姐心里所想，假意说拿这简帖到老夫人面前出首。莺莺赶忙拦住。莺莺说要以简相酬，不过是为了兄妹之礼，叫红娘送给张生。张生拆简一看，顿时喜出望外，原来那是一首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o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分明是约他夜间跳墙相会。红娘此时方知莺莺简帖的内容，但愿意成全他们。
晚间，张生跳过粉墙，一把搂住莺莺。却不料莺莺又变脸说：“你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夤夜来此何干?”并扬言把他送到老夫人那里严办。张生受此刺激，相思病日益沉重。莺莺内疚，又写了一简，假托药方，央求红娘送去。张生接简细看，方知莺莺诗致歉，并认真表示：“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就是说她要效法巫山神女会襄王的故事，真的和他幽会。当天晚上，红娘携了衾枕，果然把小姐送进了张生的房内。
过了几天，老夫人发觉莺莺语言恍惚，体态异常，情知不妙。唤来红娘，问她是否知罪，并欲施行家法。红娘一狠心说出了真情。老夫人说这都是你这小贱人的不是，红娘抢白道：“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红娘接着数落老夫人悔却前言，失信于人，又说：“目下老夫人若不成全，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久后得官，惊动官司，还要落个治家不严之罪。”一番话说得老夫人哑口无言，只得允下这门婚事，但又提出崔家三代不招白衣之婿，叫张生明日上朝赶考，得官后再来娶亲，否则休来相见。张生唯唯而退。
千里长亭，碧云漫天，黄叶满地，西风阵阵，北雁南飞，一片萧瑟景象。莺莺和泪相送，叫他无论得官与否，早早回来，千万不要停妻再娶。张生依依不舍，告别亲人，行至草桥歇宿，情思郁结，忽然梦见莺莺渡河前来，一起私奔，途中遭遇一群贼兵，将莺莺抢走，鸳梦惊破，不免又增一番怅惘。
再说郑恒接到老夫人的信，从京城赶到河中，闻得表姐已嫁与张生，不胜帐恨，遂编造张生已被卫尚书家招赘的谎言，欲使莺莺改嫁给他。这时恰好张生状元及第，回来迎娶，白马将军同时赉旨前来，为崔、张二入主婚。郑恒自知有罪难赦，触树自尽。云开雾散，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留下了一首千古传颂的爱情颂歌。《西厢记》，全名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为了能够接近莺莺，张生也在普救寺住下，当他听说崔家要为老相国做斋超渡时，便也要求老和尚带一份斋追荐自己的父母。红娘接洽好做斋之事从方丈室走出，迎面撞见早已守候在门外的张生。张生连忙深深一揖，说道：“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氏，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红娘又好气又好恼，回去告诉莺莺，莺莺暗暗把此事记在心上。晚上，莺莺在花园中焚香祝祷，诉述一腔悲绪。这时张生隔墙听到莺莺长叹，便高吟一绝，表达情思。莺莺和韵一首，两人的感情得到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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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斋的日子中，莺莺素服出现，好似玉天仙离了碧霄，“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慌乱中，莺莺与张生偷偷地眉目传情。
此时忽然发生了河桥兵变。贼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强索莺莺做压寨夫人。出于无奈，老夫人声称：“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此时张生应声而出，修书一封，着人送给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杜确，请他派兵解围。杜确接信，立即率兵，打败了孙飞虎，解救了崔氏一家和全寺僧俗。
贼兵一退，张生等待着好事的到来。莺莺满心喜欢，红娘也逗趣逗乐。老夫人安排下酒宴，派红娘去请张生。张生喜不自禁，“‘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想不到刚一见面，老夫人人却叫莺莺“近前拜了哥哥”。一听说兄妹相称，莺莺芳心欲碎，张生愤然告辞，急坏了一旁的红娘。红娘悄悄与张生说：今晚小姐后花园烧香，先生可用琴音拨动她的心弦。晚上，张生听到红娘一声咳嗽，弹了一曲“风求凰”。莺莺闻之，不觉泪下，遂命红娘传话，不管母亲从中间阻，我们俩一定要好歹相随。
