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李白的生平和杜甫的生平吗?他们流传下来的诗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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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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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762)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父李客(或谓真名不详,“客”是对外来者的泛称),不求禄仕而家境富裕,所以人们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年轻时仗剑任侠,《与韩荆州书》云: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诗中也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这样的句子描述其风度。很久以后,他和朋友叙旧,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杀出五陵恶少重围的往事(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他还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十八、九岁时,李白曾隐居于戴天大匡山,并从赵蕤学。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孙光宪《北梦琐言》)的学者,所著《长短经》十卷即主经邦济世的事功之学。李白二十岁遇到苏颋,又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开元十二年(724)秋,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从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接着又到了金陵、广陵和会稽等地,不久回舟西上,寓居郧城(今湖北安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遇到他,夸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三十岁。

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732)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 *** 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业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一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白离长安后,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东兖州,李白又与杜甫相遇,同游泗水、东蒙等地。随着天宝年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 *** ,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他四处浪游,飘泊在梁园、鲁郡和金陵一带,还到过幽蓟等地。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璘军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当时诗人正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之中,以至杜甫还误信了流言写诗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时遇赦放还。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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