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家长普遍比较焦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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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长辈也是有很多心理问题的,而且更严重,只不过由于那些年代心理学概念更加匮乏,不把很多现象视为创伤罢了,除了心理学知识的匮乏,中国的中老年群体的精神创伤无法得到展示、讨论和疗愈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创伤很大程度上和政治高度相关。
首先是控制欲过强。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生命力遭到剥夺,那么ta就可能无意识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复这种行为,即同样地剥夺孩子的自主性和反抗能力,让孩子也复制自己的创伤,孩子通过对长辈的“投射性认同”继承了这种创伤,然后再传给自己的孩子。成长于50-8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成长在一种强控制的环境,这种强控制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专制性,但也很大程度源于持续的政治高压。从50年代起,各种运动就此起彼伏,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再到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那十年,长久的动荡使人不得不谨小慎微。
第二是对权力的极度恐惧和推崇。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搞民营企业的都是坏人,只有公务员是好人,当然可以说他们的观念很错误,但从心理的角度看,这显然是创伤的产物。在那个小小的村干部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时代,崇拜权力、畏惧权力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心理,这种创伤是即使更换了环境也难以改变的,这位朋友的父母想必见过太多权力肆意妄为的事例,在极端的恐惧下才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第三是对于出头和表现自我的极度恐惧。在一个捕风捉影和随意定罪的时代,表现自我、和别人不一致是极度危险的,只有表现得普通和平凡,才不会招来额外的关注和打击。许多中国长辈都有这样的择业观:文学、艺术、美学、哲学、新闻、社会科学等等都是不务实的,虚无缥缈的,只有理工科和医学等等是实在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真实的原因是前者在政治波动中非常容易遭受摧残,而后者由于有一些实用价值更可能保留下来。
其他的心理问题还有歇斯底里、毁灭焦虑、习得性无助等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阐述。中国家庭的教育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家长的心理问题,只有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的视角,才能够取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总之,在揭示和疗愈创伤、恢复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生命力上,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是控制欲过强。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生命力遭到剥夺,那么ta就可能无意识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复这种行为,即同样地剥夺孩子的自主性和反抗能力,让孩子也复制自己的创伤,孩子通过对长辈的“投射性认同”继承了这种创伤,然后再传给自己的孩子。成长于50-8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成长在一种强控制的环境,这种强控制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专制性,但也很大程度源于持续的政治高压。从50年代起,各种运动就此起彼伏,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再到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那十年,长久的动荡使人不得不谨小慎微。
第二是对权力的极度恐惧和推崇。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搞民营企业的都是坏人,只有公务员是好人,当然可以说他们的观念很错误,但从心理的角度看,这显然是创伤的产物。在那个小小的村干部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时代,崇拜权力、畏惧权力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心理,这种创伤是即使更换了环境也难以改变的,这位朋友的父母想必见过太多权力肆意妄为的事例,在极端的恐惧下才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第三是对于出头和表现自我的极度恐惧。在一个捕风捉影和随意定罪的时代,表现自我、和别人不一致是极度危险的,只有表现得普通和平凡,才不会招来额外的关注和打击。许多中国长辈都有这样的择业观:文学、艺术、美学、哲学、新闻、社会科学等等都是不务实的,虚无缥缈的,只有理工科和医学等等是实在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真实的原因是前者在政治波动中非常容易遭受摧残,而后者由于有一些实用价值更可能保留下来。
其他的心理问题还有歇斯底里、毁灭焦虑、习得性无助等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阐述。中国家庭的教育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家长的心理问题,只有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的视角,才能够取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总之,在揭示和疗愈创伤、恢复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生命力上,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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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长辈也是有很多心理问题的,而且更严重,只不过由于那些年代心理学概念更加匮乏,不把很多现象视为创伤罢了,除了心理学知识的匮乏,中国的中老年群体的精神创伤无法得到展示、讨论和疗愈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创伤很大程度上和政治高度相关。
首先是控制欲过强。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生命力遭到剥夺,那么ta就可能无意识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复这种行为,即同样地剥夺孩子的自主性和反抗能力,让孩子也复制自己的创伤,孩子通过对长辈的“投射性认同”继承了这种创伤,然后再传给自己的孩子。成长于50-8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成长在一种强控制的环境,这种强控制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专制性,但也很大程度源于持续的政治高压。从50年代起,各种运动就此起彼伏,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再到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那十年,长久的动荡使人不得不谨小慎微。
第二是对权力的极度恐惧和推崇。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搞民营企业的都是坏人,只有公务员是好人,当然可以说他们的观念很错误,但从心理的角度看,这显然是创伤的产物。在那个小小的村干部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时代,崇拜权力、畏惧权力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心理,这种创伤是即使更换了环境也难以改变的,这位朋友的父母想必见过太多权力肆意妄为的事例,在极端的恐惧下才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第三是对于出头和表现自我的极度恐惧。在一个捕风捉影和随意定罪的时代,表现自我、和别人不一致是极度危险的,只有表现得普通和平凡,才不会招来额外的关注和打击。许多中国长辈都有这样的择业观:文学、艺术、美学、哲学、新闻、社会科学等等都是不务实的,虚无缥缈的,只有理工科和医学等等是实在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真实的原因是前者在政治波动中非常容易遭受摧残,而后者由于有一些实用价值更可能保留下来。