相思人骨，张生染病卧床。莺莺派红娘前去探望，带回张生情书一封。红娘暗自把信放在妆盒儿上。莺莺梳妆时见信，“颠来倒去不害心烦”。一见红娘在旁察颜观色，马上羞红了脸，并狠狠地斥责她不应拿这简来。红娘深知小姐心里所想，假意说拿这简帖到老夫人面前出首。莺莺赶忙拦住。莺莺说要以简相酬，不过是为了兄妹之礼，叫红娘送给张生。张生拆简一看，顿时喜出望外，原来那是一首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o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分明是约他夜间跳墙相会。红娘此时方知莺莺简帖的内容，但愿意成全他们。
晚间，张生跳过粉墙，一把搂住莺莺。却不料莺莺又变脸说：“你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夤夜来此何干?”并扬言把他送到老夫人那里严办。张生受此刺激，相思病日益沉重。莺莺内疚，又写了一简，假托药方，央求红娘送去。张生接简细看，方知莺莺诗致歉，并认真表示：“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就是说她要效法巫山神女会襄王的故事，真的和他幽会。当天晚上，红娘携了衾枕，果然把小姐送进了张生的房内。
过了几天，老夫人发觉莺莺语言恍惚，体态异常，情知不妙。唤来红娘，问她是否知罪，并欲施行家法。红娘一狠心说出了真情。老夫人说这都是你这小贱人的不是，红娘抢白道：“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红娘接着数落老夫人悔却前言，失信于人，又说：“目下老夫人若不成全，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久后得官，惊动官司，还要落个治家不严之罪。”一番话说得老夫人哑口无言，只得允下这门婚事，但又提出崔家三代不招白衣之婿，叫张生明日上朝赶考，得官后再来娶亲，否则休来相见。张生唯唯而退。
千里长亭，碧云漫天，黄叶满地，西风阵阵，北雁南飞，一片萧瑟景象。莺莺和泪相送，叫他无论得官与否，早早回来，千万不要停妻再娶。张生依依不舍，告别亲人，行至草桥歇宿，情思郁结，忽然梦见莺莺渡河前来，一起私奔，途中遭遇一群贼兵，将莺莺抢走，鸳梦惊破，不免又增一番怅惘。
再说郑恒接到老夫人的信，从京城赶到河中，闻得表姐已嫁与张生，不胜帐恨，遂编造张生已被卫尚书家招赘的谎言，欲使莺莺改嫁给他。这时恰好张生状元及第，回来迎娶，白马将军同时赉旨前来，为崔、张二入主婚。郑恒自知有罪难赦，触树自尽。云开雾散，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留下了一首千古传颂的爱情颂歌。《西厢记》，全名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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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是元代杂剧中内容最丰富、情节最曲折、艺术水平很高且对后世戏剧影响最大的作品。它的作者王实甫是大都(今北京)人，不是山西人；但是，它所描写的故事却是发生在蒲州(今山西永济)有一座莺莺塔的普救寺。因此，作为《中国文学与山西》一书，以专章来介绍《西厢记》，是应当的。另外，王实甫的《西厢记》的前身之一是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其中使用了许多晋南方言；而董解元的生平和籍贯不详，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董解元是山西人。
从体例上看，《西厢记》相当于一部通常的四折元杂剧的五倍，也就是说，是五个杂剧的容量，这就使得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正如钟嗣成在《录鬼簿》里转引贾仲明的“凌波仙”吊词所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它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在情节上大致相同，但在各个方面都作了进一步的加工、发展和提高，堵塞了不少漏洞，删减了蔓生的枝干，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更为合情合理；同时，充分发挥了戏剧的长处，使矛盾冲突更为激烈，人物心理更为细致，语言更为精炼，把元代杂剧创作推向一个高水平。
《西厢记》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会真记》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讲述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地点在河中府(山西永济)的普救寺里。前朝崔相国去世后，其夫人崔氏携女儿莺莺扶丈夫灵柩回原籍安葬，因路途不畅，暂时将灵柩寄放在普救寺，母女及丫环红娘等住在了寺院的西厢房里。青年书生张君瑞(张生)父母双亡，四处飘游，路过普救寺，恰遇莺莺由红娘陪伴在佛殿游玩，张生惊异于莺莺的貌美，遂借口读书向寺主租得僧房半间住下。张生与莺莺隔墙吟诗，互相爱慕，却无法接近。武将孙飞虎听说莺莺貌美，带领五千人马来抢夺，全寺惊恐万分。崔夫人无奈，传令如有能退围寺兵马者，不论何人，把莺莺许配于他。张生写信给故交白马将军杜确，解了普救寺之围。不料，崔夫人变了卦，以莺莺已经许配内侄郑恒为由诲婚，并设宴让莺莺向张生敬酒，以兄妹相称。莺莺不从命，掷杯以示反抗；张生也因此而生病。莺莺让红娘去探病，张生以书简相托；莺莺回信，以“明月三五夜”诗相约；张生夜间前来应约，莺莺却责怪张生无礼。张生病况愈重，卧床不起；莺莺去探病，两人结了百年之好。不久，崔夫人得知此情，拷问红娘；红娘只得把真实情况全部讲出来，并且指责老夫人言而无信的过错。崔夫人理屈词穷，只好应允他们成为夫妻，但提出张生必须考中状元的条件，否则还是不行。张生因此被迫上京应试，莺莺送于十里长亭。张生一举中了状元，并被朝廷授予河南府尹官职。此时，崔夫人的内侄郑恒却要破坏二人的婚事，造谣说张生已被卫尚书召为女婿。幸亏张生及时赶到，在杜确将军的帮助下，澄清了事实，郑恒羞惭触树而死，张生终于同莺莺结为美满夫妻。
《西厢记》的生命历久而不衰，一直为读者所喜爱，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精心塑造了张生、莺莺和红娘等几位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深刻了解这些人物的性格、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准确地把它们表现了出来。通过矛盾和冲突来刻划人物的性格，人物的行动和心理变化都很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
《西厢记》元代王实甫作。写张生与崔莺莺这一对有情人冲破困阻终成眷属的故事。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剧情是：书生张君瑞在普救寺里偶遇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对她一见倾心，苦于无法接近。此时恰有孙飞虎听说莺莺美貌，率兵围住普救寺，要强娶莺莺为妻。崔老夫人情急之下听从莺莺主意，允诺如有人能够退兵，便将莺莺嫁他。张生喜出望外，修书请得故人白马将军杜确率兵前来解围，但事后崔老夫人绝口不提婚事，只让二人以兄妹相称。张生失望之极，幸有莺莺的丫环红娘从中帮忙，扶莺莺月夜烧香，听见张生弹琴诉说衷肠。后来莺莺听说张生病倒，让红娘去书房探望。张生相思难解，央求红娘替他从中传递消息。莺莺怜惜张生，终于鼓起勇气，也写诗回赠，后在红娘帮助下，二人瞒过崔老夫人，私下幽会并订了终身。老夫人知情后怒责红娘，但已无可挽回，便催张生进京应考。张生与莺莺依依而别，半年后得中状元。崔老夫人的侄儿郑恒本与莺莺有婚约，便趁张生还未返回之时谎报张生已被卫尚书招赘为婿，老夫人一气之下要将莺莺嫁给郑恒，幸好张生及时归来，有情人终成眷属。《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此剧流传版本甚多，大致有：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凤馆刻本（李贽、王世贞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刻本（王骥德、徐渭注，沈景评）、明万历间萧腾鸿刻本（陈继儒评）、明天启间乌程凌氏朱墨套印本（凌蒙初校注）、民国五年（1916）贵池刘氏《暖江室汇刻传剧第二种》重刻凌氏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西陵天章阁刻本（李贽评）、明崇祯间汇锦堂刻本（汤显祖、李贽、徐渭评）、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开明书店排印汲古阁《六十种曲》本。
从体例上看，《西厢记》相当于一部通常的四折元杂剧的五倍，也就是说，是五个杂剧的容量，这就使得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正如钟嗣成在《录鬼簿》里转引贾仲明的“凌波仙”吊词所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它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在情节上大致相同，但在各个方面都作了进一步的加工、发展和提高，堵塞了不少漏洞，删减了蔓生的枝干，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更为合情合理；同时，充分发挥了戏剧的长处，使矛盾冲突更为激烈，人物心理更为细致，语言更为精炼，把元代杂剧创作推向一个高水平。