其他的心理问题还有歇斯底里、毁灭焦虑、习得性无助等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阐述。中国家庭的教育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家长的心理问题,只有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的视角,才能够取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总之,在揭示和疗愈创伤、恢复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生命力上,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是控制欲过强。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生命力遭到剥夺,那么ta就可能无意识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复这种行为,即同样地剥夺孩子的自主性和反抗能力,让孩子也复制自己的创伤,孩子通过对长辈的“投射性认同”继承了这种创伤,然后再传给自己的孩子。成长于50-8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成长在一种强控制的环境,这种强控制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专制性,但也很大程度源于持续的政治高压。从50年代起,各种运动就此起彼伏,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再到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那十年,长久的动荡使人不得不谨小慎微。
第二是对权力的极度恐惧和推崇。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搞民营企业的都是坏人,只有公务员是好人,当然可以说他们的观念很错误,但从心理的角度看,这显然是创伤的产物。在那个小小的村干部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时代,崇拜权力、畏惧权力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心理,这种创伤是即使更换了环境也难以改变的,这位朋友的父母想必见过太多权力肆意妄为的事例,在极端的恐惧下才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第三是对于出头和表现自我的极度恐惧。在一个捕风捉影和随意定罪的时代,表现自我、和别人不一致是极度危险的,只有表现得普通和平凡,才不会招来额外的关注和打击。许多中国长辈都有这样的择业观:文学、艺术、美学、哲学、新闻、社会科学等等都是不务实的,虚无缥缈的,只有理工科和医学等等是实在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真实的原因是前者在政治波动中非常容易遭受摧残,而后者由于有一些实用价值更可能保留下来。
其他的心理问题还有歇斯底里、毁灭焦虑、习得性无助等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阐述。中国家庭的教育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家长的心理问题,只有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的视角,才能够取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总之,在揭示和疗愈创伤、恢复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生命力上,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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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控制欲过强。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生命力遭到剥夺,那么ta就可能无意识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复这种行为,即同样地剥夺孩子的自主性和反抗能力,让孩子也复制自己的创伤,孩子通过对长辈的“投射性认同”继承了这种创伤,然后再传给自己的孩子。成长于50-8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成长在一种强控制的环境,这种强控制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专制性,但也很大程度源于持续的政治高压。从50年代起,各种运动就此起彼伏,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再到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那十年,长久的动荡使人不得不谨小慎微。
第二是对权力的极度恐惧和推崇。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搞民营企业的都是坏人,只有公务员是好人,当然可以说他们的观念很错误,但从心理的角度看,这显然是创伤的产物。在那个小小的村干部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时代,崇拜权力、畏惧权力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心理,这种创伤是即使更换了环境也难以改变的,这位朋友的父母想必见过太多权力肆意妄为的事例,在极端的恐惧下才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第三是对于出头和表现自我的极度恐惧。在一个捕风捉影和随意定罪的时代,表现自我、和别人不一致是极度危险的,只有表现得普通和平凡,才不会招来额外的关注和打击。许多中国长辈都有这样的择业观:文学、艺术、美学、哲学、新闻、社会科学等等都是不务实的,虚无缥缈的,只有理工科和医学等等是实在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真实的原因是前者在政治波动中非常容易遭受摧残,而后者由于有一些实用价值更可能保留下来。
其他的心理问题还有歇斯底里、毁灭焦虑、习得性无助等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阐述。中国家庭的教育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家长的心理问题,只有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的视角,才能够取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总之,在揭示和疗愈创伤、恢复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生命力上,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是控制欲过强。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生命力遭到剥夺,那么ta就可能无意识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复这种行为,即同样地剥夺孩子的自主性和反抗能力,让孩子也复制自己的创伤,孩子通过对长辈的“投射性认同”继承了这种创伤,然后再传给自己的孩子。成长于50-8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成长在一种强控制的环境,这种强控制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专制性,但也很大程度源于持续的政治高压。从50年代起,各种运动就此起彼伏,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再到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那十年,长久的动荡使人不得不谨小慎微。
第二是对权力的极度恐惧和推崇。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搞民营企业的都是坏人,只有公务员是好人,当然可以说他们的观念很错误,但从心理的角度看,这显然是创伤的产物。在那个小小的村干部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时代,崇拜权力、畏惧权力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心理,这种创伤是即使更换了环境也难以改变的,这位朋友的父母想必见过太多权力肆意妄为的事例,在极端的恐惧下才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第三是对于出头和表现自我的极度恐惧。在一个捕风捉影和随意定罪的时代,表现自我、和别人不一致是极度危险的,只有表现得普通和平凡,才不会招来额外的关注和打击。许多中国长辈都有这样的择业观:文学、艺术、美学、哲学、新闻、社会科学等等都是不务实的,虚无缥缈的,只有理工科和医学等等是实在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真实的原因是前者在政治波动中非常容易遭受摧残,而后者由于有一些实用价值更可能保留下来。
其他的心理问题还有歇斯底里、毁灭焦虑、习得性无助等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阐述。中国家庭的教育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家长的心理问题,只有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的视角,才能够取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总之,在揭示和疗愈创伤、恢复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生命力上,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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