《西厢记》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会真记》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讲述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地点在河中府(山西永济)的普救寺里。前朝崔相国去世后，其夫人崔氏携女儿莺莺扶丈夫灵柩回原籍安葬，因路途不畅，暂时将灵柩寄放在普救寺，母女及丫环红娘等住在了寺院的西厢房里。青年书生张君瑞(张生)父母双亡，四处飘游，路过普救寺，恰遇莺莺由红娘陪伴在佛殿游玩，张生惊异于莺莺的貌美，遂借口读书向寺主租得僧房半间住下。张生与莺莺隔墙吟诗，互相爱慕，却无法接近。武将孙飞虎听说莺莺貌美，带领五千人马来抢夺，全寺惊恐万分。崔夫人无奈，传令如有能退围寺兵马者，不论何人，把莺莺许配于他。张生写信给故交白马将军杜确，解了普救寺之围。不料，崔夫人变了卦，以莺莺已经许配内侄郑恒为由诲婚，并设宴让莺莺向张生敬酒，以兄妹相称。莺莺不从命，掷杯以示反抗；张生也因此而生病。莺莺让红娘去探病，张生以书简相托；莺莺回信，以“明月三五夜”诗相约；张生夜间前来应约，莺莺却责怪张生无礼。张生病况愈重，卧床不起；莺莺去探病，两人结了百年之好。不久，崔夫人得知此情，拷问红娘；红娘只得把真实情况全部讲出来，并且指责老夫人言而无信的过错。崔夫人理屈词穷，只好应允他们成为夫妻，但提出张生必须考中状元的条件，否则还是不行。张生因此被迫上京应试，莺莺送于十里长亭。张生一举中了状元，并被朝廷授予河南府尹官职。此时，崔夫人的内侄郑恒却要破坏二人的婚事，造谣说张生已被卫尚书召为女婿。幸亏张生及时赶到，在杜确将军的帮助下，澄清了事实，郑恒羞惭触树而死，张生终于同莺莺结为美满夫妻。
《西厢记》的生命历久而不衰，一直为读者所喜爱，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精心塑造了张生、莺莺和红娘等几位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深刻了解这些人物的性格、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准确地把它们表现了出来。通过矛盾和冲突来刻划人物的性格，人物的行动和心理变化都很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
《西厢记》元代王实甫作。写张生与崔莺莺这一对有情人冲破困阻终成眷属的故事。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剧情是：书生张君瑞在普救寺里偶遇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对她一见倾心，苦于无法接近。此时恰有孙飞虎听说莺莺美貌，率兵围住普救寺，要强娶莺莺为妻。崔老夫人情急之下听从莺莺主意，允诺如有人能够退兵，便将莺莺嫁他。张生喜出望外，修书请得故人白马将军杜确率兵前来解围，但事后崔老夫人绝口不提婚事，只让二人以兄妹相称。张生失望之极，幸有莺莺的丫环红娘从中帮忙，扶莺莺月夜烧香，听见张生弹琴诉说衷肠。后来莺莺听说张生病倒，让红娘去书房探望。张生相思难解，央求红娘替他从中传递消息。莺莺怜惜张生，终于鼓起勇气，也写诗回赠，后在红娘帮助下，二人瞒过崔老夫人，私下幽会并订了终身。老夫人知情后怒责红娘，但已无可挽回，便催张生进京应考。张生与莺莺依依而别，半年后得中状元。崔老夫人的侄儿郑恒本与莺莺有婚约，便趁张生还未返回之时谎报张生已被卫尚书招赘为婿，老夫人一气之下要将莺莺嫁给郑恒，幸好张生及时归来，有情人终成眷属。《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此剧流传版本甚多，大致有：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凤馆刻本（李贽、王世贞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刻本（王骥德、徐渭注，沈景评）、明万历间萧腾鸿刻本（陈继儒评）、明天启间乌程凌氏朱墨套印本（凌蒙初校注）、民国五年（1916）贵池刘氏《暖江室汇刻传剧第二种》重刻凌氏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西陵天章阁刻本（李贽评）、明崇祯间汇锦堂刻本（汤显祖、李贽、徐渭评）、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开明书店排印汲古阁《六十种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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